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鄭青亭 北京報道 美國頻頻揮舞的經濟制裁大棒，不僅令伊朗和俄羅斯狠下心來加快“去美元”步伐，也讓昔日的鐵杆盟友沙特考慮用人民幣結算向中國出口的部分石油。石油美元地位的縮減是否將令國際貨幣體系發生深刻變革？在新的形勢下，人民幣國際化又面臨哪些機遇和挑戰？
近日，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程實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專訪時表示，人民幣計價在大宗商品領域相較于美元尚處于較低水平。一方面，美元作爲大宗商品計價貨幣在全球多種貨幣中處于絕對主導地位，而且這一趨勢仍將延續。另一方面，SWIFT系統（即“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結算系統）地位穩固，推進人民幣計價結算則需要根據實際情況展開雙邊談判。
但同時，程實指出，人民幣對石油計價、結算正在迎來重大機遇。“大宗商品計價結算作爲人民幣國際化的新引擎，其核心在于構建‘石油-貨幣’體系。”他說，“綜合評價，沙特和俄羅斯將是石油人民幣的重要推動極，人民幣國際化有望借力于由點及面的大宗商品結算、計價實現跨越式發展。”
“一帶一路”倡議又爲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怎樣的機遇？對此，程實表示，在國際環境動蕩及疫情沖擊下，根植于逐步完善的彙率形成機制與穩健的經濟基本面，人民幣的內生穩定性逐漸凸顯，爲其發展爲“一帶一路”國家投融資的“錨貨幣”奠定了基礎，未來人民幣投融資載體功能有望進一步提升。
在他看來，基于“一帶一路”倡議，吸引沿線優質企業在中國開展人民幣投融資業務，一方面能幫助“一帶一路”經濟體解決企業融資難、彙率波動性大等問題，另一方面將顯著提升人民幣在國際金融市場作爲投融資載體的地位，令人民幣國際化行穩致遠。
人民幣在域內貿易中占據主導地位
《21世紀》：2020年，東盟超過歐盟曆史性成爲我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夥伴，2022年1月1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生效實施。中國對外貿易結構的變化對人民幣擴大使用範圍會有何影響？
程實：中國對外貿易結構邁向多元化發展，不僅與歐盟、美國、日本、韓國等傳統貿易夥伴合作穩固，而且積極尋求與東盟、非洲、俄羅斯等新興市場間的合作，進一步促進中國對外貿易的均衡發展。隨著中國與RCEP成員、“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不斷深化，以區域內多邊貿易合作爲基石，中國與貿易夥伴之間的金融合作持續增進，人民幣的使用範圍進一步拓寬。自新冠疫情暴發之後，中國經濟基本面韌性強、人民幣幣值穩定，以及人民幣使用機制完善等優勢進一步凸顯，增加了區域貿易間的人民幣需求。此外，中國作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相比于東盟等新興市場國家，中國經濟總量大且在全球價值鏈的地位較高，經濟實力與分工優勢也爲人民幣在區域貿易中的主導地位提供了有力支撐。
根據《2021年人民幣國際化報告》，中國央行已與印尼、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老撾等五國央行簽署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與老撾央行簽署了本幣合作協議。同時，在馬來西亞、泰國、新加坡、菲律賓等四國建立了人民幣清算安排，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及中資銀行在東盟十國實現了全覆蓋，人民幣對新元、泰铢、馬來西亞林吉特、柬埔寨瑞爾均都實現了直接交易。受惠于人民幣使用的配套設施不斷完善，以及與RCEP成員之間多層次、寬領域的貨幣金融合作框架，人民幣在RCEP覆蓋區域內的使用程度顯著提升。2020年，中國與東盟間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合計爲4.15萬億元，同比增長72.2%，占同期人民幣跨境收付總額的14.6%，較2019年提高2.4個百分點。其中人民幣直接投資迅速增長，跨境收付金額超過4200億元，同比增長70.8%；貨物貿易人民幣結算穩步增長，跨境收付金額共計7400億元以上，同比增長20.2%。
日元國際化曆程給人民幣的啓示
《21世紀》：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日本著力加強亞洲區域貨幣合作，推行日元在進出口貿易中的結算。但在亞洲區內的貿易中，日元一直沒有成爲日本出口商的主要計價貨幣。日元國際化可以提供哪些經驗和教訓？
