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怡微在近著《情關西遊（增訂本）》中有一篇《讀〈續西遊補〉雜記》，介紹了一部現代章回體小說《續西遊補》。她表彰這部作品“納入了文化交流、曆史對話、現代法律、甚至前沿的性別議題、對婚姻的看法等問題，是非常值得關注的事情”，繼而又稱許其作者“才華橫溢，文筆也很清新，對曆史、宗教、時世都有創造性的看法”，言外大有相見恨晚的意味。張怡微本以小說創作知名，對個中甘苦自有深切的體會，而此前還撰有《明末清初〈西遊記〉續書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21年），對明代董說《西遊補》的創作本末和研究現狀也早已熟稔于心，就此順流直下，因枝振葉，格外推重這份“《西遊記》續書研究長期忽略的史料”，毋庸贅言是確有實據而絕非虛應故事。然而苦于年代久遠，書阙有間，她在文中僅能考知這位署名爲“剛子”的作者是當年還在燕京大學就讀的鄭侃嬨，至于這位英年早逝的女學生“與燕京大學教育史、燕京大學數量衆多的出版物之間的關系，還有待日後繼續研究”。
張怡微《情關西遊》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
在燕京大學求學期間，鄭侃嬨與經濟系學生連士升相識相戀，後又結爲夫婦。連士升倒是追憶過兩人日後顛沛流離的生活點滴，並允諾“關于先室的生平事略，將來當另文記載”（《失業與失竊》，收入《回首四十年》，南洋商報社，1952年）。但或許是不願意再次觸及內心隱痛，此後並沒有兌現。因此，有關鄭侃嬨的相關情況，至今只能依賴旁人的推溯求證。除了張怡微所引述的朱洪濤《斯人鄭侃嬨》（載《隨筆》2018年第4期），另有丁乙、王雪蓮合撰的《白首如新，傾蓋如故——顧颉剛與鄭侃嬨的情誼》（載《書屋》2016年第3期）可供參酌。不過這兩篇文章盡管都致力于鈎稽《顧颉剛日記》中的零星記錄，可仍然不免挂一漏萬，不少重要細節也未及深入尋繹。而如果再進一步覆按考索其他相關文獻，對鄭侃嬨的生平行實和著作流傳其實還能夠有更加全面細致的了解。
鄭侃嬨（因“嬨”字較生僻，有時也省作“慈”）于1906年出生于廣東香山，早年在廣州培正女校就讀，1928年考入上海滬江大學（參見《滬江戊辰年刊·大學部同學錄》，1928年），次年轉學至北平燕京大學文學院（參見《燕京大學教職員學生名錄·女生姓名錄》，1929年），1932年起又在燕京大學研究院繼續深造（參見《燕京大學教職員學生名錄·女生姓名錄》，1932年）。從中學時代開始，她就陸續發表過不少帶有鮮明自傳色彩的詩歌、散文和小說。她在其中自述，“侃不幸早孤，先君僅以清白傳家”，“數載以來，飽經憂患”（《寄信我摯愛的嫂》，載1928年《天籁季刊》第十七卷第十五期。後改題爲《寄給我摯愛的嫂嫂》，載1931年《燕京月刊》第八卷第一期）；悲歎自己勢單力孤，以致“母恩未報，父冤未雪”（《哀弦的異響》，載1927年《天籁季刊》第十七卷第七期）；坦言年少時也曾經“使氣淩人”，“驕傲乖張”，幸虧很快便幡然悔悟，“痛改前非”（《一個痛悔的女學生》，載1922年《培正青年》第一卷第九期）；還直陳求學之際“對于分數，漠不關心。除上課外，她幾乎把她的時候，盡用來讀課外書籍”，似乎只願沉潛書史而無意過問世事，然而又出人意料地慷慨疾呼，“她不信世界上應有所謂特殊階級，她以爲若有，就應該用革命的手段，把它推翻，務使達到世界人類一致平等的地步”（《一個悲壯的雙十節》，載1927年《天籁季刊》第十七卷第四期）。把這些瑣碎的片段拼接串聯起來，可以約略窺知她窘迫的家境、率真的性情和高遠的志向。
1932年《燕京大學教職員學生名錄·女生姓名錄》，倒數第五位即鄭侃嬨
進入燕京大學後，鄭侃嬨對文學創作依然興致濃厚，文字技巧也日趨成熟。以筆名“剛子”（疑即“侃嬨”諧音）發表的《續西遊補》（載1932年《燕京月刊》第九卷第二期）盡管只是一部寥寥四回的中篇小說，卻因別出心裁而耐人諷味。她在文末附識裏稱道明末董說的《西遊補》“是一本寓意很深的諷刺小說”，尤其強調“它是以新奇想象和清雅文字來表現作者高尚的情緒和深刻的悲哀的”，並交代自己此番續作“僅表示與作者同情，非敢‘狗尾續貂’”，據此不難推求她心摹手追的焦點所在。《續西遊補》沿襲了董說原作中夢境幻化的敘述方式，各色人等在悟空的一場幻夢中逐個粉墨登場：沐猴而冠的講師大肆鼓吹“亂政完全是王道的理論”，惺惺作態地宣稱“殺伐乃軍閥之事，非政客可得而聞也”，“誅戮斬伐，力恐不足”，但最終還是大言不慚地承認“所害無非在民，政客固無往而不利也”；口是心非的官員奉行“以反爲正”的哲學，爲了大肆勒索壓榨百姓，“必先出一張告示對人民宣誓廉潔。