近日，東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發布的《解決低生育的辦法找到了——中國生育報告》成爲輿論焦點。文章的核心觀點爲：建議盡快建立鼓勵生育基金，央行每年多印2萬億，專款專用，每年多生500萬，10年可以多生5000萬。一定要抓住75-85年還能生的時間窗口，抓緊出台鼓勵生育基金，再不出台就晚了，不要指望90後00後。75年-85年的這批人還有多子多福的生育觀念，而90後和00後不要說生二胎或者三胎，很多人甚至連結婚都不願意。主要邏輯爲：中國少子化和老齡化問題嚴峻，2021年綜合生育率1.1，新生兒1000萬左右，而代際平衡需要每年1500萬，即每年多生500萬。OECD國家鼓勵生育相關的家庭社會福利支出占GDP比重2%-3%，中國GDP110萬億，所以鼓勵生育基金應該是2萬億。但是，現在疫情、經濟下行壓力大、土地財政大幅下滑，政府、企業和家庭都沒錢，所以印錢生娃。我國育齡婦女正在以每年300萬-400萬的速度在下降，因而需要盡快實施。
筆者認爲：
中國面臨未富先老的重大風險。2020年中國老齡化程度與日本1994年相當，人均GDP卻不到1994年日本的1/3。人口作爲最重要的生産要素，除非人工智能快速發展，醫療、養老等服務均需要年輕人提供。人口結構惡化將帶來醫療、養老等資源的供應相對不足，只能實現低水平廣覆蓋，抑制醫療、養老服務的商業利潤，使其更多體現公益性。爲了廣大國人能獲得更好的生活，必須改善人口結構。
緩解育齡家庭的經濟約束才是治本之策。生育由動物的本能轉化爲人類的理性行爲，由經濟驅動轉化爲情感驅動、經濟約束。制約中國生育率的主要因素早已不是生育政策，而是經濟壓力。所以全面二孩政策的刺激效果遠遜預期，三胎政策的效果更是不宜指望。
許多國家都采取激勵政策提高生育率。人口養育作爲一個對社會具有正外部性的行爲，政府使用財政補貼是合理合法的。
東亞國家的生育鼓勵政策成效不明顯。生育政策未顯著奏效的原因有：（1）經濟壓力大。（2）生育觀念改變。（3）政府支持力度有限。（4）人口負增長慣性。（5）婚都難結，遑論生娃。
育齡女性人數持續減少，生育激勵刻不容緩。在未來五年，育齡女性減少將成爲中國出生人口快速下降的重要影響因子。而中國育齡婦女的數量在較長時間內是無法改變的，生育激勵政策必須盡快落實。
征收財産稅籌措生育基金才是正道。印錢生娃實質上是財政支出貨幣化，將打破財政紀律，不宜采納。既然生育基金可以印錢，醫療、養老、扶貧甚至是基建爲什麽不可以印錢？中國經濟增長確實面臨下行壓力，消費稅、收入稅等均受到影響，但是財産稅卻不會受到影響，通過實施財稅體制改革，加大財産性稅收征收，並從中籌措生育基金才是正道。
生育基金效果有限，仍需降低養育壓力。假設一個孩子的撫養成本相當于家庭收入的5倍，2021年中國普通家庭一個孩子的撫養成本將超過100萬。則2萬億生育基金每年僅能刺激多生200萬人口。爲了更好地提升生育率，還需要降低婚育成本。一切加重養育負擔的行業都將面臨被政策限制、利潤率下降甚至被取締的風險。
聚焦90後、00後，解決生育問題需先解決婚戀問題。聚焦75-85年、忽視90後00後大錯特錯。75-85年處于37-47歲，已經過于婚育的黃金年齡；90後處于22-32歲之間，正是婚育主力人群。倘若忽視90後、00後，結果就是90後、00後的生育率大幅低于80後。等80後刺激效果過去，90後、00後的婚育問題由于年齡原因更難解決，再重視90後、00後的婚育問題已經晚了，中國將面臨出生人口的斷崖式下滑。
東亞推崇婚內生子的生育文化，政府鼓勵生育，就必須解決結婚難的問題。而經濟壓力正是導致中國晚婚晚育的重要因子。爲了促進青年結婚和生育，中國政府必須堅持房住不炒，並推動房價回歸合理水平。
一、中國面臨未富先老的重大風險
2020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達到13.50%，老年人口撫養比（65歲以上人口與15歲至64歲人口之比）爲19.7%，老齡化程度與日本1994年相當。而1994年日本的總和生育率爲1.5，高于2020年的中國，中國少子化程度高于1994年的日本；1994年日本人均GDP達到3.9萬美元，遠超美國的2.8萬美元。2020年中國人均GDP僅1.13萬美元，不及美國的6.4萬美元和日本的3.95萬美元，不到1994年日本的1/3。如果在生育鼓勵政策下中國的總和生育率能夠回升，則老齡化程度可能與日本相差26年。否則，中國面臨的老齡化程度將比日本更加嚴峻。
