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近的瘟疫》中文版序
朱永新按：
這是原作者在2006年爲中文版撰寫的序言。
這本書的英文版是1994年出版的。她在英文版的自序的結尾曾經這樣警告過我們——
“隨著幾代人的衰老，描述、認識人類在微生物學方面的各種煩惱的技能正在消失，而人類正得意洋洋于新的發現和醫學的勝利，因而高枕無憂，對逼近的瘟疫卻毫無准備。”
不幸被她言中的是，就在這本書的初版之後的十幾年間，艾滋病從在非洲和美國暴發繼而漫延到全世界，一度被消滅的瘧疾死灰複燃，具有抗藥性的結核病菌卷土重來，SARS肆虐中國大地，禽流感在世界各地此伏彼起。這些都證實了她在書中的預言。
所以，她在中文版序言中對SARS流行後中國政府的應對給予了肯定行的評價。同時，她也警告全世界的領導人——“SARS更代表著一種神秘的流行病在一個新世界的出現，這個新世界利用20世紀難以想象的方式，通過經濟和空中交通，彼此緊緊地連成一個整體。”
這本書的後記中，譯者講述了自己與這本書相遇以及翻譯的故事，講自己被這本書吸引的過程——“我讀的時候竟有幾分像讀《聊齋》故事一般，覺得十分有趣。一種惡病用一個故事，講它的發生、傳播、帶來的死亡和恐懼，最後是人類如何查明緣由。文字秀麗，敘事生動，讀者的心會被緊緊抓住，恨不得立刻看完故事的究竟。看完之後，又不免感到震驚。”
（文章中的黑體，爲本人所加）
這本書終于有了中文版。若是幾年前就能譯成中文該有多好，因爲本書的內容必能引起中國讀者深深的共鳴。本書的英文版問世至今已經10年有余，但是時間只是更加證明了書中所言不差。
1988年，一批病毒學家聚集在華盛頓的美國國家科學院，共同討論一個當時還有爭議的命題：奇怪的病毒正在世界各地出現。兩天之間，實地工作的專家們提出了關于他們關注的病毒的各種信息：各式各樣的微小病毒顯示出，它們發生了奇異的變化，並有卷土重來之勢。科學家們異常震驚，會議結束時得出了一致的結論，他們明顯地感到焦慮不安。
此前20年，西方的科學家曾經躊躇滿志，深信自己有能力找出傳染性致病微生物的弱點，並且制造出藥物和疫苗來擊敗它們，結果竟使傳染性疾病的研究撥款逐漸斷絕。在西方世界看來，對人類健康的真正威脅仿佛只剩下癌症和心血管疾病了：沒有其他生物還會威脅人類。但是，1988年到美國首都聚會的病毒學家明白，往日的這種樂觀輕說是可歎可悲，重說則是頭腦不清，十分危險。
外界很少有人注意到病毒學家披露的情況。那一周，美國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電視報道的一樁政治醜聞，就是人們常說的伊朗門事件上。一個名叫奧利弗·諾思的上校軍官到國會作證，交代如何利用從伊朗和其他國際金融機構籌集到的資金，爲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非法購買軍火的問題。
病毒會議間休息的時候，我曾和幾位同事走上飯店的樓頂，那裏陽光明媚，可以俯視白宮。飯店裏面，每一個人都在輕輕議論著伊朗門醜聞，心裏琢磨，不知哪些政治領導人會在未來的日子裏失勢倒黴。我轉身對我的同事們說：“等到曆史的塵埃落定的時候，這個伊朗門事件最多不過是個小小的插曲，而病毒學家的這次會議將會震驚全球。”
我的同事只是半信半疑地表示同意我的看法。連我也覺得自己口無遮攔，亂下斷語，有些忐忑不安，擔心對于國家科學院會議的重要性言過其實。當時我已經動手撰寫此書，對于藏在心中的一種憂慮也不敢明說：我是否誇大了正在出現的疾病的威脅？
今天，我懷疑你能否在100名美國人中找出一個可以准確地說出伊朗門醜聞原委的人來，但是幾乎每一個美國人都會告訴你，他擔心奇怪的流行病和具有耐藥性的、突變形式的舊病卷土重來。雖然他們並不能把他們的擔心追溯到那次具有曆史意義的國家科學院病毒學家會議，或者本書的出版，但是往日對傳染性疾病的那種盲目樂觀，美國人已經自感動搖。對傳染性疾病的危害，人們越來越擔心，甚至引起了美國白宮、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歐盟領導層、俄羅斯杜馬和聯合國安理會的關注。
關于最新出現和卷土重來的疾病可以列出一個很長的單子。這個單子裏包括大部分致病性病菌，但都具有了耐藥能力。其中最爲危險的要屬XDR-TB，這是一種新的結核病，2006年春首先在南非發現，對各種不同類型的抗生素都具有耐藥能力。具備強大耐藥能力的普通病菌，如鏈球菌、葡萄球菌和梭菌等菌屬，也都充斥著全世界各地的醫院。
危險的新病毒單子上最可怕的當屬人類免疫系統缺陷病毒(HIV)，這是引起艾滋病的病因。人類免疫系統缺陷病毒于1981年首先在美國發現，現已傳遍世界，成了當代分布最廣的傳染病。人類免疫系統缺陷病毒出現以後，世界上又從可怕的埃博拉病毒到SARS，暴發了多種疾病。