麻醉了他們，讓他們好俯首帖耳地任他宰割”；代司政令的曹植“主張政簡刑清”，頒布實施了六章約法，計有“善盜心者王”“善假力者霸”“善竊國者侯”“善騙財者富”“善抄詩書者博學”和“善誘人妻者風流”，與此無關的案件概不予以受理；天真爛漫的少女悉心揣摩詩歌創作的要訣，“我們寫詩，抒情的也好，敘事的也好，都是千篇一律的寫上帝母親”，因爲這樣就能一勞永逸，“我們永遠不會犯著什麽‘文字獄’，不說真話，誰也不會得罪的”……如此怒罵嬉笑、譏彈世風的筆法，顯而易見也和“奇突之處，時足驚人，間以俳諧，亦常俊絕”（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十八篇《明之神魔小說（下）》）的《西遊補》一脈相承。
剛子（鄭侃嬨）《續西遊補》
正任教于燕京大學曆史系，在《燕京月刊》上也發表過多篇論文的顧颉剛，很快就注意到這篇托古諷今、充滿奇思妙想的小說，隨即萌生了約請作者協助自己從事撰著的念頭。不久之後他就通過哈佛燕京學社秘書容媛的介紹，與鄭侃嬨正式結識。在1933年3月16日的日記中他寫道，“到哈燕社，晤鄭侃嬨女士”，“予又欲作中國通史，而不得一助手。適在《燕大月刊》中見鄭侃嬨女士所作《西遊記補》，文筆極清利，且有民衆氣而無學生氣，最適于民衆教育”，對其小說創作贊不絕口，並堅信雙方如能順利合作，“必可收救國之效”（《顧颉剛日記》，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年）。此時顧颉剛正代替病休的鄧之誠講授秦漢史，所編《漢代史講義》已經嘗試著“以演義體行之，爲將來編通俗中國通史之准備”（同年2月17日。標點略有改動）。依照他的設想，編纂適合普通民衆閱讀的曆史讀物，“外觀上要盡量通俗”，“體裁與用語可以仿效章回小說”，“但內容上必須是革命的”（《通俗讀物的曆史使命與創作方法》，載1936年10月2日《民衆周報》第一期；又收入顧颉剛《寶樹園文存》卷三，中華書局，2010年）。根據這些標准來衡量，鄭侃嬨不恰好是最佳人選嗎？在隨後的一個月中，顧颉剛又集中閱讀了不少鄭氏的習作，在日記裏多次說起，“看鄭女士所作小說《允讓自傳》”（同年3月28日），“看鄭女士所作小說”（同年3月29日），“看鄭女士十五歲所作長篇文言小說《遲暮美人》”，“侃嬨女士真是文學天才，十五歲所作小說，遣詞已甚活，插入之詩與信做得也好”（同年4月13日）。經過這番仔細浏覽，不僅全面考察了她的文字功底，更藉此充分了解其志節品行。“您的思想，我一看《續西遊記補》時就知道”，顧颉剛隨即致信鄭侃嬨，將其引爲志趣相投的同道，強調“我覺得我們才是真革命的人”，還希望有志青年能夠組成團體，“認定一個共同的目標，而又各人做各人的事，使工作的結果殊途而同歸，積以歲年，必有大效”（1933年4月16日《致鄭侃嬨》，收入《顧颉剛書信集》卷二，中華書局，2011年），顯然已經堅定了邀約其合作研究的想法。
《顧颉剛日記》1933年3月16日，提到與鄭侃嬨初次見面
在顧颉剛此後數年的日記中，與鄭侃嬨互訪、通信、商議的記錄比比皆是，兩人就此展開了一系列的合作。在制定三年研究計劃時，顧颉剛特意列入“秦漢史談”一書，明確標注“鄭侃嬨女士助”（《顧颉剛日記》，1933年5月31日）。在《試擬工作大綱》（收入顧颉剛《寶樹園文存》卷一）裏，他對此還有循序漸進、有條不紊的安排：1933年，鄭“讀《史記》《漢書》《後漢書》，擬定題目，鈔輯材料”，顧“將《漢代史講義》約六十章編完”；1934年，鄭“將颉剛所編《漢代史講義》改作成秦漢史談”，顧“試編商周史談（此項工作如過難，即先編魏晉南北朝史談）”；1935年，“秦漢史談出版”，鄭“改作商周史談（或魏晉南北朝史談）”，顧“供給改作之材料”。鄭侃嬨在此後接連發表了《勾踐報吳》（載1935年3月29日《大公報》）、《火牛陣》（載1935年《婦女旬刊》第十九卷第八號）、《子産治鄭》（載1935年8月9日《大公報》）、《蔺相如和廉頗》（載1936年4月23日《申報》）、《王孫賈的母親》（載1936年6月25日《申報》）、《墨子》（載1936年《大衆知識》第一卷第五期）、《李廣》（載1937年《大衆知識》第一卷第七期，署名“剛子”）、《諸葛亮》（載1937年《大衆知識》第一卷第八期）、《淳于缇萦》（載1937年3月25日《申報》，署名“剛子”）、《孫膑與龐涓》（載1937年5月27日、6月3日《申報》）等先秦兩漢曆史故事，而顧颉剛在日記裏也不斷提到“侃嬨來，留飯，質問《史記》疑義”（1933年6月22日），“侃嬨來，留飯，看其所作田單救齊故事”（1934年2月7日。標點略有改動），“改侃嬨《王孫賈之母》一文”（1936年5月28日），或答疑釋難，或訂文潤稿。兩相對照，這些文章想必就是“秦漢史談”的部分初稿。
