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楊宇、羅理章（福建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在現實中，簡單地將因果框架應用于一項複雜問題的解決是遠遠不夠的，對于數字鴻溝、數據安全等問題同樣如此。數字問題和風險的出現，既有權力結構的不平等和技術發展不完善，也有倫理價值觀的缺失等，並且這些因素間往往不是單獨作用，而是呈現相互聯系、疊加的態勢。因此，從宏觀、全局視野出發，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應用于數字領域，倡導構建數字命運共同體，促進形成統一的全球數字治理規則體系，具有重要的世界意義。
一、健全“數字絲綢之路”的頂層設計
2015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提出要“提高國際通信互聯互通水平，暢通信息絲綢之路”。之後，在第二屆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習近平主席不僅指出，我們要堅持創新驅動發展，加強在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納米技術、量子計算機等前沿領域合作，推動大數據、雲計算、智慧城市建設，連接成21世紀的數字絲綢之路。我們要順應第四次工業革命發展趨勢，共同把握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發展機遇，共同探索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探尋新的增長動能和發展路徑，建設數字絲綢之路、創新絲綢之路。
可以說，促進全球在數字領域的合作，構建數字絲綢之路是“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內容。然而，數字絲綢之路的構建面臨著諸多挑戰。一是數字絲綢之路沿線的數字基礎設施整體落後。參與建設數字絲綢之路的國家大多是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的由于工業化水平和科技創新能力相對較低，導致和信息通信網絡設施的建設落後，影響數字絲綢之路的開展和深入。二是數字絲綢之路沿線地緣政治及國內博弈複雜，有一定的不穩定性。數字絲綢之路的共建國家和地區由于其社會制度、宗教信仰上的複雜性，在國際地緣政治中的重要性，導致其政局穩定性和政策連續性較差。加之，大國政治博弈對國際安全環境的惡化，以及部分國家對中國的無端擔憂和猜忌，數字絲綢之路的建設面臨著嚴峻的政治環境。要實現數字絲綢之路的系統性發展和穩定，需要從全局視野出發加強數字絲綢之路的頂層設計。
數字命運共同體理念有助于完善數字絲綢之路的頂層設計。具體而言：首先，數字命運共同體爲數字絲綢之路的推進奠定價值基礎。“一帶一路”秉持的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理念是數字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規範和行爲邏輯。數字命運共同體在深化各建設主體間的價值溝通和交流過程中，將該價值理念與各建設主體的不同價值觀相結合，可以有效填補數字絲綢之路在價值認同層面的空白，有助于緩和並減少建設主體間的沖突。
其次，數字命運共同體可以完善數字絲綢之路的制度設計。數字命運共同體作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兩者在制度基礎具有交叉性和共同性。因此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制度基礎能夠通過數字命運共同體對數字絲綢之路的制度和規則進行完善和提升。
最後，數字命運共同體有助于調動數字絲綢之路在資金、技術等資源的合理分配，加強各建設主體間的關聯性、協同性，提高相對弱勢國家的數字創新能力，協調各建設主體發展步伐，促進數字絲綢之路內在結構走向系統化。
二、推動地區間均衡發展，實現全球包容性發展
長期以來，全球南北地區呈現出發展失衡的態勢。發達國家在資金、技術、人才和發展經驗上限制發展中國家的成長，使其無法從全球化中獲得應有的收益。發達國家還通過國際權力結構的鉗制和價值觀的濡化使發展中國家進一步成爲自身的附庸。隨著數字化的深入，南北的發展鴻溝被進一步被加深。因此，解決南北的發展鴻溝問題是保證人類社會可持續性的關鍵。
數字技術鴻溝和數字經濟霸權阻塞了南北均衡發展。從數字技術維度看，發達國家占據著絕對的技術制高點。以人工智能爲例，根據全球人工智能産業發展報告(2020)中顯示，全球人工智能排名前十綜合的國家中僅有中國一個發展中國家，其他美國、法國、新加坡等九個均爲發達國家。其他諸如人工智能專利、人才等方面，西方發達國家居于絕對的壟斷優勢。技術層面的領先會驅動和強化發達國家占據優勢的趨勢，並使其在未來的競爭中更具優勢，進而加深南北之間的發展鴻溝。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對全球經濟形成沖擊的環境下，數字經濟不僅是世界各國應對經濟下行的穩定器，也是實現發展方式轉型的轉換器。在當前的全球數字經濟格局中，西方發達國家無疑占據著絕對性優勢地位，除中國以外，其他地區和國家數字經濟競爭力相對較弱。