圖:曆次普查人口年齡結構
醫療養老産業只能實現低水平廣覆蓋，亟待降本增效。個人層面而言，不生養孩子可以進養老院由社會撫養，但無論是家庭養老還是社會養老，責任人都是年輕一代。除非人工智能快速發展，醫療、養老等服務均需要年輕人提供。人口結構惡化將帶來醫療、養老等資源的供應相對不足，只能實現低水平廣覆蓋，抑制醫療、養老服務的商業利潤，使其更多體現公益性。隨著老齡人口贍養率上升，每個離退休者對應的養老金繳納者人數越來越少。爲了滿足老人的需求，要麽通過創新使得年輕一代收入快速提升，要麽減少老年人福利水平，要麽提高生育率或延遲退休降低老年撫養比。否則，養老支出壓力將越來越大。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9-2050》表明，全國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余到2027年達到峰值6.99萬億元，然後開始迅速下降，到2035年耗盡累計結余。與此同時，老年人對于醫療保健的需求較高，爲了在供給受到勞動人口數量限制、消費支出受到醫療保險金約束的情況下滿足醫療保健需求，唯有通過集中采購降低醫療成本，倒逼醫療企業降本增效。爲了廣大國人能獲得更好的生活，必須改善人口結構。
二、緩解育齡家庭的經濟約束才是治本之策
全面二孩政策效果遠遜預期。1998年之後，中國出生率不斷下行。到2002年，出生率已經降至12.86‰。自此開始，中國出生人口維持在1500～1700萬之間。2016年和2017年由于二孩政策，出生人口短暫上升至1786萬和1723萬。但是，到了2018年，出生率下降至10.94‰的曆史低位，出生人口也跌至1523萬，再次回到1500～1700萬區間。出生率的下降也使得人口自然增長率下降，2018年中國人口總量139538萬，僅比2017年增加530萬，增量人口創1962年以來新低。2019年中國全年出生人口1465萬人，人口出生率爲10.48‰。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的沖擊，中國出生人口爲1200萬人，人口出生率爲8.52‰，人口自然增長率僅爲1.45‰，人口總量面臨零增長甚至負增長的困局。2020年的新冠疫情使得全球生育率明顯下降，日本由2019年的1.36降至2020年的1.34，美國由2019年的1.71降至2020年的1.63。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202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僅爲1.3，甚至低于日本，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圖: 中國人口發展曆史（1949-2020）
經濟壓力取代生育政策，成爲生育水平低于生育意願的首要影響因素。生育由動物的本能轉化爲人類的理性行爲，由經濟驅動轉化爲情感驅動、經濟約束。制約中國生育率的主要因素早已不是生育政策，而是經濟壓力。1978年爲了控制人口增長率將生育納入憲法時，中國人的理想子女數依然較高。計劃生育政策導致實際生育率低于意願生育數，但超生行爲使得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依然較高。中國的總和生育率自1992年開始才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21世紀初，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又做出了一些調整，在許多地區，特別是經濟較爲發達的地區，計劃生育政策有一定程度的放松。2014年單獨二孩、全面二孩政策陸續出台，2021年放開三胎政策並鼓勵生育。但是，到2018年，中國育齡婦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數僅爲1.96個，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數僅爲1.75個。