剛子（鄭侃嬨）《李廣》
與此同時，鄭侃嬨又緊鑼密鼓穿插著撰寫了《張季直》（載1935年7月5日《大公報》）、《王翊》（載1935年10月18日《大公報》）、《費宮人》（載1935年11月22日《大公報》）、《鄭成功父子》（載1936年7月10日《大公報》）、《範仲淹》（載1936年《大衆知識》第一卷第二期）、《王安石》（載1936年《大衆知識》第一卷第三期）、《周遇吉夫婦》（載1936年9月24日《申報》）、《寇准》（載1936年《大衆知識》第一卷第一期）、《郭子儀》（載1937年《大衆知識》第一卷第九期）、《謝安》（載1937年《大衆知識》第一卷第十一期）等大批人物傳記，所涉時段雖然已經逸出秦漢而縱貫各代，可顧颉剛在日記裏同樣說起，“看侃嬨所作《鄭成功父子》”（1936年1月4日），“爲侃嬨看《範仲淹》稿”（同年9月6日），仍然給予悉心的修改指點。據此推斷，這些文章恐怕與顧氏所雲“爲作中國通史之准備，先編各時期之史談”（《試擬工作大綱》）相關，當是鄭氏爲了繼續撰著其余各時段史談而先期完成的預備工作。可資參證的是，在此期間顧颉剛還數次提到，“改侃嬨所作曆史大綱”（1935年4月21日），“到侃嬨處，改其所編曆史”（同年5月19日），“看侃嬨所編高中曆史教科書，略改之”（1937年7月12日），這部根據大綱編寫的曆史教科書，顯而易見絕不會局限于秦漢。而正中書局更是刊登過顧颉剛、鄭侃嬨兩人合著《建國本國史》的新書預告（載1937年6月29日《申報》），盡管這部遵照修正課程標准新編、經由教育部審定的高中教科書最終沒有正式出版，但很可能就是原計劃裏那部“中國通史”的正式定名，其內容應該是顧颉剛根據鄭侃嬨的系列文章加以刪訂補苴而成。
由鄭侃嬨撰寫的這些文章來推斷，無論是截取片段的“秦漢史談”，抑或是貫通古今的《建國本國史》，都以講述曆史人物故事爲主。在顧颉剛根據鄭侃嬨初稿改定的《中學曆史教學法的商榷》（載《教與學》第一卷第四期，1935年。又收入顧颉剛《寶樹園文存》卷三）中，就一再主張“我們該有‘人’的曆史了”，“應該用披沙揀金的手段在古代的文獻裏把‘人’找出來”，並大聲呼籲“介紹曆史上的民族英雄來激勵青年人是曆史教員的責任”。可知確定這一撰著體例，是經過顧、鄭兩人仔細斟酌的。
這些曆史人物故事盡管以普及知識爲宗旨，鄭侃嬨在執筆之際卻黾勉從事而毫不輕忽。在爬梳采摭文獻時，她總是盡量考較各類史料。如圍繞王安石變法，曆來議論紛纭，褒貶不一。《王安石》一篇附錄的“參考書”就相當豐富，史籍類既有紀傳體的脫脫《宋史》，又有紀事體的馮琦《宋史紀事本末》，譜錄類既有貶斥新法的顧棟高《王荊公年譜》，又有爲之洗冤辯誣的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此外還有梁啓超傾注個人體驗的《王荊公傳》，以及王安石《王臨川全集》、曾鞏《元豐類稿》等別集，史源的詳贍多元確保了內容的謹嚴翔實。在辨析考訂疑難時，她又注意汲取學界的最新成果。如墨子其人由于史料阙略，“所以他的籍貫年代，都很發生問題”（梁啓超《墨子學案》第一章《總論》，商務印書館，1921年）。《墨子》一篇“定墨子爲宋國人”就“依顧颉剛先生最近的考證”並“參以鄙見”，而確定其生卒年則“依胡適之先生的考證”，于細微之處體現了精益求精的用心。對傳主迥異常人的危言畸行，她往往深具了解之同情。如司馬遷《史記》記載李廣曾經借機斬殺羞辱過自己的霸陵尉，後人往往诟病他睚眦必報，胸襟偏狹，“不能忘一尉之小憾”（淩稚隆輯《史記評林》卷一〇九）。《李廣》一篇則揆情度理地指出，“一個熱情奔放的人，是很難以理智控制自己的”，“誰觸著他的忌諱，便像在他心裏放了一枝利箭一樣，是很難忍受的”，指引讀者設身處地去體諒他不足爲外人道的苦痛。當然，當傳主在立身處世時略有瑕颣疵失，她也絕不徇情袒護。如《寇准》一篇本著“責備求全之意”，既充分肯定其“光明正直，敢于面折廷爭，有大臣的風度”，又直言不諱地批評他“爲政以剛，胸不容物，沒有大政治家的沉著，易爲人所忌，也易爲人所算”，並沒有因爲個人好惡而任意取舍，對公允通達地了解傳主自然大有裨益。
