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互聯網行業紅利逐漸消逝，競爭壓力越來越大，很多互聯網人把目光瞄向了國外。在技術前沿的美國硅谷，在消費互聯網方興未艾的東南亞，在平靜安甯的北歐，都能見到中國互聯網人的身影。

他們有人爲了平衡工作和生活，試圖逃離內卷，來到國外後，危機感和焦慮感減輕了一些。還有一些錯過國內互聯網浪潮的人，試圖在新的環境中尋找職業生涯的第二曲線。

這仿佛是一部互聯網人的《出埃及記》。

文 | 常芳菲

編輯 | 趙磊

運營 | 繪螢

掙脫魔咒

一年之內，李雙悅連續遭遇了兩次裁員。

第一次裁員的原因很簡單，她已經34歲了，作爲一名已婚未育的女性，拿著接近40萬元的年薪，公司打算趁她還沒懷孕，先一步把她裁掉，不然産假一休，活幹不了，白白損失一筆巨大的開支。

李雙悅的老東家是武漢的一家港企，她在那裏做數據分析師，已經做到了經理級別。2021年春節剛過，一個和她關系很好的HR突然問她打算什麽時候備孕、生孩子，她才意識到不對勁，原來公司的一份裁員名單上，已經有了她的名字。

在此之前，她本來已經打算轉成程序員，去瑞典工作了，但裁員依然讓她措手不及。“我老公知道我被裁員，安慰我可以安心在家做家庭主婦，照顧老人、帶帶孩子。”但她不甘心，認真讀書、認真工作這麽多年，自己才30多歲，在各方面能力更成熟，可以挑戰更難工作的時候，卻突然什麽都沒有了。

李雙悅拒絕了丈夫的建議，開始從領英和一些瑞典公司的官網上找工作機會。也有一些獵頭來找她，但都“把醜話說在了前面”——工資起碼會腰斬，稅前月薪1.5萬都很困難，有1萬就不錯了。武漢雖然也有好的企業和好的職位，但這些職位要麽是核心，要麽工作強度很大。“不論哪一點都不會允許HR招聘一個34歲、已婚未育、可能馬上准備生孩子的女性去做。這是機制矛盾，我沒辦法解決。”

在中國互聯網行業，流傳著35歲失業的魔咒，不少從業者都會陷入到年齡焦慮中。《2021年中國程序員薪資和生活現狀調查報告》顯示，互聯網企業對程序員的需求正在減少，與2020年相比，剛剛就業的程序員數量顯著減少，工作兩年以上的程序員占比則從73%上升到88%。35歲及以上的程序員占比僅爲9.4%，不足十分之一。

經曆了二十年高速發展，中國互聯網行業增速下滑，用人需求少了，自然更願意用低成本的、有一定經驗的年輕人替換掉那些高薪的老人。

李雙悅還是寄希望于國外的公司，她一邊查找職位信息，一邊開始每天在B站上學習代碼知識，有空的時候就在力扣（leetcode，IT技術職業化提升平台）上面做題。經過兩個月的面試，今年3月份，她成功入職了瑞典一家處于Pre-IPO階段的互聯網金融公司。

▲ 李雙悅在瑞典工作的公司。圖 / 受訪者提供

不幸的是，公司主營金融業務受到俄烏戰爭的影響，歐洲市場不斷萎縮，公司上市在即，也需要壓縮成本。5月份的時候，她發現自己又出現在700人的裁員名單中。

但這次她只慌了一個晚上。

被裁員後的4天內，李雙悅連續收到超過240封面試郵件，還有很多獵頭打來電話詢問她的工作意願。原來是公司成立了一個內部互助小組，把所有被裁員工的姓名、職位、聯絡方式等信息整理到公開文檔，在領英上開放權限給所有獵頭、各大公司的HR查看。一夜之間，幾乎整個瑞典的互聯網圈都知道她們公司要裁員。

