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景彬
很早以前，中國人就因爲各種原因開始出國謀生。尤其以廣東、福建等東南沿海一帶居多。在封建社會裏面，“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思想根深蒂固。出外謀生的往往都是男性。而在上世紀20年代初開始就有一群花縣的婦女們漂洋過海，一路哭著搭船先去香港，然後由水客帶上貨船，坐在倉底，冒著大風大浪來到了獅城新加坡的建築工地謀生。她們被稱爲“花縣藍頭巾”。
解放前廣東婦女移民有三種原因：一爲隨著丈夫和家人遷移的依附型移民；二爲違背本人意願或被拐賣出國的被動移民（俗稱賣豬仔）；三爲自願出洋謀生或留學的主動型移民。而花縣“藍頭巾”屬于第三種。
自主出洋的婦女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大多出身貧困，爲生活所迫。出洋謀生是她們徹底貧困後的被迫選擇。她們中有的是得到丈夫或家人的同意，有的原本就與公婆或丈夫不和，但出洋後都勤勤懇懇，靠自己的勞動自立，還能接濟家人。
20世紀20、30年代在新加坡謀生的紅頭巾、藍頭巾婦女
她們爲什麽被稱爲藍頭巾呢？
一種說法是新加坡是熱帶雨林氣候，戴頭巾是當地華人建築女工對新環境的適應。頭巾熱可擦汗，冷可保暖，還可以適當保護頭部免遭碎石傷到。
第二種說法是當時由廣東到新加坡去做建築工地，除了花縣的婦女，還有三水、增城、南海等地的華工。爲了區分不同地區華工，有人提議用頭巾的顔色區分。人數最多、影響最大的三水婦女選擇了紅色。而花縣婦女選擇了藍色。
位于三水荷花世界主題公園內的三水紅頭巾婦女雕塑
花縣藍頭巾和三水紅頭巾是開發新加坡城市建設的兩大姐妹勞動大軍。花縣藍頭巾主要集中在赤坭地區，其次炭步地區。據不完全統計有數百人。因赤坭與三水毗鄰，兩縣婦女很早以前就因生活所迫，飄洋過海到新加坡謀生。
1988年花縣僑辦、花縣婦聯等曾經組織人員到赤坭鎮進行訪問、調查。初步了解，當時赤坭鎮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從新加坡回國的“藍頭巾”還健在的有二十多人。
她們是:白石村的陳三妹、龔杏、林秀金、李桂蓮、羅禮連、曾三妹、丘月好；黃沙塘村的蔡蘇妹、余友、鍾潤嬌、蔡友蘭、蔡間、邝長財、吳連有；赤坭村的嚴冬、麥順歡、湯秀金；荷溪村的利杏、湯金；連珠村的甘秋，橫沙村的駱見好等。
她們大多數都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出國的，有的在新加坡做了幾十年的苦力。都有一段血淚斑斑的生活史。
花縣婦女赴新加坡當”藍頭巾”，究竟始于何時，她們也不知道。在二十世紀初，花縣移民新加坡就有一萬多人。1919年，新加坡已設有花縣會館。
由于地緣的關系，赤坭移民新加坡，形成曆史的習慣。當時又正值新加坡開埠建設，需要大量的勞工，這一地區僑民便互相牽引。爲生活所迫的婦女，也铤而走險，結伴到新加坡去謀生。
她們在新加坡，多數是做建築工地的臨時工。每天清早，成群結隊坐在街口，等待雇主，被雇上了便立即開工。有時還簽訂工作期限。
工地遠的，便帶著草席到工地睡地板；近的，就早出晚歸。所幹多是苦力粗工，如鋤地、搬運、抛磚、擔沙、挑石、刷牆、拌灰漿等。
當時花縣藍頭巾居住的地方，新加坡牛車水現狀
據當時健在的藍頭巾婦女憶述，她們居住的地方叫“牛車水”，是唐人聚居的地方。各縣人的居住有界限，三水紅頭巾婦女住在豆腐街，花縣藍頭巾婦女住在登婆街(又稱戲院橫街)。
居住條件都很差。有的是木屋，十個八個婦女擠在一間房子裏，都是睡地鋪。每天淩晨四點起床到工地，晚上入黑才回來，長年累月的中午飯，都是吃自己帶往工地的冷飯。個個省吃儉用，積攢些錢便寄回家鄉供養兒女、接濟家人。
二戰期間，日軍侵占新加坡，她們的生活更慘。日軍建築防禦工事，驅使她們無休止地幹苦役。那時郵彙不通，身上積攢的錢，無法投寄，日軍投降了，英軍接收，日元又不用了，辛辛苦苦積存的血汗錢變成廢紙。
身在異國他鄉的“藍頭巾”們始終心懷故土，惦念家人。很多人先後回到祖國，另外有部分“藍頭巾”在新加坡落地生根。
“三水紅頭巾”的事迹還被寫進新加坡小學課本中。80年代，新加坡曾上演一部名爲《紅頭巾》的電續劇，此片在獅城播出，紅極一時。
在某年新加坡國慶遊行慶典上，其中一輛花車以她們爲主題，以歌頌“三水紅頭巾”、“花縣藍頭巾”等華人女工爲新加坡的各項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
隨著時間的推移，曆經百年風霜後，當年在新加坡勞作的那群“花縣藍頭巾”已基本相繼離世，意味著“花縣藍頭巾”退出曆史舞台。在生存受到威脅之際，“花縣藍頭巾”主動選擇出洋，以大冒險的精神去爭取新生活，體現了中國婦女鮮見的群體性鬥爭勇氣和開放思想。在異鄉求存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在逆境中求生存、吃苦耐勞、勤儉節約、自力更生精神，充分地展示了的中國婦女的優良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