在2002年秋SARS在中國南方出現以前，大多數國家的政府都把傳染病視爲內部事務，詳情對外部世界都諱莫如深。盡管世界衛生組織幾十年來一直呼籲各國迅速、准確地報告疫病的暴發情況，但各國響應者寥寥無幾。對于那些急于發展經濟、追趕富裕的西方的國家來說，傳染病失控被視爲落後的實例，是丟臉的事。前蘇聯對于傳染病和公共衛生總是編造各種虛假數據，其領導人急于要宣布，在疾病控制方面已取得重大成就，可以與資本主義的歐洲和北美抗衡。
不管其政治信仰和文化背景如何，2003年的SARS流行對全世界的領導人都是一次震撼。有的領導人曾經錯誤地對待凶猛的人類免疫系統缺陷病毒的流行，認爲它只是一些毒品注射不當和性行爲不端的人造成的惡果。正是因爲政治領導人忽視了人類免疫系統缺陷病毒和艾滋病帶給人們的真正信息，一味地指責患病的人，說他們由于“缺德的”或“違法的”行爲而自己招來疾病，是自作自受，這才失去了應對微生物世界新變化的寶貴時間。
但是，SARS到來，政治領導人再也無法輕易找到對問題置之不理或指責患病者自作自受的理由了。SARS顯示出一個新時期——全球流行時期的到來。實際上，正如本書所說，通過征服者、戰爭、商人、運輸中的動物和食品，疾病早已形成全球流行之勢。不過SARS更代表著一種神秘的流行病在一個新世界的出現，這個新世界利用20世紀難以想象的方式，通過經濟和空中交通，彼此緊緊地連成一個整體。
今天，中國已經是世界上的一個制造大國，而美國、歐洲、日本和加拿大則是消費大國。大家緊密相連，全球如同近鄰，而且一日緊似一日。因爲國際互聯網和全球化經濟意味著，洛杉矶的一個少年可以用深圳制造的電腦，向開羅和巴黎的小朋友發送電子郵件；他還可以一邊吃著三明治：裏面夾的肉來自智利，生菜産自墨西哥，一邊用廣州造的手機同紐約的表弟聊天。邊界越來越難隔斷人們的交往了。
當然，從微生物的角度來看，人類的政治邊界從來就沒有擋住它們流行，盡管大多數公共衛生官員都曾采用監測、隔離、接種及其他各種方法，企圖將微生物“阻擋”在國門之外。當人和物在地球上還只是緩慢移動，冷戰將地球分割成若幹禁止出入的區域的時候，通過嚴厲的公共衛生政策，還有可能減緩微生物越界進入他國的速度。但是現在已經不可能了。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所謂SARS是一種蝙蝠病毒，攜帶它的是以水果爲食的動物，通常出沒于亞洲雨林的盡頭。人類原先同這些動物並無接觸，更不曾接觸這些動物的血液裏流淌的病毒。通過一系列至今尚未完全查明的環節，那種蝙蝠病毒進入了廣東的鮮活動物市場，靠著全球化的力量，又迅速傳播到香港、新加坡、越南、加拿大、德國以及其他十數個國家。SARS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幾十億美元。
對于政治領導人而言，SARS促使了他們的驚醒。中國領導人看清了對流行病秘而不宣的代價，因爲整個世界都不滿于否認這種新疾病的存在。加拿大領導人和中國香港特區政府官員發現自己竟忽略了醫院的傳染控制措施，終使醫院成了SARS的傳播中心，真是令人痛惜。美國的領導人原本感到高枕無憂，深信本國的疾病控制中心確有能力保護美國民衆不受微生物的威脅，如今也忽然關心起萬一SARS暴發，對國家安全會有何種影響了。
就人類同環境中存在的病毒、細菌以及寄生蟲的關系而言，我們如今正處在曆史性的十字路口。人類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移動著，億萬經濟難民奔走于全世界，尋求新的未來。隨著人口的增長，對供水、排水、食品和新鮮空氣的需求也會增加。人類行爲的這一切變化都使微生物的生存條件有所變更，往往給人類、農業和牲畜帶來危險。
2006年，中國領導人發生了180度的大轉彎，原先對SARS是秘而不宣，如今對中國境內的所有傳染病幾乎完全公開。另外，中國的陳馮富珍博士已經擔任世界衛生組織的領導，北京還同華盛頓磋商，草擬一些協議，供各國采納，以便在發生流行病威脅時，采取完全透明的態度。隨著禽流感H5N1在亞洲、歐洲和非洲的傳播，對這種公開透明的要求顯得更加緊迫。日複一日，科學家和政治領導人都在研究如何互通信息，迅速采取公共衛生措施，使世界免受不折不扣的毀滅性流行病的劫難。
但願他們的研究早見成效，措施准確得當。
勞裏·加勒特
2006年12月，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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