在具體講述這些曆史人物的生平轶事時，鄭侃嬨更是充分施展其豐沛的想象和生動的文筆，並不是簡單地將史料改寫成白話，就以此敷衍塞責。如《火牛陣》一篇在描寫燕國軍隊圍困齊國即墨城時說：“即墨大夫陣亡那天，陰風慘慘，全城充滿了死氣，紅日失了光芒，鴉鵲噤不能語；遠望十裏都是飄揚著燕兵的得勝旗，四圍所聽見的都是燕兵勝利的歌；老人晚上所做的是怪夢，小孩白天所唱的是凶謠。現在誰都懷疑齊國的末日到了，但誰都不忍說出來，只暗中加厚了面上愁雲，沉著的眼光深藏了些決死的神氣。”而正當齊將田單臨危受命，准備號召齊人奮起禦侮時，又突然插入一段：“場內的空氣靜默極了。野外耕牛急喘的聲音，山上戰馬漫遊的腳步，壯夫憤慨的呼息，老婦感動的咽氣，都能遠遠近近很清楚的聽出來。田單就在這樣肅靜的一瞬中，起來說話了。”經過逐層渲染，不斷蓄勢，終于烘托出驚心動魄的緊張氣氛。又如《費宮人》一篇說起明思宗崇祯面臨內憂外患而茶飯不思，“在彩紗罩著銀燈的散光下，朦胧看見他雙眉深鎖，神色憂郁。他坐不上十幾分鍾，便起來，背著手在殿裏來回的踱方步，有時仰頭看晚風吹動的八角紗籠在屋頂蕩漾著的燈影；有時低下頭輕輕踏著八成舊的地毯，數著還未給鞋底完全擦破去了的金絲蝙蝠；有時用指頭彈著桌上的花瓶，聽它發出來硁硁的聲；有時拔出身上的佩劍來晃幾晃，有時……”用一連串無意識的動作來暗示其內心的焦灼惶然，並由此反襯出女主角費貞娥的沉著果敢。這些片段的內容都出自鄭氏的虛構懸揣，並無文獻可征，卻合乎人情事理，也極大地增添了閱讀時的興味。
在這些精心結撰的曆史人物故事剛開始陸續發表時，夢蕉在《通俗讀物編刊之重要》（載1935年4月6日《新聞報》）裏痛感國勢危蹙，認爲“民間現時所能努力者，不過掃除文盲，推廣民衆教育，先從局部工作入手而已”，就特別舉出《勾踐報吳》一篇作爲可供“推廣民教”的典型予以稱揚。時隔十余年，王奇在《談通俗讀物》（載1948年1月8日《大公報》）裏議及顧颉剛主編的《大衆知識》，也認爲“其最特別的一欄，就是曆史名人故事，大半由鄭侃嬨女士執筆，取古人之可資楷模者，以平實的白話寫成傳記，並附插圖；這是別種刊物裏所不見的”，同樣欣賞其獨樹一幟的特色；接著又提到“《申報》還特辟一版，名曰《通俗講座》，每周發刊一回，專刊中西曆史故事”，而鄭侃嬨也是這個專欄的主要撰稿人。顧颉剛最初起意邀請鄭侃嬨合作，倚重的正是其出色的文學才能，事實證明她確實足堪此任而不負所望。
鄭侃嬨《勾踐報吳》
鄭侃嬨的優異表現還引起了其他史家的注意。兼任《大公報·史地周刊》編輯並編發過鄭氏作品，在《大衆知識》上也刊載過文章的清華大學曆史系教授張蔭麟，當時正接受委托動手編纂小學曆史教科書。他在《高小曆史教科書初稿征評》（載1937年4月2日《大公報》）中發願，“並不以通常寫課本之方法寫之，希望它能成爲一般兒童的讀物”，所以在《兒童中國史自序》（同前）裏闡述選材標准，首先就指出，“以若幹重要人物爲中心點，于其性格事業，須充分表明。是爲敘述之‘前境’。其他曆史常識，則采作‘背境’”，簡而言之即“以人物爲敘述之中心”，與顧颉剛籌劃的“曆代史談”可謂不謀而合。在這篇《自序》的最後，他還專門說道，“此書之成，深有賴于鄭侃慈女士，袁振之女士，楊聯陞先生之助”，對他們的無私襄助鄭重致謝。時任燕京大學曆史系教授的容庚在1936年7月26日的日記中提及，“張蔭麟來，與鄭侃嬨談編小學教科書事”（夏和順整理《容庚北平日記》，中華書局，2019年），可證張、鄭兩人確實曾圍繞這部《兒童中國史》有過具體商議。令人惋歎的是，由于張蔭麟因病過早逝世，此書並未完整結集付梓（僅有今人掇拾張蔭麟和袁震——即袁振之，吳晗的夫人——的部分文稿，另輯爲《兒童中國史》，北京出版社，2021年）。從張氏當初提供的全書目錄來看，其中寇准、範仲淹、王安石、鄭成功數位，鄭侃嬨在先前都已經撰有相關文章（目錄中尚有墨子、諸葛亮、謝安等，但已由張蔭麟本人撰寫）。在整合成書時是否直接采用這些文章，或是在此基礎上再做刪改潤色，恐怕已經很難再予以推究了。
張蔭麟《兒童中國史自序》
顧颉剛在《試擬工作大綱》裏還提到，“曆代史談”的現代部分將“包括外國史”，大概是考慮到晚近以來中外交流日趨頻繁的緣故。可惜語焉未詳，不知道究竟將會如何安排。但可以確定的是，交由鄭侃嬨來撰寫這部分內容也完全能夠勝任。她先後就讀過的培正女校、滬江大學和燕京大學都是由教會興辦的學校，她最後學習、工作過的燕京大學更是“實現了根植于基督教新教傳教事業和中國土壤的國際主義理想”，“有著很強的跨文化聯系”（菲利普·韋斯特《燕京大學與中西關系》第八章《結論》，程龍譯，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她由此受到西方文明潛移默化的濡染熏陶，在作品裏也時有表露。《續西遊補》開篇提到“今天是世界末日”，“東天的世界末日審判和西天的不同，西天依據世人的行爲來定賞罰”，就帶有濃重的神學色彩；而悟空在四下閑逛時，“跟人哼著‘Are you lonesome tonight……’的戀歌”，居然是數十年後又經過貓王Elvis Presley重新演繹而風靡一時的鄉村樂名曲。即使在撰作曆史人物故事時，她有時也會靈光乍現，信手拈來，嘗試去溝通中西文化之間的殊途同歸。