程實：首先，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需要耐心和努力並行。人民幣國際化本質上是收益和風險權衡下的市場選擇，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既要避免“冒進”、“求全”、“高調”、“跟風”，綜合考慮成本，打消他國疑慮，也要把握重要的窗口機遇期，在原有“錨貨幣”因爲信用機制和經濟前景遭遇挑戰的情況下，積極響應全球尋找計價和儲備替代貨幣的現實需求，避免出現人民幣結算與計價、儲備相背離的跛足局面。日本在推進日元國際化過程中，缺乏對于現實情況的審慎判斷，忽略了當時東南亞國家貨幣大多數盯住美元，選擇美元交易可以避免彙兌損益，但若選擇日元進行結算，則需要承受日元兌美元彙率波動帶來的風險。在這樣的背景下，急于推進日元國際化必將受阻。
其次，擴大人民幣需求範圍需要以貿易結構多元化爲支撐。中國作爲貿易大國，跨境貿易一直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主導動力。隨著RCEP、“一帶一路”推動區域內貿易日益活躍，將會衍生出更多的人民幣跨境支付結算場景，同時也爲境內金融機構創造更多的人民幣産品與服務提供了廣闊平台。日本企業對于美國市場依賴程度高，單一的貿易結構削弱了日本對外貿話語權，美國可以通過出口限額、加征關稅、設定最低價等方式給日本外貿企業施加壓力、擠壓利潤空間，導致日元相比于美元在對外貿易結算中一直處于劣勢地位。
最後，有效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需要以實體經濟發展爲基礎。目前，中國的經濟實力位于世界前列，在全球經濟系統中的重要性與日俱增，2021年占全球GDP總量超過18%，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占比超越美國達到13%，貨物貿易規模位居世界第一。與此同時，人民幣作爲主要跨境貿易結算貨幣和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正不斷提升，成爲第三大SDR籃子貨幣、全球第四大支付貨幣和第五大國際儲備貨幣。以經濟基礎爲支撐，以貨幣地位爲保障，兩者相輔相成，將助力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行穩致遠。避免重複1990年代日元國際化中過度投資海外房地産、金融資産的錯誤路徑，防範因資産泡沫而導致本幣國際化水平的驟升驟降。
人民幣如何成爲“一帶一路”投融資的“錨貨幣”？
《21世紀》：“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爲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怎樣的新機遇？中方倡導成立的金磚銀行、絲路基金、亞投行等多邊機構可以發揮怎樣的潛力？
程實：從投融資需求來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擁有大量優質的企業標的，但金融市場發展不充分、不平衡也産生了潛在的投融資缺口。首先，中國擁有資金、設備和技術上的比較優勢，而沿線國家具備市場潛力、資源禀賦和勞動力成本優勢，兩方面需求高度契合，有利于形成穩定的利益紐帶關系，營造出良好的人民幣投資環境。其次，中國內地和香港三大交易所發展更加成熟，金融市場加速開放提供了多元化的投融資渠道。再者，伴隨著人民幣在“一帶一路”沿線結算功能的漸次提升，以及中國在“一帶一路”區域治理中發揮重要作用，人民幣展現出的內生穩定性將爲其進一步發展爲“一帶一路”投融資的“錨貨幣”奠定基礎。因此，基于“一帶一路”倡議，吸引沿線優質企業在中國開展人民幣投融資業務，一方面能幫助“一帶一路”經濟體解決企業融資難、彙率波動性大等問題，另一方面將顯著提升人民幣在國際金融市場作爲投融資載體的地位，令人民幣國際化行穩致遠。
從政策導向來看，基礎設施建設的輻射作用和金融服務的引領作用，將與金磚銀行、絲路基金、亞投行的資金支持形成共振，助力實現“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長期發展。金磚銀行、亞投行和絲路基金都是重點投資基礎設施領域的多邊國際金融機構，旨在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及其他面臨基礎設施瓶頸的發展中國家進行投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發展中國家爲主，既存在經濟疲弱、基建落後的困局，又富含人口、資源的紅利。投資這一區域，雖短期利潤相對有限，但長期機遇沛然可期。基于這一現實，結合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中秉持“親誠惠容”的方針，借助金磚銀行、亞投行和絲路基金對于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援助，圍繞基建項目，幫助這些國家發展交通、運輸、通訊、電力等基礎設施，在幫助當地實現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將它們和中國連接起來，互聯互通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助力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進程。
