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日本悄然興起一個現象。
部分男人打破傳統的家庭模式，公開承擔起“家庭主夫”的責任，留在家裏照顧子女。
日本厚生勞動省還爲這些人創造了一個詞彙，叫“ikumen”（育男），目的是鼓勵男性多參與家庭生活。
其實日本政府推動“育男”項目的根本原因，是2000年初，他們發現日本已經成爲世界上人口最老的國家，出生率直線下降，勞動力嚴重短缺。
于是，他們決定充分利用“女性”這一勞動力，試圖做到“性別平等”。
而日本在1986年頒布《平等就業機會法》之前，女性幾乎是被禁止進入職場的。
即使到了2000年左右，日本的家庭模式仍然是男人每天工作12~13個小時來承擔經濟責任，而女性在職場上最多維持10年左右便回歸家庭。
這個傳統模式抑制了女性在職場上的發展。
“育男”項目的推行，一方面可以讓男性共同承擔家務，另一方面可以讓女性進入職場，讓日本進入“性別平等”時代。
一些調查結果顯示，20多歲的受調查者中62%不介意當“家庭主夫”，這一比例在30多歲調查對象中達到69%。
安倍晉三還特地任命了5個女性內閣成員，以示女性社會地位的提升。
雖說我們的鄰國日本，已經開始在“性別平等”上做努力了，但事實上，性別不平等是全球問題。
即使在許多發達國家，也同樣出現：家庭參與不平等，同工不同酬。
還記得前段時間，在綜藝節目《做家務的男人》中，看到袁弘幫妻子帶孩子做家務，朱丹當場露出難以置信的表情：我們家沒有出現過這樣的景象。（詳見袁弘6點起床做飯帶娃引熱議：婚姻裏的這件小事，刺痛多少家庭）
袁弘因此還被觀衆贊爲“神仙老公”。
贊美的背後，往往突顯了現代女性的無奈與悲涼。
魯迅曾寫道：“曆來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足見實際上同居的爲難；拼命的勸孝，也足見事實上孝子的缺少。”（語出：《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
“神仙老公”這四個字，足見做家務的男人稀少與珍貴。
“男人不愛做家務”這個話題已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
大約是受整體傳統觀念的影響，在夫妻分工上，亞洲男性尤以“家庭主夫”爲恥。
李安在事業低潮期時，當了6年的家庭主夫，買菜做飯帶孩子是他的全部工作。
回憶起這段往事，成名後的李安仍舊十分痛苦：“我如果有日本丈夫的氣節，早該切腹自殺了。”
我們來看組數據：
中國男性做家務時間排名世界倒數第4；中國女性平均做家務時間比男性多81分鍾。
再來看看日本的數據：
男性每周在育兒和家務上花費大約1小時，而女性同期則花費30至40個小時。
所以，即使日本國家越來越依賴女性勞動力，全面推廣“育男”運動，並將那些做家務的男人誇成“超級英雄”，這些數字卻依然沒有發生變化。
不過你不要以爲，“男人不愛做家務”是亞洲特有的現象。
根據聯合國婦女署發布的一份報告，全球所有地區的女性在家務上花費的時間，是男性的2.5倍。
我們不得不承認，雖然世界上沒有任何一項性別規範規定了男人應該工作，女人應該照顧家庭和孩子，但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幾乎成既定的模式。
這樣的模式，讓那些沒有爲家庭做出任何經濟貢獻的女性們，失去了價值。
她們的所有付出，都被視爲“無償工作”。
資料顯示，如果將無償工作和有償工作結合起來計算，那這些爲家庭付出的女性僅獲得世界收入的10％。
然而無奈的是，女性對這個現象根本無力扭轉。
在《 2010—2014年世界價值調查》中，有70％的印度女性認同：“當母親爲有償工作而工作時，孩子們就會受苦。”
只能說，孩子是女性永恒的羁絆。
當然，女性完全可以做到不受婚姻的束縛。
但婚姻之外的世界，對女性來說，就真的平等嗎？
雖然現代女性在全球各個領域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活躍，但這並不代表性別平等的進步。
職場上最常見性別薪資偏見，就是同工不同酬。
去年英國廣播公司（BBC）對內部薪酬結構進行了審查，發現公司中男性的薪水平均比女性高9.3％。
當時在中國任職的嘉莉·格蕾絲（Carrie Gracie）——一個被認爲是BBC最有才華的記者之一，發現自己的薪資比同等職位的男同事低50%。
▲ 英國廣播公司前中國編輯嘉莉·格雷絲在北京任職
她不得不在推特上發起“同工同酬”的訴求。
來自性別的“薪資歧視”，在全球屢見不鮮。
美國數據顯示，隨著年齡的增長，男女之間的薪酬歧視會越來越嚴重。
比如說，34歲的美國女性平均收入比男性低11％，但到了64歲時，她們的收入就會比男性低26％。