在不受任何外界條件影響下，11.4%的育齡婦女認爲1個孩子最理想，80%認爲2個最理想，7.9%認爲3個及以上最理想，0.7%認爲沒有孩子最好。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育齡婦女的理想子女數分別爲2.02和1.83個；打算生育子女數分別爲1.91和1.46個。調查數據顯示，中國育齡婦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前3位原因依次是“經濟負擔重”、“年齡太大”、“沒人帶孩子”（賀丹等，2018）。所以全面二孩政策的刺激效果遠遜預期，三胎政策的效果更是不宜指望。緩解育齡家庭的經濟約束才是治本之策。
表：中國育齡婦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原因
資料來源：賀丹等，2006～2016年中國生育狀況報告——基于2017年全國生育狀況抽樣調查數據分析
三、許多國家都采取激勵政策提高生育率
人口養育作爲一個對社會具有正外部性的行爲，政府使用財政補貼是合理合法的。目前全世界共有85個國家和地區處于低生育水平, 其中24個歐洲和東亞國家處于很低生育水平（茅倬彥等，2018）。低生育率誘致的人口老齡化、少子化和勞動力短缺等諸多問題已經嚴重影響國家的可持續發展能力。爲有效緩解低生育率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 不少國家出台了生育鼓勵政策，主要有：
（1）以現金補貼、減稅爲主的經濟激勵政策
生育決策受家庭物質條件影響較大, 因此大多數國家都從提供現金補貼和降低稅收兩個維度來分擔部分家庭孩子生育成本, 以減輕家庭培養孩子的經濟壓力, 從而提高其生育意願。
（2）以産假、幼托服務爲主的社會福利政策
生育決策還受家庭時間、精力等因素影響。歐美發達國家在延長産假時間、提高産假補償標准、父親陪護産假等方面形成了完善的政策體系, 以立法形式對休假資格、時限、津貼等予以明確規制, 保障了女性分娩假、育兒假期以及父親陪護和育兒假的有效實施, 減輕了母親的精神負擔和育兒壓力。亞洲發達國家則更加注重構建公共幼托服務體系, 完善幼托服務政策制度和女性生育保障方面的公共服務體系。
（3）塑造生育文化
部分國家通過生育文化建設激勵生育。譬如，俄羅斯政府秉持生育光榮的理念,強調人口在家庭和社會中的重要性, 並向多子女的家庭授予“光榮父母勳章”, 對供養4個子女個子女以上的家庭由國家進行表彰, 甚至由俄羅斯總統爲其授勳, 提升多生育女性的社會地位。泰國衛生部鼓勵20至34歲適齡女性積極婚育, 並在每年情人節期間向結婚登記的新人贈送禮物, 介紹健康生育的相關知識（周慧和李放，2018）。
（4）爲年輕人結婚生子創造條件
從人口學上講有三種因素影響生育率, 即人口規模和年齡結構、婚姻行爲 (有配偶率) 、夫妻生育行爲。人口規模和年齡結構是在過去人口變化過程中形成的, 屬于結構性因素, 無法通過現行政策改變, 而婚姻行爲和生育行爲屬于行爲因素, 可以通過政策加以調節。受文化傳統影響，西方國家中墮胎備受爭議，有4成是非婚生子。而中國、台灣、日本、韓國等東亞地區婚姻生育的社會規範強烈，非婚生育的比例極低，使得結婚成爲生子的重要前提。爲此，日本、韓國等東亞鄰近國家和地區通過物質支持和觀念引導鼓勵早婚應對少子化。物質方面，政府大力爲青年創造工作崗位、優先給青年發放住房貸款及青年優先租賃房屋，甚至將租賃房屋優先權的受益對象從新婚夫婦擴大到准夫婦。觀念方面，爲單身男女提供相遇場所的“社區相親”活動，鼓勵年輕人相親。
四、東亞國家的生育鼓勵政策成效不明顯
1947-1949年，日本第一次“嬰兒潮”，出現戰後生育高峰，1950年政府通過一系列議案，決定人口政策從鼓勵生育轉變爲限制生育，生育率急劇下降。1960年開始放寬生育政策，生育率沒有出現反彈，繼續下降1990年下降至1.57。爲了阻止生育率繼續下降，1990年開始實施生育鼓勵政策。
