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政府看來，台灣的戰略地位對于美國軍事遏制中國來說，是極其重要的。雖然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在以美國爲首的境外反華勢力來看，這個概念至少對他們而言是“可有可無”，隨形勢而變的（參考日本政客對蔡英文反動集團左右搖擺的態度）。而隨著中國實現了軍事崛起，邁向民族複興後，有不少美國政客認爲，中國的強盛動搖了美國維持霸權的根本，唯有像蘇聯那樣徹底遏制中國發展，才能讓美國“再次複興”。
爲此，美國智庫“新國家安全中心（CNAS）”曾專門爲未來可能發生的“台海局部戰爭”做了多次兵棋推演。而根據結果顯示，無論美國是聯合日本等國對中國發動經濟攻勢，從而在經濟上讓中國處于所謂的“被動形勢”，還是在政治上讓中國處于被歐美發達國家所謂“道德譴責”，被新媒體輿論攻勢攻擊，都不能對中國産生致命威脅。
而這些推論的結果，則主要建立在解放軍攻占了鄰近台灣的一個群島後，對美軍、台軍誘發的政治與軍事影響。從上述常規應對策略中，我們可以看出以美國爲首的反華勢力其實是缺乏遏制中國的實力與膽魄的（現在的美國連伊朗等地區性大國都不敢打，何來軍事對抗中國的底氣？）。不過，雖然該智庫也自知美國政府黔驢技窮，但是將台軍作爲“犧牲品”加以驅趕式的利用，最大化消耗解放軍力量，是他們能夠想到的新方法。
而這個新方法就是CNAS提出的台軍“毒蛙戰略”。按照這個戰略來看，美軍和台軍應該在進行高度軍事配合、互信的基礎上，對台灣出售大量先進裝備的同時，將台軍訓練至精銳部隊的級別，從而讓解放軍正式開始武統台灣行動的時候，讓訓練有素，裝備先進，受美國政府支持與美軍後勤支援的台軍以“毒蛙”的方式遲滯，打擊中國對台灣的兩棲登陸部隊。
通過大量殺傷解放軍有生力量，以及用導彈對中國沿海地區造成嚴重經濟損失，從而讓中國政府因其十分難啃，而對武力統台的行動思慮再三，從而達成蔡英文反動集團妄圖遲滯中國大陸武統台灣的決心，實現其繼續在美國暗中支持下，苟延殘喘，“鞏固”民進黨反動勢力繼續剝削台灣人民的政治基礎。
而除了台軍通過自身努力達成重創解放軍，遲滯我們的統台攻勢外，美國和日本等反華國家也勢必不會坐視不管。首先，他們會將使中國渲染爲“好戰，侵犯台灣人民民主自由權利的紅色帝國”，甚至在外交上將中國設爲不受歡迎，被外交聲討的目標，其中諸如英國這樣有英聯邦組織的國家，更可能會動員組織內的其他小國對中國施加外交壓力。
而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該智庫還特別提出了美國需要在軍事上“幫助”蔡英文反動集團，而這個所謂的幫助，就需要美國派遣小規模部隊駐紮在台灣島上，以美國的直接介入逼迫解放軍放棄武力統台的想法，從而盡可能地將中國統一的內政事務“國際化”，讓中國政府選擇和平外交的方式，繼續讓蔡英文和我們打太極，搞政治小動作。
而在經濟上，以美國爲首的反華發達國家則需要向中國明確表示“聯合經濟遏制”政策。讓日本政府帶頭停止對中國的經貿合作，西歐各國向中東、非洲各小國施壓，使其最終放棄參加中國“一帶一路”國家戰略，從而在經濟上讓中國走向停滯，甚至是衰退（在該智庫看來，日本對中國的經濟遏制與文化輿論攻勢有著極爲重要的帶頭作用，畢竟，日本在東南亞國家間也有不小的影響力）。
以上是該智庫闡述所謂“毒蛙戰略”的部分重點內容，由于其他軍事對抗內容過于“異想天開”，在此我們就不用著重展開討論。針對以上戰略的構想，其實從台軍的角度看，這個戰略“貌似是可行”的，實際上早在美國智庫提出要讓台軍變成毒蛙前，台軍高層就曾對新加坡的對外軍事戰略有過小範圍的學習與借鑒。
而新加坡的對外軍事戰略和所謂“毒蛙戰略”有很大相似之處，不過他們的命名不叫毒蛙，而叫“毒蝦戰略（Poisonous shrimp）”。對此，我們可以先了解一下新加坡的戰略，來參考台軍部隊遲滯解放軍攻勢的理論。衆所周知，新加坡是一個沒有戰略縱深，缺乏長期軍事消耗戰基礎的城市國家（國土面積只有724平方公裏，人口不到600萬）。爲了在面對周邊諸如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未來可能進行的侵略戰爭，新加坡根據自身國情，全面模仿美國治軍的路線，通過大力建設進攻性軍事力量，達到“以攻爲守”的國土防禦政策。
