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深受中華文明影響的朝鮮王朝，曾經長期以“小中華”自居。《李朝成宗實錄》稱：“吾東方自箕子以來，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風，女有貞正之俗，史稱小中華。”
朝鮮王朝之所以自稱“小中華”，是因爲他們打從心裏服膺以漢文化爲核心的中華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也代表了朝鮮不敢僭越中國天子作爲“大中華”統治者的正統性。
這個情況在滿清入關後，發生了變化。明朝滅亡以後，朝鮮宮廷一度不願奉清廷爲正朔，後來雖在武力脅迫下表面屈服，但衣冠仍舊沿襲明制，其內部和民間的記載也依然沿用明朝最後一位皇帝的崇祯年號長達兩百余年，直到李朝第26代國王李熙于1879年宣布脫離清朝獨立，改國號爲“大韓帝國”爲止。盡管在政治上屈服于滿清，朝鮮在文化上卻始終“義不帝清”。朝鮮儒者普遍認爲，滿清不具有繼承中華文明的正統性，中原的中華文明已經隨著明朝滅亡了。
既然滿清不能繼承中華正統，這項神聖的任務只能由朝鮮當仁不讓地承擔。于是乎，“中華文明之最優等生的朝鮮理當爲正統中華文明的繼承者”、“朝鮮應當去完成中華的作用”等思想開始在朝鮮發端，朝鮮王朝也認爲朝鮮是東方的禮儀之邦、隱士之國，中華文明的繼承與發揚者。
正是因爲有了這個曆史背景，所以大韓民國（大韓帝國的繼承者）的一些學者，才會宣稱炎帝、黃帝的神話出自韓國，主張孔子、西施、李時珍等中國曆史人物是韓國文化名人。其邏輯是很簡單的，既然從明朝滅亡以後，朝鮮就已經是中華文明的正統繼承者，那麽作爲朝鮮正統繼承者的現代韓國，自然也是中華文明的正統繼承者，因此明朝以前的中國曆史文化名人，自然就是韓國的曆史文化名人。
韓國學者的這些觀點，自然不爲中國學術界所認同，也被中國網民批判得體無完膚。然而，這些觀點的思想根據卻是不折不扣的“中國貨”——春秋公羊學。
春秋公羊學認爲，“中國”（諸夏、華夏）不是血緣與種族觀念，而是文化的正統與道德；“夷狄”是文化邊緣的蠻夷，其文化正統、道德尚未進化到“中國”之程度。按照公羊春秋學義旨，“中國”與“夷狄”是可以轉化的，如果“中國”的文化、道德退化，就會降爲“夷狄”。反之，如果“夷狄”的道德、文化進化，就會升華爲“中國”。這二者之別，在于道德、文化，而不是種族、血緣。
這就是儒家思想裏面著名的“夷夏之辨”。相信沒有人能夠否認這是中國的傳統思想。按照這個思維模式，我們不妨問一問：現代中國人和現代韓國人，在道德和文化的總體水平上，孰高孰低？孰優孰劣？在國家行爲及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誰更有中華文明的特色？是中國人，還是韓國人？
以國家行爲爲例，在每年5月的第一個星期天，韓國首都首爾的宗廟都會舉行“宗廟大祭”。這個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爲“人類口傳及無形文化遺産傑作”的祭祀儀式，再現了源于中華文化深厚而源遠流長的東方文化精髓，從中可以窺見民以孝爲先，王以德政治天下的傳統儒家思想。而韓國也是世界上唯一仍沿襲古樸禮儀，尊奉曆代國王和王後的神位，舉行隆重的祭祀儀式的國家。
類似的國家大祭，在現代中國是找不到影子的。即使是遍布各地方興未艾的祭伏羲、祭女娲、祭黃帝、祭炎帝、祭堯、祭舜、祭禹、祭孔等等地方性祭祀活動，也多半是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絕非真正意義上的嚴肅祭禮。生前主張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的孔老夫子，如果複活于當代，恐怕也會“乘桴浮于海”，從山東揚帆到高麗，再高呼一聲：“吾，東夷之人也！”
此外，從韓劇所反映的韓國人日常生活中，在在處處都能看到中華文明的潛移默化。
《新娘18歲》裏的權爺爺，並沒有因爲女方家道中落，而嫌棄和自己的孫子權赫俊定下娃娃親的尹貞淑，仍然要孫子遵守婚約，迎娶那個教育程度不高，也不大會做家務的小太妹新娘子。這裏所要傳達的是重義守信的價值信念。
《家門的榮光》裏的曾祖父，並沒有因爲妻子被強奸致孕而抛棄她，還在妻子生下“孽種”上吊自殺之後，把無辜的嬰兒當成親生兒子撫養成才。這是何等真摯的夫妻之情和深厚的父子之愛？在其背後支撐的道德理念，不就是孔老夫子一以貫之的忠恕之道嗎？
韓劇承載的深厚傳統中華文化理念，是當代中國電視劇裏少見的，無怪乎中國廣電總局電視劇司副司長王衛平會痛心疾首地說：“現實題材就是一把雙刃劍，一些作品只看到表象就放大了來表現，未必是社會的本質……在這方面我們甚至不如韓劇表達得更溫和、友善、合理。”
韓國的江陵端午祭成功“申遺”，令很多中國人自尊心受損，爲此而口誅筆伐者有之，呼天搶地者有之，罵韓國人不要臉者有之，認真反躬自省中國到底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多少傳統文化形態者卻很少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