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武次位面》作者：捷聯初制導
8月31日，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有記者就蘇聯最後一任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病逝提問。
發言人趙立堅表示，戈爾巴喬夫先生曾經爲推動中蘇關系正常化作出積極貢獻，我們對他病逝表示哀悼，向他的家屬表示慰問。
在前面我們的文章《蘇聯亡了，但戈爾巴喬夫不傷心》裏，我已經寫過蘇聯解體後戈爾巴喬夫成了“人生贏家”這事兒，大家對他的印象也基本上停留在“此間樂，不思蜀”的層面。
那麽，他爲推動中蘇關系正常化作出積極貢獻又從哪兒說起呢？
來自北方的威脅
20世紀60年代末，張家口宣化人總能聽到遠處的黃羊山傳來隆隆的爆破聲，沒過多久，黃羊山主峰西北側的半邊山陰坡上部便被齊刷刷地削去數萬立方米，露出了白色的石壁。
與此同時，各式的軍用重型卡車滿載著各種設備、儀器、人員，忙碌地往返在山下的道路上，他們在岩壁上鑿出一個巨大的平台，然後安裝了了一面奇怪的“牆”。
而從那時起，山的周圍開始有重兵把守，普通人再也無法靠近，那面神秘而巨大的“牆”便留在了很多人的記憶裏。
當時的人們並不知道，這就是中國第一代超遠程預警雷達——7010相控陣雷達，這兒也是號稱是“亞洲最大的相控雷達陣地”。
這座雷達的平面陣列天線寬40米，高20米，陣面爲蜂窩玻璃鋼材質拼接在山崖之上，遠遠看去十分壯觀，當年爲了裝配這個雷達，足足調用了500個火車皮。
中國爲什麽要搞如此龐大而複雜的雷達？其實看看這個雷達的陣面方向就知道了，順著雷達陣面法線的方向望去，覆蓋範圍正是蘇聯三分之二的國土。
像1981年蘇聯向太平洋方向以低彈道方式試射的多彈頭導彈，和1983年蘇聯墜落的宇宙1402號核動力衛星，都被7010雷達准確跟蹤並預報落點。
之所以要這麽幹，就是因爲當年蘇聯給中國的壓力實在是太可怕了！
要知道，自從上個世紀60年代中蘇交惡後，蘇聯就已經不再是那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馬列主義的理想國了，而是變成了切切實實頂在腦門子上的一把“獵槍”。
當時蘇聯的戰略軍團可執行的任務縱深能達到700余公裏，而從蒙古邊境到北京也不過500多公裏，在中國東北、西北與華北這三個方向開闊的平原上，一旦中蘇開戰，中國根本抵擋不住蘇聯的鋼鐵洪流。
而且，不光是蘇聯的洲際導彈覆蓋到中國全境，就連部署在邊境上的中程導彈，都能把中國的重工業基地掀個底朝天。
這座超遠程預警雷達作爲世界上第一個反導工程——640工程的一部分，它存在的意義的目的就是要爲中國最後的反擊爭取寶貴的時間，而這又只是當時爲了防備蘇聯的各項工程中的九牛之一毛。
1969年，珍寶島事件和鐵列克提事件相繼爆發，中蘇關系直接降到冰點，根據美國透露關于蘇聯要對中國進行“外科手術式核打擊”的情報，讓中國領導人有充分理由相信蘇軍遲早會越過邊境揮戈一擊。
在如此緊張的局勢下，中央下達了緊急戰備命令，疏散中央機關主要領導人，北京各大高校也疏散到全國各地。
其中，毛主席去了武漢，周恩來總理去了西山指揮中心，林彪去了蘇州，朱德、董必武去廣州，總之就是不能把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裏，各位領導人隨時准備成爲主要領導人。
由于東北和東南沿海集中了我國的大部分工業設施，遭到戰爭破壞後將嚴重影響我國的軍事和人民的生活。