在得知李雙悅被裁員後，她的直屬領導非常生氣，立刻去跟COO溝通這件事情，還在公司大群裏據理力爭。“第一，他認爲我在他團隊裏的位置很重要；第二，我剛來兩個月，所有的行李都還卡在上海港口沒有到瑞典，他認爲公司就這樣把新人裁掉很不人道。但最終，裁員的決策沒有改變，他一怒之下交了辭呈。”

李雙悅的同事們也都很好。當得知她被裁員但是行李還在路上時，有別的部門領導說自己夏天要出國度假2個月，房子可以免費給她住。還有女生打電話問她需不需要衣服，可以免費送給她穿。

在此之前，她從來沒想過自己喜不喜歡這份工作、喜不喜歡瑞典，但經過這第二次裁員，她發現原來自己的上司也會爲她鳴不平，會重視她未來的發展，尊重她的意願，並爲她提供一切盡可能的幫助。

現在，李雙悅還在找工作，但她不急了。她覺得自己掙脫了35歲的魔咒，找到一個更好的工作，只是時間問題。

▲ 圖 / 視覺中國

“親密關系”

“你上個周末是怎麽過的？”Grab新加坡總部的走廊上，迎面走來的男同事叫住了李米，她聽到這句寒暄嚇了一跳。此前她在國內一家大廠做了4年産品經理，從來沒有同事關心過她的私生活，現在聽到男同事這樣問，她甚至有種“這個人是不是對我有意思，想要追我”的錯覺。

在這家上市不久的出行公司裏，李米感受到一種奇怪的氛圍，上級最常問自己的問題不是日活、月活、産品進度，而是“你最近好嗎？”“工作做得開心嗎？”“組裏現在做的事情還是太多，你認爲有什麽（功能）是不太重要可以先推掉的嗎？”

在上一家公司，從畢業那會兒以校招生的身份進去直到離開，她都沒有産生跟同事交朋友的念頭，也很少跟同事聊工作之外的事情。

“361”（30%優秀，60%及格，10%淘汰）績效強排制度是一個重要原因。“你和同事更多是競爭關系，不是合作。”有一次她和同事一起寫晉升PPT，一部分産品功能明明是一起做的，但大家都默契地不問對方的准備進度，更不會給對方看自己的PPT，“生怕有什麽亮點和成果被別人抄去”。

李米沒在別的公司工作過，她天然認爲同事是輸入的條件句不同，就會執行不同程序的一群人——如果項目做出成績，同事是和自己搶功的人；如果項目出了問題，同事就是把鍋甩給自己的人。簡而言之，是下班就想裝作不認識的人。

在公司裏，每個人的一言一行都在打造拼搏進取的人設。“今天好累，不想上班”這種牢騷話絕不能告訴任何同事，而且“本來也沒有人在乎你是怎麽想的”。

直到進入Grab，她突然面臨另一種環境。在新加坡職場，好員工是美劇裏那種成績又好、又會打扮的社交女王，善于在一些工作之外的社交場合展現自己的談吐。

李米一開始並不適應。她總是緊守邊界，告訴同事自己不喝酒，但發現這個回答讓所有人掃興之後，李米決定退一步。“每次我就只喝一杯”，爲獲得集體的認同，她願意妥協。

以前面對那種“你周末做了什麽”的問題，李米會老老實實說在家待著，但後來發現這個答案太呆了，別人會認爲她很無聊。“所以我甯可搬出上周末做的事情，也要給出一個有意思的回答。”

在國內，直屬領導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她能不能晉升。但在新加坡，起碼在Grab，直屬領導對下屬晉升沒有一錘定音的話語權。除了需要直接領導的打分之外，還要請10個與自己工作關系密切的同事打分，相加之後得出總分。如果誰想升職，就得自己主動發郵件抄送大家、知會大家自己正在完成的工作，刷出存在感很重要。

進入到另一種價值體系裏，過往的經驗都失效了。

好的一點是，李米不再需要討好領導，同事之間也多了一些信任。在之前的公司裏，程序員不太信任産品經理，他們會覺得産品經理什麽都不懂，總是問她“爲什麽要做這個功能？你之前也做過類似的，屁用都沒有，這回你想清楚了嗎？”“産品經理怎麽能沒想清楚就要求程序員寫代碼？”