1960年，韓國總和生育率爲6.0，處于高出生、低死亡、高自然增長率階段。韓國從1961年開始推行計劃生育，1983年達到更替水平，1990年韓國學術界開始爭論是否應該取消計劃生育政策，當時的總和生育率爲1.57，1996年正式取消了傳統的生育控制政策。盡管人口控制政策被取消了，韓國的總和生育率並沒有像期望的那樣出現反彈或回升，反而是一路走低，並從1996年政策放開時的1.57下降到1998年的1.45，2001年的1.30，2003年的1.18，最終降到了2005年的1.08，此時韓國已經成爲世界上生育水平最低的國家。從2004年開始，韓國在總統咨詢組下成立了老齡化和未來社會委員會，來處理與低生育率和老齡社會有關的中長期政策制定和實施策略問題；2005年又設立了由總統擔任主席的低生育率與高齡化委員會，並通過國會頒布了《低生育率與高齡社會基本法》，擬通過立法的方式來推動人口增長，解決人口老齡化問題。
1950年，戰爭結束後，新加坡總和生育率出現補償性的大幅度反彈，1950-1955年達到6.61。20世紀60年代政府開始實行計劃生育，1984年總和生育率跌至1.57，爲了阻止生育率繼續下降，政府提出新的人口政策，有條件開放二胎政策，但生育率沒有絲毫反彈。隨後，政府于1987年開始大幅度實施生育鼓勵政策。
圖:東亞國家總和生育率
雖然新加坡、日本、韓國在計劃生育後又實行了生育鼓勵政策，2019年總和生育率依然較低，分別爲1.14、1.36、0.918。其中日本相對較高。朝鮮一直實行鼓勵生育政策，總和生育率依然自1996年開始低于2.1，並不斷小幅下行，2019年爲1.9。
生育政策未顯著奏效的原因有：（1）經濟壓力大。生活壓力和養育孩子成本的增加使許多父母放棄了多生育子女的想法。（2）生育觀念改變。越來越多追求自我發展的女性不願意因過早結婚、生子而被束縛在家庭並失去工作，所以大部分職業女性選擇不育或晚育。（3）政府支持力度有限。東亞各國爲鼓勵生育投入了大量資金，但是這對每一個家庭來說九牛一毛，遠遠少于一些歐洲國家。日本對于生育保障的補貼僅占本國GDP的0.8%，而丹麥政府用于生育津貼、兒童早期教育、兒童照料服務的公共開支分別占到本國GDP的0.6%、1.2%和1%。（4）人口負增長慣性。“人口負增長慣性”是由歐洲人口學家提出的，指的是在封閉人口中，如果人口持續減少，那麽，即使將其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或更高，在最終達到靜止人口之前，其人口規模仍然會保持一段時期縮減的趨勢。（5）婚都難結，遑論生娃。東亞推崇婚內生子的生育文化，政府鼓勵生育，卻未能解決結婚難的問題。據2011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發布的一個調查顯示，18～34歲未婚者中，61.4％的男性沒有適齡交際對象，女性爲49.5％，男女均創曆史新高。而未婚者之中，80％的男女青年均希望在適齡內結婚。實際上，想結婚但無法結婚已成爲日本社會的一大難題。
經濟壓力導致日本青年結婚難。1950年的時候，日本男女未婚率僅有1.4%和1.5%，也就是說幾乎所有的日本人都結婚了。而從80年代開始，隨著日本房地産泡沫加劇，未婚率飛速上升。到了2010年，日本男性5人中有1人，女性10人中有1人結不了婚。對日本女性來說，對方的經濟能力是最重要的條件，而男性則追求安甯。很多女性期盼男性的年收入在600萬日元以上。可是，與此條件相稱的25歲至35歲的男性僅占4%。根據日本內閣以30歲左右男性爲對象的調查，年收入600萬日元以上的人，有6成已經結婚或有戀人，但年收入不滿300萬日元的人，只有3成有戀人或已經結婚。許多人回答從未和女性交往過。
圖:日本終生未婚率
經濟壓力大，中國女性結婚意願下降。由于結婚成本升高、工作壓力大、女性的教育水平和經濟獨立程度大幅提高等原因，當代年輕人結婚意願普遍下降。很多女性找對象，首要要求就是有房或者有購房能力，倘若遇不到，甯可等待多認識人也不願意適當降低要求，以致于錯過了合適的結婚年齡。光明日報2021年10月對2905名18～26歲未婚城市青年的調研數據顯示，對“你將來會結婚嗎”的問題，25.1%的青年選擇“不確定”，8.9%的青年選擇“不會結婚”。其中，女性的結婚意願明顯低于男性。女性表示“不結婚”和“不確定會不會結婚”的人數占43.92%，比男性多出19.29%。與之相對應，得益于處于生育高峰的80後群體進入婚姻年齡，2013年中國結婚對數爲1346.9萬對，創下近20年來的曆史新高，當年結婚率也觸及9.9‰的曆史高點。2020年，中國初婚人數爲1228.6萬人，對比2013年的2385.96萬人，7年下降48.5%。
