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夏天，37歲的老舍辭去了青島國立山東大學的教職，成了一名“全職作家”。那年，以北京洋車夫爲主角的長篇小說《駱駝祥子》殺青面世。這距離他第一部“京味”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發表剛好10年，此時的老舍居于青島黃縣路12號。
老舍是個地道的“老北京”。而中青年時期豐富的履曆讓他分別在倫敦、新加坡、濟南、青島等地求職和居住過。在這10年中，他居住和生活過的寓所不下10處。光是英國倫敦就有4處，其中位于倫敦西部荷蘭公園區聖詹姆士花園街31號的那座黑色3層小樓，還在1998年年底，被英國文化部正式列爲倫敦“名人故居”。
也是在這10年中，他的作品《二馬》《小坡的生日》《濟南的冬天》等都帶著對居住地環境和文化碰撞的體悟。
當然，老舍最熟稔的人和事還是在北京。寫《駱駝祥子》前，有一位友人與老舍閑談，聊起自己在北平時曾用過的一個人力車夫，那人買車賣車，前後三起三落，到末了還是食不飽腹，居無定所。老舍當即獲得靈感，擬寫一篇小說，因爲話題中的北平、車夫、窮人都是他了如指掌的。對于北平的熟，他信手拈來道：
“我生在北平，那裏的人、事、風景、味道，和賣酸梅湯、杏仁茶的吆喝聲，我全熟悉。一閉眼，我的北平就完整得像一張色彩鮮明的圖畫，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膽地描畫它。它是一條清溪，我每一探手，就能摸上條活潑潑的魚兒來。”
至于人力車夫和窮人，在老舍早年的親戚、朋友和鄰裏圈裏可謂比比皆是。
出生在北京城內一條窄小胡同裏的老舍，可謂生不逢時，不惑之年的母親在艱難生下這個末子的第2年，身爲八旗軍護軍的丈夫，爲抵禦“八國聯軍”入城，在守護京城正陽門的戰役中喋血殉國了。寡母帶著未成年的4個孩子艱難度日。
7歲那年，老舍遇到了“善人”劉叔。劉叔一生樂善好施，常救助窮人。老舍的曾祖母曾在劉府當過女傭，劉叔感念這份舊情，專程來到舒家，把童年的老舍送進了一所改良版的私塾接受教育，並負擔了他的全部學費。後來，勤勉的優等生老舍一舉考取了極難考上的公費師範生，入讀北京師範學校。學費、膳食和校服全免，無疑讓這個極貧家庭喜上眉梢。5年後，19歲的老舍成爲小學校長，還因工作成績突出被任命爲京師郊外北區專司學務管理的“勸學員”。兩年後，爲窮人做有益事的理想讓他放棄了這份“肥差”，轉而入教會從事普及大衆教育的工作。25歲那年，他經人引薦到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任中文教師，並在那裏連續工作5年。回國後的他先後在濟南和青島的大學任教。
北京老舍故居（紀念館）——“丹柿小院”院內
生于窮巷、長于窮巷，爲窮巷大衆服務的心，驅使老舍在寫《駱駝祥子》前，做了大量的功課，如通過信函、走訪等方式，向生活在北平的朋友、同學等請教，向做過洋車夫的哥哥、表哥討教。加之他常年對洋車夫群體的觀察，故而能了解他們的內心，感悟他們的艱難。
他早年在英國教學之余的練手之作《老張的哲學》和《趙子曰》，就是他長期浸潤于京城底層生活的積累。前者描寫了京城裏身兼商人、教員和軍人的市儈老張，爲滿足金錢占有欲，活活拆散兩對熱戀青年的悲劇故事；後者描寫的則是北京城裏大學生們的衆生相，其中既有渾渾噩噩者，又有爲非作歹者，也有立志上進、舍身濟世者。