人民幣在“一帶一路”沿線投融資功能相對滯後
《21世紀》：你提到，雖然人民幣在“一帶一路”沿線的結算功能穩步提升，但投融資功能仍相對滯後。背後的原因是什麽？在新的國際經貿形勢下，人民幣投融資載體功能能否進一步提升？
程實：截至2020年末，中國已與22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簽署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在8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立了人民幣清算機制安排，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覆蓋1000多家來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機構。2020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辦理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超過4.53萬億元，占同期人民幣跨境收付總額的16%。但相比于人民幣結算功能，其投融資功能發展仍相對滯後。“一帶一路”沿線人民幣使用仍以結算爲主，投融資産品占比較低，其原因主要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治經濟環境相對複雜，其自身也非國際貨幣的發行主體，對美元、歐元等貨幣尚存在較強的使用慣性。
在國際環境動蕩及疫情沖擊下，根植于逐步完善的彙率形成機制與穩健的經濟基本面，人民幣的內生穩定性逐漸凸顯，爲其發展爲“一帶一路”國家投融資的“錨貨幣”奠定了基礎，未來人民幣投融資載體功能有望進一步提升：
首先，人民幣的有效彙率相對大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更爲穩定，人民幣對于“一帶一路”經濟體貨幣的“錨”屬性漸次顯現。若“一帶一路”企業采用人民幣開展投融資業務，穩定的人民幣幣值有望降低投資者需要承擔的彙兌風險，並吸引更多來自中國及全球的優質資本填補現存的投融資缺口。
其次，相比“一帶一路”國家的證券交易所，中國內地和香港三大交易所發展更加成熟，其上市公司數量、上市公司規模及成交量均遠高于“一帶一路”國家交易所平均值。隨著“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上市需求增加，將催生以人民幣計價的證券市場發展紅利，而香港擁有全球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市場、成熟完善的香港交易所和國際投資者群，恰能爲此提供潛在的多元化投融資渠道。依托港交所籌建以人民幣計價和交易的證券交易平台，不僅能實質推進國家戰略的高質量發展，也有利于顯著提升人民幣在國際金融市場上投融資載體的地位。
最後，借助機遇推動境內外投資者提高以人民幣計價的資産和負債規模，在此基礎上對沖人民幣利率以及彙率風險的需求也會內生增加，人民幣金融産品類型也會自然得到豐富。
大宗商品計價結算成爲人民幣國際化新引擎
《21世紀》：近年來，中國一直希望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國對礦石、稀缺有色金屬、石油等大宗商品進行人民幣計價結算，逐步提高人民幣結算比例。這方面的工作取得了哪些積極進展？目前有哪些機遇和挑戰？
程實：根據央行《2021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20年大宗商品貿易領域人民幣跨境收付較快增長。全年原油、鐵礦石、銅、大豆等大宗商品貿易跨境人民幣收付金額爲2525.66億元，同比增長16.4%；鐵礦石貿易人民幣計價結算的示範效應初步顯現，相繼與全球三大鐵礦石供應商實現人民幣跨境結算。
從挑戰來看，盡管人民幣計價在大宗商品領域取得進展，但整體而言相較于美元尚處于較低水平。一方面，美元作爲大宗商品計價貨幣在全球多種貨幣中處于絕對主導地位，而且這一趨勢仍將延續。目前，有七成以上種類的大宗商品以美元計價，若按照實際交易量來測算，美元在全球大宗商品市場中計價份額可能超過90%。另一方面，SWIFT系統（即“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結算系統）地位穩固，支付信息大多需要經過SWIFT系統，推進人民幣計價結算則需要根據實際情況展開雙邊談判。雖然許多國家就建立自主可控的跨境支付渠道進行了積極嘗試，例如，俄羅斯推出2014年推出SPFS，中國2015年推出CIPS，歐盟推出INSTEX，但與SWIFT的處理規模遠不可同日而語。