來了Grab，李米發現程序員們都很相信她。“我說希望能上線某個功能，他們就會積極地反饋我什麽時間可以開始做，有時候在系統裏能看見他們真的是加班加點寫代碼。”

不好的地方在于，除了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得到所有人認可，工作效率也因爲平等的氛圍被拖累了，任何大大小小的決策，需要每一個同事一致同意，最起碼也是原則上同意，誰都能找她開會，也不好拒絕，真正的工作只能見縫插針地推進。

▲ 圖 / 電視劇《硅谷》劇照

逃離無效內卷

愛爾蘭每天早上9點，雅虎數據科學家金蘊從床邊走幾步到辦公桌前，就可以開始一天的工作。在這裏，效率不是唯一的追求，秒回工作信息也不是鐵律，直到10點，金蘊很多同事才會把系統狀態調成在線，他在9點發給同事的消息，通常能在11點左右得到回複。

下午5點半前，他合上電腦，就再也不會收到任何工作消息。每天屬于工作和自己的時間，被兩個數字精准分割開。這是一種一視同仁的分寸感，即便在金蘊做實習生的時候，美國團隊的代教員工都會算准時差，不占用他的休息時間。

按照金蘊自己制定的OKR，日常工作通常在每天下午2～3點完成，剩下的時間由自己支配。“閑得長草”之後，他甚至在愛爾蘭國立梅努斯大學讀起了兼職博士。

每周不足38個小時的工作時長還有可能繼續降低，雅虎總部准備嘗試在維持員工年薪不變的前提下逐步推行每周4天工作制。這一政策在2015年～2019年在冰島率先實驗，取得很好的成效。

同一時間的中國，996工作制在互聯網行業逐步推行開來，大廠們喜歡“雇兩個人，給三個人的錢，幹四個人的活兒”，永遠幹不完的活兒，讓工作和生活的界限變得模糊。

李米的老東家打卡時間是每天10～19點，但她承認，絕大多數工作日“19點是走不了的”，“就算工作做完了也不行”。直系領導的作息時間成爲了更可靠的參考系。

有一天晚上9點，直屬領導拍下空空蕩蕩的工區，在工作大群裏問所有人：“這才幾點辦公室就沒人了，你們最近回家都這麽早嗎？”李米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的利害關系。從此以後，臨近下班，她會先確認一下領導的動態，熬到領導先走，她才敢和其他同事一同站起身離開辦公室。

對在另一家大廠工作的程序員王滔來說，在裁員招聘並行成爲部門常態之後，她無意間得知績效考核要和個人加班時長挂鈎，于是她的最新目標是成爲最後一個離開辦公室的人。

研發需求一個壓著一個，爲了拿出工作結果，每個産品經理都說自己“是新需求、優先級很高、盡量把功能都實現”，而她應急的方法只能是自己加班。除了王滔不善拒絕的性格，最重要的原因是，她需要用又快又准的代碼證明自己符合組織對人才的要求。

“Talk is cheap，show me the code（廢話少說，放碼過來）。”王滔原本很喜歡Linux創始人的這句話，但現在如果有機會，她想問問這位52歲的前輩，寫多少行代碼才能避開裁員的漩渦？

李雙悅也經曆過這種荒謬。武漢疫情複工之後，整個行業就“卷”得很厲害，不僅是自己的同事，從供應商到整個行業上下遊公司都在“卷”。那會兒夜裏11:30下班是常態，同事們爲了讓老板看到自己的勤奮，下午去商場排奶茶2個小時，直到6點再緩緩打開電腦。

她不一樣，總是盡量在工作時間內把所有事情高效做完，7點鍾准時打卡回家。但這樣的工作態度，公司並不接受。去年4月，另一個部門的領導把她拉到小屋裏問：“作爲一個經理級別的人，你爲什麽每天按時下班？”