待到他從歐洲歸來，又在國內多所大學擔任文科教職後，閱曆和文化的碰撞讓他的思想更趨豐滿。《駱駝祥子》中不擅言談的祥子，以健康朝氣出場，經曆了買車賣車的起起落落後，生性正能量的壯小夥，在社會的擠壓中人性扭曲，以靈魂崩潰結局。而虎妞，是又一個讓讀者過目不忘的形象，老舍通過對北平個性化方言的“長袖善舞”，使這位既害了祥子，自身又是受害者的市儈女子，活現于讀者眼前。《駱駝祥子》也被譽爲現代庶民文學永不褪色的經典大作。
在《駱駝祥子》面世的次年，中華民族全民抗戰開始了。老舍辭別妻小，只身前往武漢，並在1938年成立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中，被推選爲總務部主任，全面負責該組織的各項會務開展。7年中，他協調文藝界各派力量在後方共同致力于抗戰。
在繁忙的會務間隙，他又先後完成了長篇小說《火葬》和《四世同堂》的第一部《偷生》、第二部《惶惑》等。以寫小說見長的老舍，此時爲動員全民一致抗戰，深感戲劇、曲藝等藝術門類對于鼓舞民衆更具有普及性和感召力，于是他又不遺余力拓展自己的創作門類，誕生了多部相聲和話劇，還曾與梁實秋搭檔，在北碚各機關團體勞軍晚會上自告奮勇表演相聲。
他領導協會多年爲抗戰奉獻的勇氣，感動了各方朋友。1944年，重慶各界特爲他慶賀45歲生日暨從事文學創作20周年，黃炎培、沈鈞儒、邵力子等各界數10位翹楚到會祝賀，郭沫若在贈給老舍的祝詞中寫道：“20年文章入冠，我們獻給你一頂月桂之冠。”老舍因大家的贊揚而倍感鼓勵，他在會上泣不成聲地應道：“20年，曆盡艱苦，很不容易，但是拉洋車做小工也不容易，我定要用筆寫下去，寫下去。”
抗戰前中期，老舍只身在重慶主持“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會務工作，寄居于北碚區城中心的一棟屋內，此屋系1940年5月林語堂攜家眷由美返國定居時所購。不久，奉命出國的林語堂，在臨行前將整棟物業贈給“抗敵協會”作辦公用房。老舍就在該屋辦公兼居住，直至完成抗戰使命返京。因當時屋內鼠患不絕，經常拖走書稿，偷食啃物，故被老舍無奈地取名“多鼠齋”。1943年年底，他的夫人和孩子們由北平輾轉來到他的身邊，一家人分別多年後得以團聚。
在戰時陪都重慶與老鼠爲伴數年後，老舍寫下了隨筆《住的夢》，他在開篇寫道：
“在北平與青島住家的時候，我永遠沒想到過：將來我要住在什麽地方去。在樂園裏的人或者不會夢想另辟樂園吧。在抗戰中，在重慶與它的郊區住了6年。這6年的酷暑重霧，和房屋的不象房屋，使我會作夢了。我夢想著抗戰勝利後我應去住的地方。 不管我的夢想能否成爲事實，說出來總是好玩的……”
既然是“住的夢”，當然可以天馬行空地規劃理想中的居所。綜合各地物候的考量，老舍按四季輪回分別擇地方做夢。春天，老舍想要住在杭州。因爲20年前到過杭州的他，雖然只住了兩天，但在西湖上看見的嫩柳與菜花，碧浪與翠竹，讓他可以斷定杭州的春天必定是生活在詩情畫意中的。夏天，他認爲都江堰的青城山是最理想的地方。該地方雖無奇峰巨瀑，也沒有多少古寺與勝迹，可是在老舍看來，它的幽靜足已拴住心靈，它的綠色已足使人感到這是仙人所應住的地方了。即便是做夢，也念念不忘寫作這一頭等大事。老舍還想著在青城山住上一個夏天，必能寫出一部10萬到20萬字的小說。冬天，老舍鍾情的是成都或昆明。相比成都的舊書鋪和小吃，讓他覺著在昆明光看花而無書讀似乎差了點什麽。總之，文人讀書那點事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小觑，而北平毫無懸念地成了他秋天的理想居所，對鄉情的眷念讓老舍把天堂的美譽毫無懸念地賜給了秋天的北平：