因此，國家決定將工廠、設備和原材料向三線腹地集中。由此，掀開了長達15年、多達1100個建設項目、先後投入人力超千萬的三線建設。
而爲了遲滯蘇聯的進攻，中國在中蘇邊境部署二百萬兵力，與原有的內蒙、新疆駐軍一起形成第一道防線。與此同時，還在太行山到燕山一帶部署了第二道防線，依托大量“人造山”，形成交叉火力網，爲中央機關轉移爭取時間。
由于幾乎不能對蘇軍新型的圖—22、圖—22M轟炸機形成有效反制，全國範圍內成立了各級人民防空領導小組，廣泛地開展了群衆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的活動。
毛主席更是在之後提出著名的九字方針：“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像北京、上海之類的一線城市，防空洞已經成爲規模，而在南方地區，有不少山都已經被挖空。
時至今日，這些當年爲了防備蘇聯而建造的各類工事仍然在各地隨處可見，可想而知蘇聯對中國造成了多麽大的心理陰影，不過隨著戈爾巴喬夫的上台，情況開始有了改變。
1985年10月9日，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訪華，鄧小平在熱情款待他的同時，也請他給戈爾巴喬夫捎了個口信，說的是如果蘇聯同中國達成諒解，越南從柬埔寨撤軍，而且能夠辦到，那就可以破例去蘇聯跟戈爾巴喬夫見面。
當時，制約中蘇關系正常化的有“三大障礙”：一是蘇聯屯兵蒙古，二是蘇聯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三是蘇聯出兵阿富汗。
所以，即便是在1979年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即將失效，兩國想把關系正常化提上日程的時候，強硬派一直在蘇聯高層中占據主流，“三大障礙”核心問題上仍然難以達成共識。
不過，隨著阿富汗戰爭久拖不決，加上國民經濟持續低迷，內憂外患的蘇聯不得不重新考慮同中國的關系了。
在戈爾巴喬夫接到口信後，在1986年7月28日于海參崴發表重要講話，公開表示在1986年底以前從阿富汗撤出6個團的蘇聯駐軍，從蒙古撤出相當數量的蘇聯駐軍，並願意同中方討論減少中蘇邊境駐軍的具體步驟，確認兩國的邊界線正式走向以主航道爲界。
戈爾巴喬夫還表示同中方合作開發黑龍江資源，合作培訓中國宇航員，合作興建從新疆到哈薩克的鐵路。
盡管這次講話並沒有消除“三大障礙”，但是這卻是中蘇交惡後，蘇聯領導人第一次公開做出的妥協性發言。
其實，戈爾巴喬夫一直是蘇聯高層中的“緩和派”，這個“緩和派”並不是說戈爾巴喬夫“親華”或者是“親美”，他只是基于實際情況，認爲蘇聯應該緩和與中國的緊張關系而已。
在他從1983年主管經濟開始，中蘇經貿就明顯升溫，1983年中蘇貿易總額爲6.7億美元，比1982年增加了175%，到了1984年則達到11億美元，比1983年還增加了60%。也正是在1984年年底，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阿爾希波夫訪問中國，兩國簽署了多項涉及經濟、貿易、科技交流的協議。
而到了戈爾巴喬夫正式執政的1985年，中蘇經貿往來持續爆發性增長，總金額達到18億美元，比1984年增加了73%。
可以說，中蘇關系正常化最初就是從戈爾巴喬夫主政的經貿往來開始的。
1987年1月，蘇聯開始從蒙古撤軍，蘇聯終于做出了實質性的動作，中蘇關系的堅冰開始消融。
爲了體現想跟中國關系正常化的誠意，戈爾巴喬夫多次公開表示願意同中方領導人會面，具體地點可以由中方定，無論是在蘇聯還是中國，在陸地還是海上。
