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嘉庚在辦學過程中選址、規劃、設計和監造的校舍和公共建築,連同延續其風格的建築,通稱爲“嘉庚建築”,其中已有32棟“國保”。在文化交融和時代變遷的過程中,這些嘉庚建築如何成爲“活起來”的文化遺産?
嘉庚建築集中了福建地方建築特色、中國傳統建築精華和歐亞建築優點,以中西合璧爲顯著特征,莊重典雅、美輪美奂,在近代建築史上獨樹一幟。最早由陳嘉庚主導的學校建築,可以追溯到1894年的惕齋學塾創建、1911年開始的道南學堂擴建,分別從中國傳統和西式建築風格兩條路徑,對嘉庚建築風格的形成做了最初的實踐探索。“惕齋學塾”舊址位于嘉庚故居旁邊,門口還保留著“惕厲其躬謙沖其度,齋莊有敬寬裕有容”的楹聯。新加坡道南學校建築則融合了西洋和南洋風格,當年陳嘉庚在其中主持建造的校舍得以很好保存。
據《南僑回憶錄》記載,1917年春陳嘉庚“商遣舍弟敬賢回梓,負責建築校舍”,開始了首度大規模的校舍建設。陳嘉庚不拘泥于固有模式,力主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在給建築部的信函中提出“群賢、集美、同安三樓不宜用倒吊坊,概蓋瓦簡經用”“宜盡先取本地産生之物爲至要”“反對樓枋用洋灰”等要求,並囑托“萬萬不可輕信外言”。
他還經常對建築事宜作具體安排,如往閩北購置廉價杉木。1950年之後,陳嘉庚回國定居,修複和擴建校舍時,大量聘請閩南工匠,使用本地建材,並堅持到工地巡視督導。中西方建築風格更加有機地結合,如中式屋頂與西式屋身的契合、建築材料和形式的進一步融合等。21世紀以來,新建的嘉庚風格建築結合城市發展規劃,更多融入現代時尚元素,如廊柱檐脊的簡化、屋頂的镂空、凸顯整體景觀效果等,愈顯靈動多元而不失恢宏大氣。
作爲國家重點保護文物的嘉庚建築,其名稱大都取自具有代表性的典籍、典故、地名、人名。據《集美學校廿周年紀念刊》記載,時任校長葉淵“以校中建築物,向無定名,通常稱謂,或以號,或以方向,或以新舊,殊覺不便;特規定名稱,分別已成未成,繪就平面圖付印”,也就是說,不僅命名了現有建築,對規劃中的未來建築也一並考慮,諸如即溫、允恭、崇儉、克讓、尚忠、敦書、誦詩,寓意獨具匠心,賦予建築獨特神韻。
比如允恭樓群,“一主四從”五棟樓宇,相繼把溫、良、恭、儉、讓這幾點包含進去,依山傍海一字排開,結合相關典故,形成“即溫”“明良”“允恭”“崇儉”“克讓”,既保持了整體性,又凸顯了各自板塊的獨立性和豐富性。
陳嘉庚晚年一直計劃在家鄉建一座小祠堂,定名爲“歸來堂”,爲的是讓“子孫回鄉時有個寄宿之所”,通過由他最後確定的《歸來堂記》,可以清楚看到他對傳統文化的服膺和踐行。記曰:“識其平生行義,與孟子所雲‘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實相符合。”分人以財、教人以善、爲天下得人,正是他畢生所求,至此人們恍然大悟,原來陳嘉庚愛國愛鄉、興教興學的行動依歸,早已悄然化作“尚忠”“居仁”等飽含古香古韻的名稱,並以校園建築之名流傳于世,更持久地發揮其育人和教化功能。
其他諸如作爲教師宿舍的“肅雍樓”“勤業齋”、學生宿舍的“囊螢樓”“映雪樓”、幼兒園的“葆真堂”、農林學校的“務本樓”、圖書館的“博文樓”,甚至于作爲澡堂的“浴沂室”,都是根據校舍的功能,對照教育的目標,一一對應從傳統文化經典中選取合適的文本,爲相應的建築賦名。
閩南在漢代之前一直被視爲“方外之地”,近代以來長期是落後的漁村狀態。青少年時期在家鄉看到 “十余歲兒童成群遊戲,多有裸體者,幾將回複上古野蠻狀態”的景象,令陳嘉庚“觸目心驚,弗能自己”。他通過辦教育從根本上改變家鄉面貌,新建的校舍在當時是處于時代前沿的“現代建築”,在福建現代化進程中具有裏程碑意義。比如,蔚爲壯觀的南熏樓,直至20世紀80年代都是福建省最高的大樓。當時興建的橋堤、碼頭、船舶、道路等校園建築,也對地方建設産生深遠影響。據《廈大膠園移歸集美學校與集美學校現況之報告》記載,“故今日計劃集美全部,宜以大學規模宏偉之氣象,按二十年內,擴充校界至印鬥山”之規劃,以及“各樓舍及道路,佳木成蔭,盛夏不暑,雖未若廬山之涼爽,或不亞于北戴河之清幽,而海洋空氣則爲斯二地所無”之效果,今日都一一實現。
在封建社會晚期,福建沿海地區大都是海防前沿,近代又成爲抵抗殖民侵略者的前線。“演武場”“集美寨”“延平故壘”“國姓井”等都是曾經的烽火硝煙所遺留的地理標簽,陳嘉庚使之蝶變成文教昌盛的名勝之地。延平樓奠基時,他親自撰寫《集美小學記》,表明是以建築來銘記中華民族“獨立之精神,敬保存之,以示後生紀念”。1955年建成的鳌園,使毀于日寇戰火的祭祀場所轉變爲一座教育大觀園,以“念人文之劃代永記物華,對山海而構圖亦資博覽”。由毛澤東親筆題名的“集美解放紀念碑”,以及陳嘉庚親自撰寫《台灣史略》的石雕台灣地圖,都彰顯著鮮明的時代氣息和印記。
道南樓是陳嘉庚生前主持興建的最後一座建築,其名源自“吾道南矣”的典故,體現出他傳承中華傳統文化的擔當與執著,以建築之名致敬先賢,勉勵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