她好言好語地解釋：“我的KPI都已經完成了，而且我和老公需要自己開火做飯，不可能每天都11點回家。”他立刻反問：“那你們兩家老人是都死掉了嗎？”聽到這句話，李雙悅整個人處在驚嚇的狀態裏，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 圖 / 電視劇《我，到點下班》

但來到海外，她又顯得太過勤奮。在瑞典，李雙悅還維持著自己在國內工作的慣性——實時回複、事事同步。

哪怕她正在吃飯，只要聽到辦公軟件的提示音就會扔下飯碗，立刻去回複工作信息。但顯然，海外的同事都沒有患上這種“強迫症”。“我發出的消息，隔兩天才有人回複是常事。”她說，“每個人都會優先自己手頭有時間表的工作，中途進來的需求就是得等。”直到大半個月之後，李雙悅才習慣這種等待。

她的上司們也感受到這種勤奮所帶來的壓力。

李雙悅每天早晨都會用Google Keep記下自己當天要完成的工作，在每一項任務後面打勾、同步給同事和上級是規定動作。來了瑞典，她依然如此。李雙悅每完成一項工作，對方都會立刻收到更新推送。

沒過多久，直屬上級就不勝其擾地告訴她：“不要再把任務表單同步給我，否則打開手機盡是你的工作信息，我壓力太大。”領導委婉地說，工作總結每周更新就可以，她又拿出自己在國內寫周報的勁頭發了個文件夾過去，對方只好直說：“不不不，我沒有想看。”

超時工作更會被嚴肅勸告。爲了樹立優秀新人的形象，第一次獨立交報表之前，李雙悅連續加班了一個星期。直到周五，上司發現她竟然晚上10點還在工作，立刻嚴肅地給她發了消息：這個時間，你應該關掉電腦，和家人待在一起。她只能尴尬地回複：“我這就去”。這件“聳人聽聞”的事甚至直接傳到了老板那裏，對方認真地告訴她：每周工作時長絕對不要超過45小時。

“他們都嫌棄我太卷了。”李雙悅說。

而對張森來說，出國之後的工作強度反而更大了。他在半年前加入愛爾蘭亞馬遜雲總部，負責IT支持業務，幫助大客戶尋找服務器問題。

PIP制度（績效改進計劃）是每個亞馬遜人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作爲新人，他一度在危險邊緣徘徊。亞馬遜雲的考核標准只有兩個維度——服務客戶數量、客戶滿意度。這要求他必須又快又准地解決問題，每天6～8個小時的工作排得很滿，“不可能像之前的工作還有摸魚的時間”。

他從來沒有想到，大學畢業14年之後，自己竟然回到了都柏林大學的圖書館自學長達900頁的《ECS開發者手冊》。“而這只是其中一個服務，亞馬遜雲可以提供超過200個服務，每個服務的文檔幾乎都是這麽長。”

他的妻子夏曉似乎也感受到亞馬遜雲內部競爭的壓力，“公司裏（技術人員）都是高手，他也在追趕別人吧”。

▲ 圖 / 視覺中國

更高的追求

最近李米、金蘊、徐坤總是遇到國內親朋好友和陌生人的提問：“怎麽才能拿到海外大廠的offer？”“有沒有內推的可能？”還有一些人純粹把他們當作許願池，“希望我也能在新加坡找到工作”“學文科的也想留在愛爾蘭”。

越來越多的中國互聯網人選擇出海，這股風潮從兩三年前就開始了，除了技術更前沿的硅谷、高福利的北歐，東南亞是更多人的選擇，語言相近，文化相通，市場廣闊，到處都是機會，特別像十幾年前的中國。

李米當時去新加坡，就是爲了陪男朋友，當時他在互聯網金融領域創業，在新加坡更容易融資。現在她已經跟男朋友分手了，但不後悔來到新加坡。

成爲下一個李彥宏的念頭深深誘惑著徐坤。李彥宏從紐約州立大學碩士畢業之後進入硅谷infoseek公司工作。1999年，李彥宏帶著彼時最先進的搜索引擎技術和120萬美元融資回國，創立百度。至此，一個頗具統治力的互聯網巨頭拔地而起。

