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
李光耀在《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說，除了英國，其他任何國家對新加坡政治發展的影響都不及中國來得大。
1949年之後，在新加坡，受華文教育者強烈的愛國情操和自豪感被激發出來，他們期待著強大中國的崛起，可以一雪多年以來在英國和歐洲人殖民統治下所蒙受的屈辱。但是，另一方面，這事則引起了馬來人、印度人、受英文教育的華人以及少數支持KMT的受華文教育者深藏已久的恐慌。
1965年，新馬合並，中國並不承認當時的馬來西亞，認爲那是“新殖民主義的陰謀”。
1968年8月12日《人民日報》在批評“蘇修叛徒集團”時，形容李光耀爲“美英帝國主義的工具”；1971年5月2日《人民日報》把李光耀形容爲“英帝國主義的走狗”。
從1966年至1976年，中國經曆大動亂。在巅峰時期，新加坡一些華文書店進口大量印有“毛主席語錄”的郵票，入境的中國海員也帶進了數以千計的小紅書，在新加坡的中國銀行職員則在服務櫃台向新加坡本地客戶發放宣傳冊子。
李光耀政府把參與此事的狂熱新加坡公民逮捕並提控，對中國公民則不加限制，“爲的是繼續維持我們同中國的貿易往來”。
60年代中蘇分裂。1969年發生珍寶島事件，中蘇關系白熱化。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世界格局發生了根本的轉變。
由于世界格局發生了變化，中國對新加坡的立場也悄悄發生了轉變。
1974年，中國副外長喬冠華在聯合國與新加坡外長拉惹勒南會面，問起蘇聯船只在新加坡維修的事。拉惹勒南說，新加坡的海港是對任何國家船只開放的，但是，他保證，絕不容許任何勢力利用新加坡對鄰近國家進行顛覆活動。
其實，關于新加坡港口一事，早在1970年9月，李光耀在蘇聯會見蘇聯總理柯西金時，柯西金就提出，蘇聯有意使用新加坡的船塢，准備派各種船只包括軍艦到新加坡進行維修；柯西金也問李光耀中國對新加坡受華文教育者的影響力。
毛主席會見李光耀
1975年6月和9月，泰國首相和伊朗首相分別給李光耀傳來周總理的口信，邀請他訪問中國，並補充說，“時間不多了”。李光耀決定訪華，並且把時間定在1976年5月。但是，李光耀尚未成行，周總理就去世了。
1978年鄧小平訪問新加坡
1978年，鄧小平訪問新加坡。《人民日報》引鄧小平的話稱：“勤勞勇敢的新加坡人民在李光耀總理的領導下，在發展國民經濟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就”。第二天刊發了題爲《發展中新友好關系警惕霸權主義侵略東南亞》的報道。
1980年11月，李光耀第二次訪華，《人民日報》的新聞標題是 “李光耀總理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在1976年首次訪華之前，當時正值中蘇交惡，爲了消除中國人對新加坡是否支持蘇聯的疑慮，李光耀重申，作爲自由經濟體，新加坡允許蘇聯在新加坡設立莫斯科人民銀行新加坡分行，以便處理貿易事宜，但絕不允許蘇聯在新加坡進行任何反華活動。
至于中國人擔心蘇聯人收買新加坡華商領袖以換取對蘇聯的支持，李光耀向中國保證，“我們不親蘇，也不親中，我們親西方，因爲著符合新加坡和我們鄰國的利益”，對蘇聯在新加坡和本區域的活動，新加坡完全清楚並且會密切留意；另一方面，新加坡雖不願觸怒蘇聯，但希望鼓勵並擴大與中國的交流合作。
5月12日，李光耀與華國鋒會見。華國鋒說，支持越南、老撾和柬埔寨人民“抵抗美國的侵略是中國的國際任務”，同時，蘇聯從中進行幹預和制造不和，未必會成功，因爲這些國家不會把辛辛苦苦爭取到的獨立主權奉送給蘇聯。
5月13日，兩人又一次會見。華國鋒說，中國人和新加坡華人“有著親戚一般的關系”，希望這種關系能在李光耀本次訪華之後進一步改善。李光耀說，《人民日報》刊登了他與毛主席的會見，必定會引起東南亞各國的疑慮；由于新加坡的鄰國華人雖屬少數，但在經濟上扮演重要角色，已經引起這些國家原住民的不滿；中國越要以“親戚國”的身份接觸新加坡，越容易讓新加坡的鄰國起疑心。
在結束首次訪華之後，李光耀在2000年出版的回憶錄中分析，“我們同華南各省的中國人在外表上這麽相似，有共同的文化價值觀，對男女關系看法一致，都強調長幼有序的家庭觀念，對朋友、對家庭有相同的一套社會准則。”
他接著寫道：“然而，我們的世界觀，以及我們對自己的世界的定位，卻大不相同。他們是這麽一個泱泱大國，有絕對的信心，只要有朝一日回歸正軌，登上世界首席之位是必然的趨勢。”
他說：“中國在重振文明之後會有怎樣的命運和發展，中國人誰也不會懷疑，這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具有延續了4000年不曾間斷的悠久曆史。我們這些過番客，斬斷了自己的根，尋覓另一種氣候另一片土地重新紮根，欠缺的正是這種自信。我們對自己的前途憂心忡忡，老是想著，在這個變幻莫測的世界，命運將會做出什麽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