他還宣布從1989年起，兩年內在亞洲地區單方面裁減軍二十萬人，撤銷中亞軍區，太平洋艦隊也要裁掉十六艘軍艦。
有鑒于此，兩國外長于1988年底和1989年初完成了互訪，並發表了中蘇關于柬埔寨問題的九點聲明，雙方還商定了戈爾巴喬夫訪華日期。
▲蘇聯外交部長謝瓦爾德納澤與鄧小平握手
在戈爾巴喬夫訪華前，鄧小平對其訪華的細節進行了詳盡的安排，其中特意交代了見面時“只握手不擁抱”。
之所以要這樣，就是要給已經“發熱”的中蘇關系打了一針冷靜劑，中蘇睦鄰友好合作，而不是以前那種“擁抱成團”（結盟）了。
1989年5月16日上午10點鍾，戈爾巴喬夫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受到了鄧小平的接見，兩國領導人時隔20多年終于再度握手，事後有人掐表算了算，兩人握手時間足足有35秒。
在訪華期間，面對俄中關系三四百年的風風雨雨和蘇中關系三四十年的恩恩怨怨，戈爾巴喬夫表示：
一、對俄中、蘇中關系中某些問題的成因，蘇方有自己的看法；
二、對兩國間在不太久遠的過去所産生的某些問題，蘇方“也感到有一定過錯和責任”；
三、同意過去的問題就到此爲止。
訪華結束時，中蘇雙方在北京發表了《聯合公報》，“山重水複”二十多年的中蘇關系，終于迎來了“柳暗花明”。
戈爾巴喬夫爲中國帶來了什麽
隨著中蘇關系正常化的實現，蘇聯從阿富汗和蒙古撤軍，削減太平洋艦隊軍艦，越南從柬埔寨撤軍，中蘇就邊界問題達成共識並舉行邊界談判，中國南北邊境的軍事威脅大大減輕。
中蘇對峙時期，中國出于蘇聯安全威脅和國際形勢的判斷，國家發展戰略方向從和平建設轉向“備戰備荒”，在很大程度上延緩了中國的現代化步伐。
而隨著邊境威脅的減弱，中國的戰略重心逐步轉向經濟建設，安甯的國內環境和穩定的國際環境，爲改革開放提供了寬松的條件和推動力。
在這一時期，一方面中蘇間的經貿、技術、科學交流得到加強，在經濟、能源、交通等多方面的合作也逐步進入日程，中國國內改革和建設的環境進一步改善，改革步伐加快。
另一方面，中蘇關系正常化的推進，減弱了中國與周邊鄰國間的軍事安全顧慮，爲中國實施新時期的外交戰略提供了穩固的環境。
在中蘇關系正常化的影響下，印度總理拉·甘地和蒙古外長相繼訪華，此前一直作爲蘇聯反華制華馬前卒的兩國，開始尋求改變與中國的關系。
▲李鵬和拉·甘地互致問候
隨著柬埔寨問題的政治解決，中越關系也出現了正常化的可能性，印度支那半島的和平也提上了日程。
與此同時，新加坡也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這種睦鄰友好關系的全方位發展，極大地改善了中國的周邊環境。
而其後，戈爾巴喬夫改革失敗並導致蘇聯解體，更是讓中國受益匪淺。
想當初，沙俄從清末開始，從中國攫取了上百萬平方公裏的國土，當蘇聯強大的時候他們根本不搭理中國的領土訴求。
但是蘇聯解體後，獨聯體國家陷入了混亂和衰落，中國通過談判從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坦手裏，分別重新收回了300、1300、1158和1190多平方公裏的領土。
盡管這只是中國曆史上丟失的領土很小的一部分，但要不是戈爾巴喬夫和蘇聯解體，怕是連這些都收不回來。
隨著蘇聯解體，中國還打通了通往歐洲的陸空走廊。
蘇聯還活著的時候，從鴨綠江沿國界向西到瓦罕走廊，國界之外就是蘇聯勢力範圍，從中國去歐洲要走空路，就要經過蘇聯勢力範圍，受政治因素影響很容易中斷。
想走陸路，那歐亞大鐵路的中段又在蘇聯境內，運輸的貨物量很小，而蘇聯一垮，空中航線從新疆經過中亞到歐洲一路暢通無阻，中俄歐班列貨運業務搞得如火如荼，簡直天塹變通途。