加上，當前西方國家開始實施制造業回流、供應鏈重組等計劃，發展中國家利用數字經濟實現發展躍升的機會減少，“中心—邊緣”的全球分工格局將進一步固化。因此，反對數字霸權和數字保護主義，消除數字技術鴻溝，構建包容性的數字經濟競爭與合作關系，是促進南北均衡發展的關鍵之舉。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支持廣大發展中國家發展，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共同爲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而奮鬥。由此看出，均衡南北、實現全球包容性發展是數字命運共同體理念的題中之義。包容性發展要注重主體的全面性與多元性，也強調發展機會平等性和發展成果的普惠性。
首先，數字命運共同體要求擯棄在數字全球化中建設主體的排他性，實現建設主體多元性。主體的多元全面是實現南北均衡包容性發展的基本前提。數字命運共同體注重不同主體都有權利參與到數字共同體中，並以合理差別原則對待處于相對弱勢的發展中國家的權益，使其獲得相應的話語權和地位。其次，數字命運共同體注重在發展過程的機會平等性。機會平等是相對弱勢國家、群體也可以接入全球數字化獲得發展機會，確保不同國家在數字生態空間中平等競爭、平等參與。這是實現包容性發展的內在要求。最後，數字命運共同體要求實現共享數字發展成果。共享數字發展成果是包容性發展的價值目標。數字命運共同體強調數字發展成果的普惠性和共享性，即每個建設主體都能享受數字技術創新和數字經濟發展的紅利，實現分配正義。
三、拓展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路徑，鞏固世界和平態勢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習近平總書記站在全人類道義立場上，回應全球百年大變局的時代訴求而提出的中國方案。面對全球治理體系的劇烈變革和新冠疫情的沖擊，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爲必然之舉。數字技術與互聯網媒介的深度融合，促使數字空間中不同群體、個體間實現前所未有的連接，在工具技術意義上實現了“命運共同體”，這就爲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新的構建路徑，有利于緩解人類現實社會的張力，維護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數字命運共同體理念拓展了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路徑。隨著世界市場與國際分工的擴展和深入，地域曆史走向世界曆史，人類也進入普遍交往的時代。數字空間的無邊界性、共通性、超連接性促使這種“普遍交往”進一步深化爲“共同體感”，使個體在情感和精神上認識到個體與整體、時代與個人的統一，以群落社會性和相互依附性消除因相互隔離而産生的偏見、恐懼和誤解。面對現實國際社會中的複雜情況與多變形勢所造成的困境，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傳播和認同可以轉向數字空間，一方面順應這種數字技術的發展邏輯，以數字空間的共同體意識塑造爲支點，弱化、消除二元對立思潮對數字空間的侵蝕。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數字變革機遇，將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傳播平台建設與互聯網相結合。強化數字空間中不同群體、不同個體之間的在認知和情感上的溝通與交流，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話題的形成與擴散。
數字命運共同體承繼和拓展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理念與實踐，有助于鞏固世界的持久和平。數字安全已經成爲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的重要基石。但是由于技術無法脫離主體而單獨存在，所以現實空間的問題也會反映到數字空間。以數據安全問題爲例，美國利用數字壟斷繼續維護自身全球霸權，一方面借助各級數字平台侵取個人用戶信息，通過移動端操作系統和社交平台采集用戶數據，超前獲知消費者動態信息，贏得創新先發優勢。另一方面，美國利用數字技術優勢，對全球各個國家的網絡進行無差別攻擊。面對如此嚴峻的數據安全問題，數字命運共同體在數據共享流動與數據安全並重的基礎上，有利于促進全球數據的開發和利用以及在數據主權治理層面的合作，強化國家層面在數字法律法規層面的協調，推進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跨國數據治理框架和協議，以數據安全助力世界和平。從數字技術角度看，由于數字技術對傳統産業提供自然資源的利用效率等效用，已成爲全球實現碳中和、緩解氣候變化的重要手段。數字命運共同體對于數字技術的擴散和應用，有助于更多國家實現産業轉型、實現綠色發展，繼而緩和因氣候變化而産生的大國博弈和沖突，維護世界和平態勢。
來源： 光明網-學術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