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3月，張大千率領弟子與家人離開成都，遠赴敦煌，埋首藝術。在此之前，他對老友熊佛西說：“去敦煌，要安營紮寨住下來。搞不出名堂，不看回頭路。”這一去，到1943年11月才重返成都。在敦煌期間，張大千整理文物，爲洞窟編號，臨摹壁畫276幅，這一切，均是在物質條件極端艱苦的情況下完成的。敦煌之行，開拓了張大千的眼界，對他的畫藝長進幫助甚大，其繪畫風格的變化，就是從敦煌之行後開始的。
張大千離開敦煌後，曾在蘭州舉辦過一次畫展，反響極大。年底回到成都，又于正月初一，借提督街一家銀行大樓舉辦“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被譽爲藝術盛事。此間，他還出版了《大風堂臨摹敦煌壁畫第一集》，擴大了敦煌藝術的影響。 許多人是通過張大千的畫作才認識敦煌壁畫的，並爲這沙漠中甯靜卻躍動的美而感歎。陳寅恪高度評價張大千的敦煌之行： 敦煌學，今日文化學術研究之主流也。大千先生臨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畫，介紹于世人，使得以窺見此國寶之一斑，其成績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範圍。何況其天才特具，雖是臨摹之本，兼有創造之功，實能在吾民族藝術上，另辟一新境界。其爲敦煌學領域中不朽之盛事，更無論矣。 張大千聲譽日隆、人氣極高之際，傳出了他在敦煌破壞壁畫的消息，致使他的敦煌之行毀譽參半。張大千在敦煌究竟有沒有毀畫呢？如果有毀畫之舉，那他爲何要幹如此這般的蠢事呢？對此，有以下幾種解說： 張大千爲覓畫而毀畫 張大千率弟子們在第20號窟臨摹，注意力集中在一幅五代壁畫上，目光偶然落到右下角，看見早已剝落的一小塊壁畫下面，內層隱隱約約有顔色和線條，他認爲畫的下面還有畫。當天晚上，張大千到上寺請教老喇嘛，老喇嘛說：“我幼年進廟時，老法師帶我去看壁畫，曾經對我說，莫高窟到處是寶，畫下有畫，寶中有寶。” 張大千和弟子們商量後，決定打掉外層，尋找裏面的藝術珍品。他把外層的五代壁畫臨摹下來，然後剝落外層，下面果然是一幅色彩豔麗、行筆敦厚的盛唐壁畫。 重慶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于右任和高一涵在西北視察時，繞道敦煌，與張大千共度中秋。于右任的隨員、敦煌當地人窦景椿在《張大千先生與敦煌》一文中憶述道：
我隨于右老由蘭州前往敦煌，及駐軍師長馬呈祥等人。記得參觀到一個洞內，牆上有兩面壁畫，與牆壁底層的泥土分離，表面被火焰熏得黑沉沉的，並有挖損破壞的痕迹……從上面壞壁的縫隙中，隱約可見畫像的衣履，似爲唐代供養人像，大千先生向右老解釋，右老點頭稱贊說：“噢，這很名貴。”但並未表示一定要拉開壞壁一睹。當時縣府隨行人員，爲使大家盡可能看到底層畫像的究竟，手拉著上層張開欲裂的壞壁，不慎用力過猛，撕碎脫落，實則因年久腐蝕之故。 壁畫毀壞的消息很快傳到了陪都重慶，國民政府行政院立即發電報給敦煌縣長要求查明情況，並“轉告張大千君，對于壁畫，毋稍汙損，免茲誤會”。張大千在結束臨摹途經蘭州時，曾遭到國民黨軍事檢查站的檢查。5年後，張又被甘肅省參議會的郭某等人以盜寶及破壞壁畫爲名控告，但沒有查到真憑實據。