▲ 今年10月，梅琳達·蓋茨 在《時代周刊》發表文章，稱美國需要208年才能性別平等，她將在10年內投入10億美元，用于促進美國的性別平等
職場上的另一種性別不平等，就體現在高層職位上。
在日本，100強的上市公司中沒有女性首席執行官。
在澳大利亞和新加坡，2016年女性首席執行官的比例分別僅爲6％和5％。
即使在菲律賓這樣一個傳統的母系社會，也只有3％的首席執行官和15％的董事會成員是女性。
▲ 澳大利亞統計局（ABS）透露的性別平等報告
可見，即便是現今社會已在書面上承認了女性的權利，但女性在各個領域的權利，依舊被貶低與侵害。
其中有一項尤爲明顯，就是女性最值得尊敬的懷孕生産，反倒成了她們在職場上的最大“斷點”。
《新京報》曾給出一份數據，發現所有女演員孕産後作品都在下滑。
▲ 來源：新京報
姚晨的事業在産後“斷點”了好幾年，靠《都挺好》才意外回歸。
馬伊俐二胎産後不到三個月就開拍《北上廣不相信眼淚》，因爲胸部下垂被網友討論，不得不發一篇“職場背奶媽媽”的微博長文來解釋職場女性的辛酸。
就業市場上性別歧視，有時並非出于有意識的偏見。
對雇主來說，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帶薪産假。
我們以上海爲例，來看看女員工一旦懷孕，就有機會得到哪些假期：
從懷孕到生産期間，只要醫院開出假單，隨時可以請病假；
保胎3個月，産假128天，難産或剖腹産加15天，雙胎加15；
哺乳期一年內，可以提前一個小時下班；
小孩1歲以內公司不能辭退。
隨著二胎政策放寬，雇主爲了避免女員工在工作期間休兩份産假，自然對男性更加偏愛。
基本上，畢業5年以上的女性，都會面臨結婚生子而在職場上受到不平等對待。
▲ 日本一名帶著嬰兒上班的議員，以展示女性在職場面臨的困境
職場上的性別不平等，其實招聘信息就已經透露了。
智聯招聘2017年的一項調查發現，有22％的女性在尋找工作時遭受性別歧視。
很多企業直接在崗位後面指定“僅男性”“男性優先”或“適合男性”。
雇主認爲女性無法應付工作時間長和頻繁出差，招聘過程中就將女性直接過濾掉。有些金融部門甚至鑒于女性的“低價值”，直接停止雇傭女性。
▲ 2013年，大學畢業生曹菊被用人單位以“僅招男性”的要求拒之門外，于是以“平等就業權被侵害”爲由向法院起訴
智聯招聘的另一項調查顯示，女性的平均收入比男性低22％。
因爲雇主認爲，女性比男性多花15％的時間在家庭上，而男性則是可以多花9％的時間在工作上。
很多女性産後爲了重返崗位，不得不接受工資降級。
▲ 韓劇《死也很好》中，二胎孕媽因爲難以平衡家庭和職場，被丈夫要求辭職，在電話裏向丈夫表達了心中的委屈
性別不平等，已成了不容忽視的全球性問題。
美國在過去6年流行音樂排行榜的最新調查發現，男性在藝術家和詞曲作者中占絕對優勢，音樂制作人中只有2％是女性。
▲ 泰勒斯威夫特是極少數擠入排行榜的歌手
時代在進步，然而，很多女性的價值仍然被低估，潛力不斷被抑制。
正如《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的記者雷奧哈特（David Leonhardt）寫道：
爲了生養孩子，女性在事業上做出巨大犧牲；
在與人交流中，女性更容易被人打斷；
社交媒體上，往往也是女性更容易被評論攻擊……
如果評價女性的詞語多是‘專橫’，到了男性那則變成了“英明”。
但人類邁向“性別平等”的前途並非完全暗淡無光。
除了日本用實際行動提倡性別平等，還有很多人在做出努力。
去年，新西蘭總理傑辛達·阿德恩（Jacinda Ardern）在任內産子。
她用行動向全世界證明，“一個總理懷孕生育完全是可以應付的，男性擔當全職家庭照顧者也沒什麽大不了。”
當過“家庭主夫”的李安曾說，他的太太林惠嘉一肩扛起全家經濟責任時，不會用“有沒有賺錢”來看待他的成就與失敗。
夫妻間的義務與權利，不值得放大也不應該縮小。
只有個體家庭的平等，才能衍伸出社會上的性別平等。
全球都在爲消除性別差距作努力，譬如：
日本設定2020年東京舉辦的夏季奧運會，需有30%的女性擔任領導職務；
印度已強制要求企業必須擁有至少一名女性董事；
在中國，女性更是舉起半邊天。
《2017年胡潤百富報告》顯示，全球白手起家的億萬富翁中有49位中國女性，占全球總數的63％。
▲ 世界第一白手起家女富豪，是中國手機玻璃制造公司藍思科技的創辦人周群飛，目前身價74億美元
希望不久的將來，女性能夠遊刃有余地承擔雙重角色。
她們在承擔妻子和母親的義務的同時，也能生活和職場上實現女性的權利。
生育不再是女性的一個甜蜜負擔，更不會成爲女性升職與加薪的最大障礙。
爲了能讓你的伴侶受到尊重和保護，你願意分擔家務，做家庭煮夫嗎？
歡迎在留言區討論。
世界華人周刊專欄作者：張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