《李廣》一篇有感于傳主的數奇不遇，哀歎“英雄是可以造時勢的，但也有不少的英雄是爲時勢犧牲了”，順手就摘錄了英國作家威爾氏（H. G. Wells）在The Outline of History裏感喟英國曆史上也有不少人“老死于窮巷裏，得不到機會發展天才”的片段作爲參照比較。這部簡明扼要的世界史在當年風靡一時，顧颉剛很早就向潘家洵打聽過此書“對于中國史有何意見”（1922年4月10日《致潘家洵》，收入《顧颉剛書信集》卷一），錢锺書還將自己留存的一部原版轉贈給顧颉剛（參見俞國林編《顧颉剛舊藏簽名本圖錄》卷七，中華書局，2013年）。鄭侃嬨注意此書，或許與此不無關系。該書很早就有梁思成、向達等人的文言譯本《世界史綱》（商務印書館，1927年），並多次改版重印。但或許爲了行文統一起見，鄭侃嬨在迻錄時並沒有借助現成的譯本，而是依據英文原著改以白話自行翻譯。由此可知她對西文文獻較爲熟悉，外語能力也已經達到相當的程度。所以在發表大量中國曆史人物故事之余，她還抽空撰寫了《愛迪生》（載1936 年 3 月 19 日《申報》）、《巴斯脫》（載1936 年 3 月 26 日《申報》）、《列斯特》（載1936 年 4 月 9日《申報》）等，介紹這些近現代西方科學家的生平轶事。《巴斯脫》一篇說起“他曉得在考場裏和人競爭分數，是有害無益的。他不管這一套，專心在研究室裏做科學實驗”，還很有幾分夫子自道的意味。這些故事娓娓道來，筆致活潑，同樣很受讀者歡迎，《公教周刊》《末世牧聲》《僑務月報》《知行月刊》等刊物還先後予以轉載。不過很可能爲了集中精力先確保完成曆代史談的古代部分，她並沒有繼續撰寫這類外國人物故事。
顧颉剛學術興趣廣博且多變，可日常事務又極其冗雜，以至時常無法全力以赴，畢其功于一役，而需要諸多友朋、弟子施以援手，分任其事。除了參與撰著“秦漢史談”、《建國本國史》等曆史讀物，鄭侃嬨也協助他處理過各類事宜。首先是編審刊物。早在滬江大學時，她就擔任過校刊《天籁季刊》的編輯（參見《天籁季刊》第十七卷第十四號至第十八卷第一號卷首所列編輯部名單），在審校編排方面積有經驗。正在主持通俗讀物編刊社的顧颉剛就“私人津貼侃嬨夫婦”，“因請其爲通俗讀物社辦事，兼修飾投稿”（《顧颉剛日記》，1933年12月11日）。數年後爲了籌辦《大衆知識》半月刊，顧颉剛又專程“到侃嬨家吃飯，討論《大衆知識》事”（同前，1936年11月1日）。連士升在《學習顧颉剛》（收入《南行集》，南洋商報社，1955年）中也回憶說，這本雜志“由先生任總編輯，由吳世昌兄、楊剛女士、先室鄭侃嬨女士及我分任各部分的編輯”，可以彼此印證。鄭氏不僅積極替刊物撰寫文章，還承擔了編輯部的日常編務，爲此付出過許多時間和精力。所以多年以後，顧颉剛在日記中回顧“予前所出版書”，提到《大衆知識》時也特別申明“與楊剛、鄭侃嬨等同編”（1957年6月30日）。其次是選輯教材。亞東圖書館在1933年末商請顧颉剛主持編選中學國文教科書，顧氏當即決定“擬約吳世昌君及李素英、鄭侃嬨兩女士合成之”（1934年1月1日），很快就召集三人“開會討論編輯中學國文教科書事”（同年1月8日），並答應出版社“約一年半交”（同年1月17日）。數月後他因爲奔喪返回杭州，將手頭各種事務分別委托給旁人，“中學國文教科書”一項就指定由“侃嬨、素英、子臧”承擔（同年8月31日）。可惜此書最後未能如期出版，具體分工已經無法推求了。最後是代擬論文。顧颉剛曾有計劃系統研究清代學術史，爲此替鄭侃嬨“擬清代學者十人目”（1935年7月9日），交由她搜集資料並擬定初稿。等到部分初稿完成後，顧氏立即“看侃嬨所代作《顧亭林》”（同年9月2日），“終日點改侃嬨代作之《顧亭林》《黃梨洲》《王夫之》三文”（同年11月28日）。鄭氏隨後根據他的意見，做了細致的補充修訂，接著還寫了另一篇《李颙》。又過了兩個多月，顧氏說起“校侃嬨所作《黃宗羲》等四文訖”（1936年2月1日），稍後這批文章以“近代大思想家傳略”的總題名在《中學生》雜志上連載（現均已收入顧颉剛《寶樹園文存》卷三），此事才算告一段落。鄭侃嬨還與童書業（字丕繩）分工合作，起草過《清代漢學家治學精神與方法》，最後也由顧氏“將丕繩、侃嬨代作播音稿修改，即寄教育部”（同年8月26日），不久後便在電台播出（文字稿連載于1936年9月23至26日《中央日報》，又被《大公報》《新聞報》《中央周報》《廣播周報》《播音教育月刊》等諸多報刊轉載；現已收入顧颉剛《寶樹園文存》卷二）。短短數年時間內，在顧颉剛的充分信任下，尚在燕京大學讀書的鄭侃嬨（據《顧颉剛日記》，他在1937年6月9日參加了鄭的畢業考試）就先後承擔起諸多瑣碎繁難的工作，期間還經曆了自己懷孕分娩和丈夫割腹治腸，夫妻倆對此卻安之若素。正如連士升日後所回憶的那樣，“夫婦兩人可安坐北京圖書館讀書寫作，而衣食可確保無憂，這是我們在北京苦讀十年所得到的初步收獲”（《失業與失竊》，收入《回首四十年》），對顧颉剛昔日的獎掖庇佑充滿感激之情。