圖:中國結婚率與離婚率
五、育齡女性人數持續減少，生育激勵刻不容緩
根據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19》，中國15～49歲的女性人數自2010年達到峰值3.79億後開始持續減少，2020年降至3.42億，近年來中國育齡婦女數量平均每年減少500萬左右。中性情景下在2025年將較2020年減少6.3%降至3.21億。其中，生育率較高的20～34歲女性人數自1995年達到峰值1.60億後開始下降，2010年降至1.6億，2020年降至1.5億，中性情景下在2025年將較2020年減少16.6%降至1.25億。在未來五年，育齡女性減少將成爲中國出生人口快速下降的重要影響因子。而中國育齡婦女的數量在較長時間內是無法改變的，生育激勵政策必須盡快落實。
圖: 中國育齡女性人數（億）
六、征收財産稅籌措生育基金才是正道
印錢生娃實質上是財政支出貨幣化，將打破財政紀律，不宜采納。既然生育基金可以印錢，醫療、養老、扶貧甚至是基建爲什麽不可以印錢？中國經濟增長確實面臨下行壓力，消費稅、收入稅等均受到影響，但是財産稅卻不會受到影響。目前，流轉稅在中國稅收總量上保持超半數的絕對地位，而財産稅占比不過三成左右。與此相反的是，世界發達國家大都以財産稅爲主，比例一般超過60%。其中，美國財産稅更是占到八成以上。通過實施財稅體制改革，加大財産性稅收征收，並從中籌措生育基金才是正道。
表：主要國家稅收收入結構
七、生育基金效果有限，仍需降低養育壓力
2萬億生育基金就可以每年多生500萬？明顯缺乏數據支持。2005年，社科院在一份報告提到：中國普通家庭將一個孩子養育成人需要花費49萬元。0～16歲孩子的撫養總成本將達到25萬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則高達48萬元；估算30歲前的未婚不在讀的子女的總成本達到49萬元。相當于2005年人均GDP的34倍，家庭收入的17倍。降低養育標准，假設一個孩子的撫養成本相當于家庭收入的5倍，2021年中國普通家庭一個孩子的撫養成本將超過100萬。則2萬億生育基金每年僅能刺激多生200萬人口。爲了更好地提升生育率，還需要降低婚育成本。一切加重養育負擔的行業都將面臨被政策限制、利潤率下降甚至被取締的風險。
八、聚焦90後、00後，解決生育問題需先解決婚戀問題
聚焦75-85年、忽視90後00後大錯特錯。75-85年處于37-47歲，已經過于婚育的黃金年齡；90後處于22-32歲之間，正是婚育主力人群。倘若忽視90後、00後，結果就是90後、00後的生育率大幅低于80後。等80後刺激效果過去，90後、00後的婚育問題由于年齡原因更難解決，再重視90後、00後的婚育問題已經晚了，中國將面臨出生人口的斷崖式下滑。
東亞推崇婚內生子的生育文化，政府鼓勵生育，就必須解決結婚難的問題。而經濟壓力正是導致中國晚婚晚育的重要因子。在女性對經濟有要求的條件下，中國財富分配的兩極分化意味著要麽實行一夫多妻制，要麽政府盡快出台措施解決財富分配失衡問題。而房地産這一中國家庭的重要資産對加劇內卷和人口通縮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易君健和易行健（2008）對香港1971～2005年生育率、房價指數、女性勞動參與率、女性與男性實際工資年度序列展開協整分析，發現房價指數平均上漲1%，總和生育率將顯著下降0.45%。葛玉好和張雪梅（2019）發現房價對生育孩子的概率有顯著負影響，房價每上漲1000元，生育一孩的概率將降低1.8%～2.9%，生育二孩的概率將降低2.4%～8.8%;房價推遲了女性的初次生育年齡，房價每上漲1000元，初次生育年齡將提高0.14～0.26年。胡佩和王洪衛（2020）發現房價上漲改變了家庭預算約束，房價上升1%，家庭初次生育時間約推遲1.05年。爲了促進青年結婚和生育，中國政府必須堅持房住不炒，並推動房價回歸合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