“秋天一定要住北平。天堂是什麽樣子，我不曉得，但是從我的生活經驗去判斷，北平之秋便是天堂。論天氣，不冷不熱。論吃食，蘋果，梨，柿，棗，葡萄，都每樣有若幹種。至于北平特産的小白梨與大白海棠，恐怕就是樂園中的禁果吧，連亞當與夏娃見了，也必滴下口水來！果子而外，羊肉正肥，高粱紅的螃蟹剛好下市，而良鄉的栗子也香聞十裏。論花草，菊花種類之多，花式之奇，可以甲天下。西山有紅葉可見，北海可以劃船——雖然荷花已殘，荷葉可還有一片清香。衣食住行，在北平的秋天，是沒有一項不使人滿意的。即使沒有余錢買菊吃蟹，一二毛錢還可以爆二兩羊肉，弄一小壺佛手露啊！”
北京老舍故居（紀念館）室內陳列
地方選定後，自然要規劃一番房屋的布局和功能：
“一所中式的小三合房，自己住三間，其余的留給友人們住。房後起碼是二畝大的一個花園，種滿了花草；住客有隨便折花的，便毫不客氣的趕出去。”
文章最後，老舍特別強調：
“各處的小宅，不管是什麽材料蓋成的，一律叫作“不會草堂”——在抗戰中，開會開夠了，所以永遠“不會”。 那時候，飛機一定很方便，我想四季搬家也許不至于受多大苦處的。假若那時候飛機減價，一二百元就能買一架的話，我就自備一架，擇黃道吉日慢慢地飛行。”
抗戰的日子讓中國人特別向往安居樂業的日子，過了6年會場與居家合二爲一的日子，讓老舍連做夢都渴望擁有一張安靜的書桌。
抗戰結束，卸下“會務”後的老舍繼續《四世同堂》第三部《饑荒》的創作，並應邀到美國去講學。近百萬字的《四世同堂》是老舍一生中所創作的規模最大的一部小說。這部以抗戰爲時代背景的作品，發生在北平這座古城中一條叫作“小羊圈”的小胡同中， “亡國奴”們含悲忍痛地生活在高懸著“太陽旗”的北平城，那些善良無辜的小巷市民，沒有一家能夠幸免于大大小小的災難，衆多有愛國心的市民，或消極避禍、息事甯人，或逐漸遁入“好死不如賴活著”的苟且狀態。爲此，老舍憂心忡忡地寫道：
“這個文化也許很不錯，但是他有顯然的缺陷，就是，他很容易受暴徒的蹂躏，以至于滅亡。會引來滅亡的，不論是什麽東西或道理，總是該及時矯正的。北平城已經亡了，矯正是否來得及呢？”
他把《四世同堂》定義爲“從事抗戰文藝的一個較大的紀念品”。
1949年年底，老舍由美國回到故鄉北京。他愛北京的秋天，也愛北京的小胡同。不久，他購下了東城區燈市口西街豐富胡同19號的小院，這裏也是他生命中最後16年的居所。小院是典型的北京二進三合院，與他抗戰後期“住的夢”相當吻合，院中有正房3間，西間爲客廳，東間是夫人的臥室兼畫室，西耳房是老舍自己選定的臥室兼書房，他說這是全院中最安靜的地方。這也正是他夢想的 “不會草堂”。數年後，熱愛花草的老舍先生在這個小院中親手栽下了兩棵柿子樹，每到秋天，沉甸甸的柿子讓小院別有風景，夫人胡絜青美其名曰：“丹柿小院”。他還在這個小院裏寫下了《龍須溝》《茶館》等作品以及未竟稿長篇小說《正紅旗下》。
1999年2月，小院被挂牌“老舍紀念館”對外開放，在老舍生前最後的故居裏可看到《四世同堂》在國內外的各種版本、1936年《駱駝祥子》的手寫稿，還能看到北京市人民政府1950年頒發給老舍先生“人民藝術家”的獎狀。
（作者系宋慶齡陵園管理處副處長、上海宋慶齡研究會理事、九三學社上海文化委員會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