這是早被證明可複制的成功人生模板，但前提是學到一流的技術。爲此，徐坤大學畢業就來到美國，先後轉換幾次賽道，最終選擇在VR/AR領域研究三維模型重建方面的算法。今年3月，他在瑞士蘇黎世參加了Google線上面試，但卻失敗了，接下來打算繼續申請Magic Leap的職位。

徐坤很著急，想要快點找到最頂尖的技術人才合作，掌握最頂尖的技術，5年內回國創業。“2011年出國到現在，我錯過了整個國內的移動互聯網浪潮、房地産浪潮、創業浪潮，我肯定不甘心。但我覺得自己也沒有完全准備好，不只是運氣不夠，而是我還沒有掌握到超一流的技術，沒辦法形成壁壘，創立一家公司。”

更多人選擇離開，只是因爲不想當一顆螺絲釘，不想做一台全年無休寫代碼、做産品的機器。

▲ 圖 / 電視劇《硅谷》劇照

在國內，沒有刷過力扣（leetcode）200道題的算法工程師不足以面大廠。把整個程序一句一句寫在白紙上被稱爲“手撕代碼”。在金蘊眼裏，“就是考察候選人的背誦能力”。但進入到實際工作中，往往並不需要解決那麽複雜、高難度的問題，而是對已經構建好的代碼大廈修修補補，這讓很多程序員覺得沒意思。

在雅虎、亞馬遜雲的面試裏，刷題沒有用。

雅虎的技術面試只給了3道題，金蘊除了第一題寫完了程序，第二題和第三題都只寫了代碼邏輯。要做什麽、得出什麽結果、提升什麽功能，“這要是在國內，我肯定過不了”。

有時候國外企業也會拿一些還在研究階段的問題來考察候選人解決問題的能力，而不是考察背誦Leetcode題庫的能力。加入雅虎後，金蘊每天有一半的時間用來開技術研討會，真正寫代碼的時間很少，他還申請了兼職博士，雅虎也非常鼓勵員工一邊學習、一邊研究。

國內企業的HR傾向于拿著題庫問張森，“怎麽在服務器調取某個文件，文件權限怎樣顯示”。但在亞馬遜雲6個小時的面試裏，問題變成“談談你如何面對一些棘手客戶？”

一個人過往的工作經驗、思考問題的邏輯，甚至有無種族、年齡、性別歧視都變得格外重要。“這些企業不是想隨便招一個人，而是想招到我這樣的人。”張森確信。

但選擇了詩和遠方，就一定能躲得過生活的苟且嗎？

來到愛爾蘭都柏林，張森一家徹底變成月光族。妻子夏曉全職帶孩子，張森的“收入一半交給政府、一半交給房東，剩下的錢只夠一家人吃飯”。

按照張森的收入水平，每個月有接近40%的工資要交稅，“稅後的薪水應該不會比都柏林普通的藍領高很多”。

《愛爾蘭時報》去年調查顯示，在全球首都城市的租房成本排名中，都柏林位列第六，租金平均每月1643歐，每月淨工資爲2960歐。張森居住的地段算是中産社區，不到80平米的房子每個月租金高達2350歐，並且按照合同約定，租金將以每年5%的比例遞增。

“從前兩個人工作還能攢錢，現在真的是一分錢都剩不下。”夏曉說。

父母雖然對李米出國工作的決定不置可否，但她知道，他們心裏盼著自己唯一的女兒回國。

新加坡靠近赤道，全年潮濕多雨。在某一個雨天，他看到馬來西亞華裔作家黃錦樹的《雨》。身在異鄉的她記下了這句：

“你還不懂得時間的微妙。它不是只會流逝，還會回卷，像漲潮時的浪。”

▲ 圖 / 視覺中國

（文中受訪者均爲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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