顧颉剛《黃宗羲——近代大思想家傳略之一》，由鄭侃嬨擬定初稿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如果僅僅將鄭侃嬨視爲學術研究的合作者或日常庶務的協助者，還不足以充分說明顧颉剛對她青睐有加並委以重任的緣由所在。畢竟在顧門弟子中充任過類似角色的，先後就有童書業、楊向奎、譚其骧、侯仁之、史念海、劉起釪等多位。他們在各自專業領域內都可謂術有專攻甚至青出于藍，在佐助顧颉剛從事學術研究或處理日常庶務時，比起初出茅廬、涉世未深的鄭侃嬨顯然更加遊刃有余。稍事梳理尋繹顧颉剛在日記中的記載，可以發現他其實還將鄭氏視爲可以傾吐心事、纾解愁悶的知己，關系遠較一般師生要來得親密融洽。初次見面時，鄭侃嬨就給他留下了異乎尋常的深刻印象。“鄭女士甚質樸有爲”，在當天的日記中他這樣寫道，“貌（眼與唇，及其笑態）頗似慕愚，又使我怆悢不已”（1933年3月16日）。這位“慕愚”即譚慕愚，日記中又常稱她爲“譚惕吾”“健常”等，是顧颉剛先前任教于北京大學時就一見傾心的女學生。顧颉剛對她一往情深，還曾大膽示愛求婚，可癡戀五十余年終無結果。“《日記》中幾乎隨時隨地都是譚的身影。顧爲她寫了無數的詩，也做了各式各樣的夢，其情感之濃烈，可想而知”（余英時《未盡的才情——從〈日記〉看顧颉剛的內心世界》五《顧颉剛與譚慕愚》，載《顧颉剛日記》卷首）。就在一年多前，顧颉剛專程赴南京探望譚慕愚，卻意外覺察到對方似乎已經別有所戀，不由得悲從中生，在日記中寫下“百千量度都須廢，只此愁心不可移”，“拼把吾生千斛淚，年年倒向腹中流”等詩句（1932年1月22日），盡管第二天就自我排遣道，“彼之得有安慰，即足使愛彼者亦得安慰，複何恨焉。所惆怅者，從此友誼不得繼續，即此躲躲閃閃之機會亦不易得耳”（同年1月23日），但這無疑是故作曠達而自欺欺人，“其實不過是一種理智層面的自解（rationalization）而已，情感上則完全是另一回事”（余英時《未盡的才情——從〈日記〉看顧颉剛的內心世界》五《顧颉剛與譚慕愚》）。和鄭侃嬨第一次相見時，顧颉剛還沒有從失戀的痛楚中掙脫出來，驟然發現譚、鄭兩人面容、神情酷似，當即觸動幽深隱秘的心事，乃至“怆悢不已”，表現極爲失態。而自此以後，顧颉剛就屢屢將譚、鄭兩人牽合在一起：當通過長談增進對鄭氏爲人性情的了解後，他立刻盛贊“侃嬨女士是一個極熱烈的人，與健常相似”（1933年4月20日）；有一次他“夢與健常攜手同遊”，送她回寢室時“扪其膚，灼手甚”，正在憂慮焦躁，忽然又夢到自己“遇侃嬨”，並從她那裏獲悉譚氏的病症及境遇，而他恰在此時“愁絕而醒。時窗黑無光，衆聲俱寂，溫尋夢境，悲懷不已，遂達旦無眠”（1935年11月25日）；數年後鄭氏猝然離世，令他黯然淚下，再次將兩人相提並論，“健常、侃嬨，並爲予知心之友，健常認識在前，我愛既鍾，不容他移，侃嬨豪放過于健常，無話不談，在友誼上亦造頂點”（1938年10月22日），足見在他心目中兩人已難分軒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顧颉剛最初曾有計劃與譚慕愚“共作一部中國通史，我任上古至清，她任鴉片戰爭以後至現在。要是這個工作真能作成，我二人精神之結合將曆千古而長存，不勝于百年之伉俪乎！”（1931年2月4日）。爲此他還寫信給譚詳加說明，希望“在以後的適當的環境中共成此巨著”（1931年2月5日《致譚惕吾》，收入《顧颉剛書信集》卷二）。而譚很快就有回複，“承受了我的要求”，並制定好計劃，“每日抽出三四小時讀書，並作筆記”，“俟見解成熟，再作論文以鍛煉發表能力”。這讓顧大感欣慰，覺得“我的生命也就有意義了”（同年2月17日）。如今時移勢易，合作者只能改換成鄭侃嬨。在某種程度上，顧颉剛顯然已經逐漸將鄭侃嬨視爲譚慕愚的化身，希求自己在情感上所遭受的種種苦痛煩悶，都能夠在她那裏得到寬慰和解脫。
1934年11月8日顧颉剛（中）與譚慕愚（右）、夏葵如（左）在西湖邊合影留念，顧在當天日記中提到“與健常、葵如到嶽墳前吃飯，並到嶽墳照相”。