由于蘇聯是個重工業國，輕工業極其不發達，解體後，工業體系被原來的各加盟國切得稀碎，一方面他們對輕工業品的巨大需求爲中國提供了市場，另一方面他們由于經濟急速倒退，能源過剩，又反過來爲中國提供了能源支撐。
像後來，中國與俄羅斯建成的中俄原油、天然氣管道，與中亞五國建成的四條天然氣管線，都對保障中國的能源安全有重要意義。
▲中俄原油管道路線示意圖
除此之外，蘇聯解體後形成的人才和技術“紅利”，更是讓中國賺的盆滿缽滿。
由于經濟困難，原來幾個加盟國只能靠變賣祖宗留下的家産度日，中國趁機從他們手中購得的了不少當時蘇聯不願出售的先進裝備，進行研究和仿制。
例如，中國從烏克蘭以2000萬美元的地板價買的“瓦良格”號航母，還有烏克蘭的“野牛”氣墊船、航空發動機、艦用燃氣輪機、TK-10艦載戰鬥機原型機，白俄羅斯的重載運輸車，俄羅斯的“現代”級驅逐艦、“側衛”系列戰鬥機等等不一而足。
這都讓中國的軍工技術在短時間內獲得了長足發展，而最讓中國悶聲發大財的則是蘇聯遺留下來的人才。
蘇聯解體後獨聯體各國動蕩不安，人心惶惶，工廠、機構大量倒閉，軍工領域許多專家、教授失業，收入銳減，特別是一些尖端行業，大量一流的工程師陷入赤貧。
中國當時的基礎技術比較落後，剛開始技術交流的層次比較低，規模也比較小。後來，中國用輕工産品交換先進設備，烏克蘭專家開始大規模赴華。
這些專家大多是斯大林時代的老布爾什維克，重視中蘇友誼，生活要求不高，工作嚴謹，有問必答，技術、材料很爽快地提供，甚至掏心掏肺。
爲此加快人才引進步伐，中國專門上馬了一個“雙引工程”，全稱是“引進技術、引進人才”，就是要大量地從前蘇聯加盟國引入前蘇聯時代積累下來的先進技術和優秀人才。
主抓這項工程的是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他坦言：這是一批窮十年之力都無法培養出來的優秀人才，對中國而言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一定不能錯過。
在這段難得的時期，中國主動出擊，目的性很強，直奔軍工領域的關鍵技術，用海軍專家李傑的話說，就是中國人坐一個星期的火車，從滿洲裏出去，穿過西伯利亞，取道莫斯科，再到烏克蘭等獨聯體國家，進行摸底、契合，很快知道了對方有哪些技術可以進行合作。
中國爲“雙引工程”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資金成本，向技術專家提供豐厚的物質待遇和良好的科研環境。
據不完全統計，從1992年到2002年，通過官民並舉，多渠道、多層次地開展“雙引工程”，從俄羅斯以及其他獨聯體國家大約引進上萬名專家，2000多個技術項目。
同時，爲服務于“雙引工程”，國務院還授權國家外國專家局于1991年正式設立國家“友誼獎”，用來表彰外國專家爲中國所作的貢獻各省隨後相繼設立不同地方政府友誼獎。
正是這些蘇聯解體後遺留下的人才和技術，爲中國在21世紀軍工領域的井噴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蓋棺定論
俗話說，蓋棺方可定論。
戈爾巴喬夫終于走了，中國對他簡短的評價似乎沒說什麽，但似乎又說了很多。
當初他提出“新思維”的時候，目的是要完善社會主義，但最後卻葬送了社會主義，葬送了蘇聯，對于蘇聯來說，他是個罪人。
出于樸素的意識形態，也許我們應該唾之棄之，但也要承認他推動的中蘇正常化及其後的蘇聯解體，在側面上對中國的巨大幫助。
不管怎麽說，還是願戈爾巴喬夫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