窦景椿在文章中爲張大千辯護道因： 適有外來遊客，欲求大千之畫未得，遂向蘭州某報通訊，指稱張大千有任意剝落壁畫、挖掘古物之嫌，一時人言啧啧，是非莫辨。 對于敦煌壁畫被毀，張大千是否應該承擔責任？應該承擔怎樣的責任呢？ 一種看法認爲：張大千爲一己之私，漠視珍貴的古文物，他的行爲從客觀上講，是對敦煌藝術的破壞。 另一種看法認爲，不論張大千是否破壞壁畫，我們首先要搞清敦煌這兩幅壁畫是否應該被打掉。 敦煌石窟的牆壁，是由戈壁灘的石子堆砌成的,在壁上畫畫,先要在石牆表面塗上泥巴、石灰，鋪成牆壁。敦煌壁畫，由北魏到宋，曆代前來求神祝福者甚多，前人在牆壁表層畫滿了，後人在牆上再鋪一層泥巴、石灰，繼續畫，經曆若幹朝代，而今敦煌的牆厚厚的，形成了好幾層壁畫。 著名的書畫鑒定家謝稚柳在接受記者訪問時，也提到這件事。他說： 我到敦煌之前，這兩幅壁畫的外層已經給張大千打掉了，所以我並沒有親眼看見打掉的過程，……要是你當時在敦煌，你也會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層已經剝落，無貌可辨，又肯定內裏還有壁畫，爲什麽不把外層去掉來揭發內裏的菁華呢？ 謝稚柳從唐代郡縣設置情況及“墨離軍”((唐代一大軍鎮)等資料判斷“此窟當始于天寶五載(公元746年)後，成于十四載(公元755年)前”。謝稚柳在回答記者時說：“這幅壁畫對考據唐代藝術幫助很大。”謝稚柳的話是有權威性的。 張大千並不避諱此事，在《臨摹敦煌畫展覽目次》中也曾敘述此事：
莫高窟重遭兵火，宋壁殘缺，甬道兩旁壁畫幾不可辨認。剝落處，見內層隱約尚有畫，因破敗壁，遂複舊觀，畫雖已殘損，而敷彩行筆，精英未失，因知爲盛唐名手也。東壁左，宋畫殘缺處，內層有唐鹹通七載(公元866年)題字，尤是第二層壁畫，兼可知自唐鹹通至宋，已兩次重修矣。 顯然，張大千認爲果斷地“破壁”，對研究敦煌壁畫藝術史的斷代問題有所貢獻。 中國美術學院副教授何鴻： 張大千辭世30周年之際，他的敦煌人物造像《觀音大士》亮相保利香港秋拍，400萬港元起拍，最終以起拍價的近三倍價錢——1100萬港元落槌。這幅作品是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之作，引發了一段“破壞敦煌壁畫”的爭議。 我1993年考上浙江美術學院(現中國美術學院)美術史系，那時在圖書館都能見到他的畫冊，包括他在敦煌時期的早期印本。當然，第一次看張大千的作品那是更早以前，高中時期爲了應考美術學院，對其工筆《仕女》印象特別深，豔麗的色彩，婀娜的身姿，雍容的體態。 我因爲長期以來關注和搜集敦煌文獻，印象比較深的還是他和敦煌的那段奇緣。1941年，張大千攜家人和幾個學生到敦煌莫高窟臨摹壁畫。其間清理出洞窟309個，對莫高窟中許多壁畫進行了臨摹複原，共達200余件。此外，對洞窟的分類編號也是對“敦煌學”的一大貢獻。 這幅《觀音大士》像，從“敬橅莫高窟唐人大士像一區，寄奉君璧道兄永充供養。蜀郡張大千。”款識看是贈給好友黃君璧先生之作，其本出自敦煌莫高窟第五十四窟唐代大士像。從畫風和構圖看，應爲1942年前後之作。 後來傳出他在臨摹壁畫時，剝掉壁畫的消息，引來不少爭議。他在“敦煌”的有意或無意的行爲，無論是褒是貶，都已經寫進了美術史，況且他本身就是一段豐富的美術曆史。他對敦煌壁畫的剝蝕和破壞，是讓人無法原諒的事實；但他對藝術充滿的崇敬和執著情懷，又從某種意義上讓我們消解了對他的責備和批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