從機遇來看，一方面，發揮人民幣對石油計價結算的核心作用。大宗商品計價結算作爲人民幣國際化的新引擎，其核心在于構建“石油-貨幣”體系，而石油人民幣的破局策略蘊含于貨幣流出和回流的“雙支柱”之中：從貨幣流出渠道來看，全球出口份額較大且中國進口占比較高的國家是理想的破局對象，其他對華石油出口大國是推廣人民幣貿易使用的示範對象，以其他OPEC成員爲主體的重要産油國則是長期的爭取對象；從貨幣回流渠道來看，貿易回流和金融回流涉及雙邊貿易平衡度、儲備多元化需求等要素，同時具備貿易和金融回流潛在條件的國家有望成爲石油人民幣布局的“棋眼”。綜合評價，沙特和俄羅斯將是石油人民幣的重要推動極，人民幣國際化有望借力于由點及面的大宗商品結算、計價實現跨越式發展。另一方面，把握中國金融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推動作用。全球經濟正在經曆滯脹風險實質化、貨幣供給外生化以及新一輪貿易保護主義擡頭的三重變奏，全球宏觀環境的波動性與封閉性進一步的加大，而中國金融保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卻是逆勢而上。隨著以香港爲橋梁的互聯互通機制不斷完善，債券通“南向通”、理財通、ETF納入互聯互通，互換通等漸次推出，爲人民幣國際化創造了更多渠道，也順應了全球構建多種貨幣國際貿易秩序的新趨勢。此外，數字貨幣作爲一個新位面的競爭者，將帶來全球貨幣的大洗牌，數字人民幣在未來新型跨境支付體系中的作用值得期待，人民幣國際化有望加速。
強美元周期下，新興市場增加人民幣需求
《21世紀》：目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存量債務仍以美元債務爲主，在美聯儲加快加息步伐之後，這些國家是否會對人民幣資金有更大需求？
程實：隨著美國貨幣緊縮政策加速落地，發展中國家貨幣貶值下行，發展中國家面臨資本外流壓力；同時，由于歐美貨幣政策轉向，全球利率中樞上行，無疑會進一步增加發展中國家政府的償債壓力。IMF在最新的全球經濟展望中提到，在發達國家貨幣政策正常化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過程中，新興市場國家的債務風險需要額外警惕。例如，土耳其、烏克蘭、阿根廷、馬來西亞、南非等新興市場國家的外債占GDP比重早已超過70%以上，而且外債速度擴張在疫情後進一步加快。不僅如此，在地緣動蕩、疫情反複與逆全球化形勢的複合沖擊下，發展中國家經濟複蘇放緩、通脹中樞上行，進一步削弱了發展中國家獲取外彙的能力。
一方面，在強美元周期背景下，美國與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摩擦升溫，經濟周期普遍滯後的發展中國家需降低對美元的過度依賴，削弱美聯儲貨幣政策的負向外溢作用，進而爲人民幣成爲區域中心貨幣提供了空間。另一方面，縱覽全球局勢，經濟周期分化與多元化漲潮相互交織，由于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彼此經濟周期相近，並且中國經濟基本面良好、韌性十足，能夠爲沿線國家提供持續、可靠的資金支持，幫助沿線國家改善基礎設施和産業結構，也將進一步提升沿線國家對于人民幣資本的需求，助力穩定區域經濟實現共同發展。
香港有望成爲數字人民幣國際化發展前沿
《21世紀》：你曾經提到，人民幣在現有國際貨幣體系內的地位和作用與經濟基本面不對稱，在數字貨幣新維度有破局的更大希望。能否具體談談數字人民幣的發展前景？
程實：IMF實證研究表明，強大的貨幣使用慣性是美元始終維持全球儲備貨幣地位的重要原因。而科技進步將成爲快速掙脫慣性的力量，央行數字貨幣在跨境支付和券款對付領域具有傳統法幣無法比擬的優勢，料將成爲重要破局者。央行數字貨幣是中央銀行的數字形式負債，相較商業銀行存款體系中的貨幣，天然降低了結算的信用風險和流動性風險敞口，能夠有效解決傳統金融系統中券款對付以及跨境支付的痛點。因此，數字人民幣有望憑借先發優勢彎道超車，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跨越式發展。
不僅如此，香港作爲中國最大的離岸人民幣市場，可以成爲數字人民幣國際化發展前沿。建議先從香港入手，加快推進數字人民幣在港的跨境支付試點。同時，由于香港正在同步研究數碼港元，數字人民幣可與數碼港元聯動實現技術上的挂鈎，在積累實踐經驗後逐步向外延伸，推動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對接。
此外，縱觀全球央行數字貨幣的最新進展，中國人民銀行不僅與其他國家央行率先展開了央行數字貨幣課題研究，積極參與央行數字貨幣的國際規則制定，還與香港金管局、泰國央行和阿聯酋央行共同發起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研究項目。展望未來，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或將成爲國際數字貨幣體系的一種重要形態，而人民幣有望依托于此占據國際貨幣新格局的先發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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