正是出于這種愛屋及烏的特殊心理，使顧颉剛對鄭侃嬨有了似曾相識的親切感。剛剛認識才不到兩個月，他就趁著“與侃嬨同歸”的機會，“出前年旅行中寄履安信示之，又贈《古史辨》一冊”（《顧颉剛日記》，1933年5月11日）。1931年4、5月間，他和洪業、容庚、吳文藻、鄭德坤、林悅明等燕大師生組成考古旅行團，遠赴河北、河南、陝西、山東等地考察，沿途用書信向妻子殷履安彙報見聞和感想。如今又毫不見外地將這批書信轉示鄭氏，另附上概述個人學術志趣的《古史辨》，自然是希望她藉此增進對自己生平志業的了解。鄭侃嬨看完這批信劄後確實深受感動，在回信時表示“欲以一生之力”爲顧氏作傳（同年5月17日），讓他在感愧之余頓生知己之感。此後隨著相處日久，雙方也相知益深。顧颉剛固然格外欣賞鄭侃嬨、連士升夫婦“個性均甚強，又皆笃學、刻苦，甚可敬佩”，慶幸自己“與之作近鄰，過從密接，談吐不拘，亦一快事也”（1935年7月8日）；而鄭侃嬨也坦誠相待，毫無矯飾，在讀了顧氏早年所撰《對于舊家庭的感想》（連載于1919年《新潮》第一卷第二號至1920年第二卷第四號、五號）之後，甚至毫不避忌地當面批評他“顧慮太多，既要改造舊家庭，就不得怕尊長痛苦”，顧氏聽完也不得不承認“予非革命家，即此可見，蓋理智與感情不相讓也”（同年11月21日）。顧颉剛成了鄭氏夫婦家中的常客，在鄭生日時還受邀和他們一家“同遊北海公園。到侃嬨家吃壽面”（1936年9月6日）。而當顧颉剛因爲種種家庭瑣事而心煩意亂時，鄭侃嬨更是成了他言無不盡的傾訴對象。在長女顧自明的婚姻出現危機時，他就提到“侃嬨來談自明婚事，離婚恐不可免。然離後如何，大是問題”（1937年1月2日）。同爲已婚青年女性的鄭侃嬨，對此應該也發表了不少意見供他參酌。由于時局動蕩不甯，顧颉剛因爲其父耽于苟安而憤恨不已，卻又無計可施，只能暗自大呼“真氣死人”，“我父子性情太不同了”（同年11月12日），直到第二天“寫侃嬨信，一舒積郁”（同年11月13日），激切煩躁的情緒才逐漸緩和。
由于盧溝橋戰事突然爆發，北平的局勢突然緊張起來。顧颉剛被迫匆匆離京，遠赴歸綏。稍後不久，鄭侃嬨、連士升夫婦也帶著幼女連僑思逃難至香港。爲了節省日常開支，鄭侃嬨又獨自帶著女兒一度寄居在澳門的親戚家中。四處流亡的顧颉剛則通過書信了解他們的近況，日記裏不時說起“寫侃嬨信”（1937年8月5日、8月29日、10月16日，1938年3月24日）、“問侃嬨行迹”（1937年9月20日）、“寫士升、侃嬨信”（1938年3月1日、7月7日）、“寫侃嬨夫婦及僑思函”（1938年3月15日），在和別人通信時也附帶提到，“伯棠（按：連士升字伯棠）夫婦初同居香港，旋以侃慈病心髒擴大，獨居澳門養疴，伯棠大約可望在港就事”（1938年3月24日《致陳懋恒、趙泉澄》，收入《顧颉剛書信集》卷二），將他們的境遇轉告友朋以釋牽念。從信中的口吻來看，他似乎還在替鄭氏一家終于能夠暫時安頓下來而略感欣慰，絕不會想到短短數月之後，鄭氏就突然因病辭世。據連士升說，鄭侃嬨于1938年5月又從澳門搬回香港，“因爲用功過度，致患心髒病，群醫束手無策，到了8月3日下午10時便與世長辭”（《失業與失竊》，收入《回首四十年》）。由于戰事正熾導致郵路不通，直到兩個半月後顧颉剛才獲悉此事，“拆視諸信，得侃嬨死耗！”“侃嬨已殁八十日矣！”“侃嬨竟死，傷哉！爲之淚下不止”（1938年10月22日）。隨後數日中，他始終哀恸不已，先是爲此徹夜難眠，“痛哭一場，從此流淚到天明”，乃至整天失魂落魄，“在汽車中，想及侃嬨，又流淚不止。噫，我心碎矣！今晚剃頭時，靜坐默思，又流涕不止。理發匠一面和我剃，一面爲我拭淚”（同年10月23日）；接著翻檢出她去世當天的日記，追述道“哪裏想得到，今晚十時，侃嬨在香港死了！”（同年8月3日附10月23日補記），覺得此事恍如一夢而難以置信；隨後給連士升等人回信以示慰問，“又大恸不止。不是侃嬨死，我真不自知對她有這樣的深情”，甚至說“自祖母逝後十六年矣，我未曾哭過別人，想不到這眼淚是貯藏了哭侃嬨的”（同年10月25日），始終深陷傷恸而無法自持。
即便在此後的數十年間，對于鄭侃嬨的猝然離世，顧颉剛還是難以釋懷。信手翻看以前的日記，尋常的瑣屑都會勾起他清晰的回憶，忍不住要再添上幾筆，“此日爲我與侃嬨最後同遊，覽此傷歎”（1937年6月3日所附1939年3月4日補記），“今日門口，別了父大人與侃嬨，遂成永訣矣，傷哉！”（同年7月21日所附1939年3月4日補記）“此爲我寫侃嬨之末信！”（1938年7月7日所附同年10月23日補記）俨然已經將她視作親密無間的家人。因爲參與籌備安葬事宜，他又整夜輾轉反側，“昨夜八時即眠，然今日上午十二時半即醒，從此張眼到曉。寫侃嬨墓碑，怅絕！”（1939年10月14日）還不厭其煩地將其生卒年月記錄在日記中以防遺忘。門下其他弟子遭遇到的坎坷艱辛，也每每讓他聯想到鄭侃嬨。侯仁之突遭日本憲兵逮捕拘押，他聞訊後憂心如焚，擔心“今茲恐無生理。若不幸而永訣，實爲予將來事業之大創傷，猶侃嬨之棄世也”（1942年6月8日）。童書業由于罹患精神疾病而敏感多疑，又讓他徒呼奈何，“予所提拔之人，若侃嬨，則死矣”，“今丕繩又如此，天之厄彼正所以厄我也，怅甚怅甚！”