而從相對具體的方面來說，新加坡在裝備上大多采用的是美系裝備，例如新加坡空軍現役的F-16、F-15SG等多用途戰機，在和平時期負責訓練新加坡航空人才，維護新加坡空域安全的同時，也能在與周邊國家的戰爭狀態下，迅速對可能攻擊的敵軍陸軍火箭炮部隊、導彈部隊、自行火炮部隊、空軍轟炸大隊等進行精確打擊和攔截，而在防禦的基礎上攻擊敵國重要政治、經濟目標，癱瘓敵軍單位，從而讓敵國喪失對新加坡的遠程打擊能力。
而在新加坡空軍保持本國空域安全的基礎上，新加坡陸軍在美國接受訓練，軍事裝備能夠實現自研的同時，軍事載具也大多購于德國、美國等軍事技術先進國家（新加坡陸軍現役主戰坦克是豹2SG，德國豹2外貿型）。一旦新加坡進入戰爭狀態，其陸軍將能在6小時內動員25萬預備役，現役的7萬陸軍部隊也能迅速攻入周邊敵國的境內，以攻擊代爲防守，給進攻敵軍進行先手打擊。
而在海軍方面，新加坡有著先進海軍載具的同時，更是與美國深度合作，成爲了美國海軍在東南亞防禦體系極其重要的一環。更何況新加坡海軍實力遠超其國家體量，在擁有一個可停靠大型航母的海軍基地的基礎上（維護能力、補給能力強），有多艘導彈護衛艦與潛艇，能夠做到在戰時封鎖海峽，與美國進行海軍協同作戰。
在以上情況下，無論是考慮進攻新加坡本土的周邊國家，還是試圖摧毀新加坡經濟的國家，都會對其軍事力量相當忌憚，從而打消在軍事上威逼新加坡的想法（新加坡也是美國全球軍事體系中的重要合作國家，加上新加坡自身軍事力量，足夠讓周邊各國放棄入侵計劃）。而上述的這些內容，就是新加坡的“毒蝦戰略”，其實也是台軍一直以來正在參考，模仿的對象。
而參考上文中我們講到的美國智庫“毒蛙戰略”建議，與其說是美國軍事研究機構提出的一種設想，倒不如說是對台軍一直以來所奉行軍事戰略的總結。那麽，話說回來，以台軍現在的狀況，能夠模仿新加坡軍隊，成爲一個讓解放軍頭痛不已的“毒蛙軍團”嗎？關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軍事、經濟、政治、曆史等多方面分析。
首先，在台軍目前的軍事實戰能力方面，稍微了解一點台軍現役裝備以及人員訓練的，或多或少都知道台軍與解放軍的戰鬥素養對比是天壤之別的。在一些軍事演習中，台軍吃不得苦，戰鬥意志薄弱，身體素質較差的“草莓兵”在操作裝備與載具時，總會出現不少戰術與戰略上的嚴重失誤。甚至在某次演習中，草莓兵們還將現役的“猛虎”主戰坦克從橋上開到了河裏，造成了3人死亡1人重傷的事故（而在2021年，台軍裝甲部隊又發生了多次演習事故，甚至有一次還將軍營撞出了大洞）。
除了軍事演習方面的拉胯表現外，台軍還經常被曝出士兵層面的桃色醜聞，以及士兵吸毒、賭博、嫖娼等各類嚴肅問題。結合草莓兵們吃苦怕累的日常表現，可以說，台軍的實戰能力連新加坡的一半戰力可能都趕不上。而在解放軍強大的軍事武備，以及全球頂尖的軍事素養面前，台軍妄圖遲滯解放軍武力攻台的行動，就是實打實的“螳臂當車”行爲。
而從經濟上來說，蔡英文反動集團若是要實現“毒蛙戰略”則是更加不可能的。以現在中國台灣的經濟實力來說，除了在對外貿易方面相當依賴于大陸方面外，本土半導體産業則占據了台灣經濟的重要支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企業，即“台積電（台灣積體電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是台灣發展半導體産業幾十年以來的重要結晶，如果要實現“毒娃戰略”，那保持高新科技産業經濟的繁榮，則是極其重要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像台積電這樣的公司終究只是占據了半導體産業的“下遊”，而其産業“上遊”絕大多數都在美國國內。也就是說，台灣企業絕大多數只是半導體産業的加工基地，負責出人出力，而掌握了核心科技的企業大多集中在美國，負責改進、研發等。只要美國政府不再暗中支持台灣，對台企實施“技術限制”政策，那麽台灣經濟就容易因此遭受重創，蔡英文反動集團也無法穩定獲得開展“毒蛙戰略”的項目資金。
