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兼明
移動支付、網絡購物、退休認證、生活繳費、網上挂號、在線訂票……在一部分人享受著移動互聯帶來的便利時，大量老人卻陷入了“數字鴻溝”的困境。《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近日在多地走訪發現，此問題在疫情後愈發凸顯。由于沒有“健康碼”，很多老人無法乘坐公共交通和進入某些公共場所（如超市）；他們所使用的老年機，也只能接打電話，根本無法掃碼支付。“銀發族”普遍反映，新技術讓他們與社會脫節速度加快，“數字化”對老人越來越不友好，尤其那些獨居或空巢老人——統計顯示，60歲以上獨居和空巢老年人迄今已達1.18億左右。
《經濟參考報》近日一篇報道也顯示，由于網絡預約挂號看病、移動支付繳費已成常態，對很多不會使用智能手機的老年人來說，去醫院挂號、繳費、看病、檢查就像在走迷宮，看病難成爲老年人的主要困擾。到去年年底，中國60周歲及以上人口已達2.54億人。該報引用一則研究報告顯示，46.3%的中老年人從未用過手機支付，可見陷入“數字鴻溝”困境的老人，是一個龐大的數字。
很顯然，數字時代不應當只屬于年輕人，老年人也是社會公衆的重要群體，多元包容、公正平等是衡量科技創新和社會發展最重要的價值標准。如果大量老年人被排斥在數字時代的“紅利”之外，那麽科技是否真的在造福人類就值得嚴肅思考了，尤其在人口老齡化的今天。
要改變這種狀況，首先需要政府和有關部門制定相關法律法規，規範與保障老年人在公共服務和商業服務方面的基本需求，確保公共服務的普惠性，考慮到區域間、年齡間的數字化差異，要確保所有公共服務機構有不使用手機的自由。《中國老年人生活質量發展報告（2019）》統計顯示，中國老年人的教育水平普遍較低，未上過學和只上過小學的老年人比例最高，超過老年人口總數的70%。這部分人即使再學習，恐怕也難以跟上信息時代的知識更新速度，難以順利使用如今的智能電子設備。而一個健康的社會，顯然不應當抛棄他們，更不應把他們隔絕在社會之外。那些與子女共同居住的老人還相對好些，如是獨居和空巢老人，再加上受教育程度低，如何適應當下的社會，尤其是政府部門需考慮的問題。面對這種現狀，所有的公共服務和商業服務機構都應當保留傳統的渠道和窗口，或有人工幫助，任何機構和個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和借口拒收人民幣現金，不能盲目推行全盤數字化，尤其是疫情期間所有公共空間都應提供“非數字”進入的方式，這是老人們應享有的合法權益。
所有的公共與商業服務機構，保留傳統的渠道與現金窗口，還有助于應對戰爭或區域性的災難。兩年前，瑞典央行行長就提出警告——無現金社會在面對戰爭或天災時，毫無抵抗性，龐大的社會金融體系將在瞬間崩塌。因爲無現金支付需特定的基礎條件，如電力、網絡、基站等，如果遇到戰爭或天災停電停網，社會極易陷入動亂。前兩年日本北海道強震引發大規模斷網斷電，劄幌瞬間成了黑暗之都，其間大量居民湧入超市和便利店，卻無法購買生活物資，因爲那些使用電子支付的災民，因斷電喪失了支付能力，口袋中也無現金。所以，給老人留一席之地，也等于給全社會留一個安全的窗口。
其次，數字産業本身也需提供“適老型”的服務産品，開發適合老年人使用的大字體、大屏幕的有語音服務的操作界面，讓服務設備更人性化和便利化。我們應認識到，老人遭遇的困境，並非是科技進步導致的，而是設計者沒充分考慮到各類人群的需求造成的，是科技含量不夠的結果。只有滿足不同用戶需求的技術成果，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科技進步。老人遇到的問題，意味著市場其實蘊含著商機。比如疫情防控，就完全可開發一種便攜設備，只需掃描身份證，同樣能提供健康碼。如果有企業專門把老人爲目標人群，開發各類數字化的應用場景，建設信息高速路的“無障礙通道”，肯定會有極大市場。
其三，政府應當有制度性和財政資金的安排，讓社區爲老年人適應數字化時代提供培訓，同時鼓勵商業機構和公益組織提供相關的技術輔導，讓老人們學會智能手機的一些基本功能操作。很多老年人有學習數字技能的興趣，只是他們的記憶力、適應能力可能略差，如果有必要的幫助指導，老人們融入數字生活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德國政府就資助了德國聯邦老年人協會“老年人數字化教育”項目，幫助想學習使用電子産品的老年人，有網上問答，有線下教學，老人們都很願意參加這樣的“學習咖啡會”。新加坡政府也成立了數字轉型辦公室，招募“數字大使”向攤販和年長顧客推廣電子支付。當然有子女的家庭，年輕人更應主動鼓勵和引導老年人使用數字産品，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幫助老人學習這些技能。同時，相關部門也需做好老年人使用數字産品的安全防護工作，防止他們上當受騙。
老年人的生存權是一項基本人權。別讓老年人陷入“數字困境”，應成爲全社會關心的課題，所有人也應行動起來。人人都要變老，善待老人也就是善待未來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