（1946年5月9日）而想到自己曾經“寄以極殷切之屬望”的劉克讓、黎光明、鄭逢源等年輕人，都紛紛如鄭侃嬨一樣“夭其天年”，更是令他“不勝其傷恸”，痛呼“此皆我國家我人類之損失也”（1947年1月3日）。他還不時翻檢出以前主辦的刊物，重溫“《大衆知識》上侃嬨文”（1941年8月18日）。爲了策劃主編《中國名人傳》，他又相繼“看侃嬨所作《子産治鄭》”（1945年9月9日），“看侃嬨所作《費宮人》”（同年9月21日），“看侃嬨所作《勾踐報吳》”（同年9月22日）。與鄭侃嬨曾在《大衆知識》編輯部共事的張秀亞“甚肯寫作”，頓時讓他喜不自勝，“深望其繼侃嬨之志，成一部通俗的中國史也”（1943年3月21日）。而當與鄭侃嬨交好的陳懋恒（字穉常）終于踵續其事並初戰告捷時，他又不禁回想起鄭侃嬨的《續西遊補》“寫得非常生動，激起了我的共鳴”，而那些曆史人物傳記“文字清健流暢，描寫人物栩栩如生，頗得一般讀者的好評”，感歎她當年“倉卒南下，在港病殁，使我失去一個最好的同志，傷痛到了極點。編寫通史演義的夢想也只得暫時中斷”（顧颉剛《中國上古史演義序》，載陳稺常著，顧颉剛、平心、章丹楓校訂《中國上古史演義》卷首，上海文藝出版社，1955年），爲之黯然神傷良久。
鄭侃嬨去世兩年多後，連士升再婚，旋即舉家逃難至越南，數年後又移居新加坡。他和鄭侃嬨的女兒連僑思則于1955年考入北京大學生物系，畢業後被分配到山東德州工作。顧颉剛和父女倆一直保持著聯系，屢有往還。連士升在1955年出版散文集《南行集》（南洋商報社，1955年），還專門懇請顧颉剛爲其題署書名。書中有一篇《學習顧颉剛》，回憶起“1934年至1937年間，我和先生的過從頗密。我讀過他求學時代的日記稿本，我看過他的讀書筆記，我更有機會時常跟他通訊和談天”，雖然並未詳細述及，可毫無疑問是因爲鄭侃嬨的關系，他才能得到顧颉剛如此的信賴。此後連士升還將《泰戈爾傳》《閑人雜記》等著作先後寄呈顧颉剛（參見俞國林編《顧颉剛舊藏簽名本圖錄》卷二），而顧在日記裏也提到“略翻連士升寄來文集”（1963年6月26日），“看連士升《南行集》”（同年10月28日、11月2日），“看亡友連士升所贈《閑人雜記》訖”（1980年10月7日），想來披覽之際也免不了會睹物思人。
連士升
連士升著《南行集》
剛認識鄭侃嬨時，顧颉剛曾爲她書寫過一幅聯語作爲紀念（參見1933年6月13日日記）。時隔二十年，他在日記裏對此做過一番诠釋發揮，“予前爲侃嬨書聯語曰：‘不知嫉忌爲何事，但矚光明益向前。’蓋自知最無嫉妒心，只願人好，不願人壞。而一般人不似我，見人之略有成就者則排擠之，予誠不能解其意也”（1952年8月31日），可知這既是對鄭氏的勖勉鞭策，也是他本人的自剖心迹。又過了二十年，顧颉剛再次書寫這幅聯語贈予連士升，題款中則改稱“此四十年前爲士升同志所書聯也，戰中遺失，今日重會，囑爲補書以留紀念，即乞指正”（《爲連士升題字》，書于1973年5月，收入顧潮整理《顧颉剛全集補遺》，中華書局，2021年）。在濡墨揮毫的時候，他眼前必定又會浮現出一幕幕悲欣交集的往事，勾起對鄭侃嬨天不假年而未盡其才的哀惋痛惜。
和年逾耄耋、聲名顯赫的顧颉剛相較，鄭侃嬨不過是現代學術史上稍縱即逝、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罷了。由于冥冥中偶然的機緣湊合，才使得顧颉剛在無意間發現她渾融蘊藉的潛力；更由于個人抑郁苦悶的情感經曆，使得顧颉剛對她一見如故而格外垂青。而鄭侃嬨既兢兢業業，充當他工作時的得力助手，又赤誠以待，成爲他生活中的異性知己。可惜兩人的合作僅僅持續了短短五年，就因爲戰火頻仍而被迫終止，業已完成的部分著述也未能及時整理出版。鄭侃嬨從此更是飽經流離播遷，終至赍志而殁。顧颉剛對她的遺作倒是一直念念不忘，在晚年寫給連僑思的信裏還特別提到，“你母生時，好作曆史短篇小說，當本世紀20-30年代，發表了不少文章，在燕大出版的《睿湖》《燕大月刊》和彼時風行的《大公報·曆史周刊》中”，提醒她留意蒐求整理，並相機謀求出版，“我年已八十，不便行走，無法自己動手。每念當時與你父母交誼之深，不忍不對你作此希望和提議，不知道你以爲如何？”（1973年9月14日《致連僑思》，收入顧潮整理《顧颉剛全集補遺》）在那個特殊的時代背景下，此事當然絕無可能著手進行，以致遷延至今，當初那些流傳極廣的作品也逐漸乏人問津。迄今所見，似乎只有盛仰紅編著的《20世紀中國名人兒童作品精選·曆史故事》（廣西民族出版社，1999年）獨具慧眼地選錄過一篇《謝安》，證明鄭侃嬨的這類作品依然有著曆久彌新的活力。只是該書在介紹作者生平時僅有短短二三十字，內容多有阙漏訛謬，令人又不禁爲之唏噓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