而從政治上來說，台灣島內除了極少數死硬“獨派”外，絕大多數台灣人在意識到蔡英文反動集團的失敗管理後，並不會發自內心地支持“毒蛙戰略”，畢竟，這種戰略對解放軍而言是無效的，而奉行該戰略的後果也只會讓台軍在頑固不化下出現嚴重傷亡罷了。而除了台灣人民層面不支持該戰略外，盤踞在台灣島上的政客、將軍們也各懷鬼胎，雖然他們喜歡在電視上熱衷于矮化解放軍的戰力，以此大搞政治作秀，但若是解放軍真的動手解放台灣了，這些政客也只會在家准備好五星紅旗，用相當“熱情”的姿態迎接正義之師的到來（說白了，這些人精們就是一群“投機主義者”，誰贏他們就投誰）。
而除了上述軍事、經濟、政治上的綜合淺層分析外，在台軍發展曆史的參考上，我們也能從當年的“國軍傳統”中窺見一二。值得一提的是，解放戰爭中，逃離到台灣島上的國民黨反動派軍隊，就是現今台軍的前身，只是他們還自稱自己是所謂國軍而已（繼承了孫中山先生思想，與共産黨合作，打擊豪強軍閥的國民黨左派如今仍留在大陸，即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是我國參政黨之一）。
那麽，什麽是國軍傳統呢？在“國軍傳統”的影響下，台軍繼承了當年國軍的所有糟粕，這個可以參考國共內戰、解放戰爭時期，何鍵、閻錫山、胡宗南三人的故事。
在1930年的時候，中國工農紅軍第三軍團（簡稱紅三軍團）進行解放長沙的軍事進攻行動時，盤踞在長沙的何鍵高呼“決與長沙共存亡”。然而，在1930年7月27日紅軍解放長沙後，何鍵卻只身一人乘坐一葉孤舟倉皇逃命，完全不顧之前對軍隊發過的誓言（指揮官戰敗後不顧士兵潰逃，可謂是國軍一大特色）。
而在解放戰爭時期，閻錫山的表現則更讓人感到極其諷刺。在解放軍部隊解放山西太原前夕，閻錫山竟在前來采訪他的美國記者面前，展示了一個裝著501顆氰化鉀膠囊的紙盒（劇毒自殺武器），他表示，自己要“和太原城共存亡”，太原城破之時，就是他和部下們“殺身成仁”的時候。然而，就在太原城破一個月之前，閻錫山以商討和談大計的理由離開了太原，並且在3個月後在廣州重新“任職”，過起了潇灑日子。
而除了上述兩人一個匆忙、一個“從容”逃亡的經曆外，胡宗南的逃跑也表現得非常有趣。在1949年12月底，蔣介石致電胡宗南，表示唯有胡宗南能死守西昌，防止解放軍一統南方。對此，胡宗南回複稱這是他應盡的職務，必然會做好防禦措施。結果在1950年3月，解放軍第二野戰軍發起了西昌戰役，僅一個月左右就徹底消滅了胡宗南指揮的軍隊。而胡宗南本人也在3月底抛棄了部下，乘坐飛機逃往了台灣。當然，根據國民黨反動派一貫以來的習慣，他們不會將這樣的行爲稱之爲撤退或逃跑，而是“戰略轉進”。
而縱觀現在的台軍，其最大的特點並不是戰力落後，而是台軍“完美繼承了國軍的糟粕傳統”。我們可以這樣講，就這樣一個缺乏政治大義、民意基礎、實戰能力的軍隊，如果未來真的和解放軍硬碰硬的話，能夠堅持守住陣地而不撤退嗎？不對，是投降（他們已經無路可退了）嗎？
所以爲什麽以台軍退役中將帥化民爲首的島內清醒人士，很清楚一旦解放軍真的開始武力統台，台軍就會立刻全面潰敗，蔡英文反動集團的統治也勢必會土崩瓦解。爲此，他們除了反對美國對台軍售外，也對蔡英文在台灣的反動統治深感不滿。而諸如黃智賢這樣的島內統派人士，也對中國實現統一懷揣著美好期望，隨著大陸實力的日漸強盛，收複台灣，其實也只是時間問題了。
不過，對于中國來說，最值得考慮的問題其實並不是台軍與蔡英文反動集團，而是美國政府在“台海問題”上是否選擇軍事介入態度的問題，以及我們在收複台灣後，面臨著如何治理台灣，有效清理台獨遺毒的社會治理問題，以及國際媒體中國不同看法，對中國外交聲譽的影響。
其實就外交聲譽來說，解放軍收複台灣本就是內政事務，其他國家沒有資格也沒有必要插嘴中國的家事，所以這個問題是很好解決的。而美國是否介入的問題，完全可以根據中國軍事、經濟實力的日漸強盛可以分析出來的。隨著中國在軍事、經濟上的崛起，以及在海軍、空軍上的高速發展，這個問題也是很好解決的。
實際上，最值得我們重視解決的問題，是收複台灣後，在該地區內進行社會治理與輿論引導，文化管控等方面的問題。就從經濟角度來講，要治理一個全新的台灣社會，清除台獨余孽的經濟成本，要遠遠高于解放軍武力統一台灣的經濟成本。
不過，我們相信這一切終將在中國政府的正確領導下妥善解決好，沒有任何個人、國家、勢力可以阻擋“中國統一”這一曆史進程，而隨著中國走向民族複興的道路越來越近，我們勢必能在有生之年，見證台灣的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