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英兩國越來越疏遠，它們的貿易代表反而越來越近乎。到1810年，監理委員會和公行似已結爲一體，成了一個統一的英-中行會。它們之間的競爭是不關重要的。的確，它們雙方都希望互相幫助以反對新來的英、美散商的侵犯；這些散商是在壟斷體制之外搞經商，因爲他們認爲壟斷制度已過時和礙手礙腳。
1785年第一只美國船到達廣州。獨立戰爭結束後美國私掠船失了業，安的列斯群島不向它們開放，塞勒姆、波士頓和紐約的船主如饑似渴地注視著中國貿易。美國的單桅小帆船和縱帆船從努特卡先是運來了人參，1787年後又從那裏運來了毛皮。
1806年以後，即當美國太平洋西北沿海的海豹和海獺被滅絕時，就從夏威夷和斐濟收運檀香木，到1830年這也被砍伐殆盡。繞道合恩角的美國人也開始在西班牙美洲諸港出售歐洲貨物以換取墨西哥鷹洋，然後將鷹洋運往中國以購買茶葉、絲和瓷器。這使廣州貿易一年又增加了二、三百萬元的現銀，從而使美國和中國的貿易額有可能激增。美國的運費與東印度公司的相比是如此便宜，以致美國人在英國可以付了茶葉關稅後仍能以低于東印度公司的茶價出售。到1820年，廣州貿易除一小部分外，全部由東印度公司、港腳商人和美國人分別經營。
美國人自己並不願步東印度公司之後塵，不願付給行商以擡高了的價格去填充公所基金。相反，他們找的是非公行的商人，特別是尋找其行號麇集于廣州各商館周圍的店主。但在1818年曾發現一店主試圖自購生絲時，海關監督堅決主張：行商作爲外國船只的保商，此後應當對非公行的經紀人作出擔保。這對公行和監理委員會有利，因爲大多數店主必須因此遷回城內。十年以後，有個鹽商試圖建立一個新的外貿商行與美國人做生意，還得到了上述的那些店主的資助。當海關監督從該鹽商得到一筆特別豐厚的賄賂後似乎正要默許時，象十七世紀的一些“特許權商人”那樣，東印度公司利用總督的幹預破壞了這個聯合活動，監理委員會對中國官方幹涉這次貿易的善意行動表示贊賞，但倫敦並不以爲然。
英、中兩國的距離使董事會把更大的希望寄托在使它的廣州貿易組織中國化。例如在1810年，董事們發現，已將三百五十萬兩銀子預付給行商。監理委員會總是辯解說，這些預付款至少把下一年度的茶價降低了3.5％。當印度總督不得不用12.5％的利息借款時，倫敦詢問，爲什麽爲了得到這樣微薄的收入就把那麽多資金束縛在廣州呢？這個邏輯是不能駁倒的，到1818年，監理委員會最後承認，茶葉生意很穩定，已經不再需要預付款了。經濟作物的種植已經推廣到福建、中原地區和廣東各地，愈來愈多的農民種植單一作物以滿足世界對茶葉的需要。結果，當行商簽訂了下一年度的合同時，廣州商館幾乎是若無其事地向行商停交硬幣。雖然仍用現銀付給經紀人以支付公所的各種款項，但在1825年3月監理委員會秘密會議以後，甚至連這一作法也停了下來。如果一個行商即將破産，最好的辦法是使他退出公行，自謀生計。舊的廣州壟斷制度正在日趨瓦解，因爲港腳商把愈來愈多的資本引入廣州城而使行商能夠以較低的利率向私人放債戶借款。利率從年利20％降到了12％，因此東印度公司的人爲的貸款方法就不再需要了。這樣，英-中壟斷商之間長達百年的舊的貿易聯系未作重大的聲張就被切斷，結果這兩個法人很快就離異了。公行繼續寄希望于將來，但監理委員會發覺，公行作爲一個有擔保能力的壟斷組織的時代已經過去，開始打退堂鼓的時刻已經到來了。
1813年7月13日，英國議會廢除了東印度公司對印度的貿易壟斷權，只允許它還保持二十年的對華貿易壟斷權。在印度開放自由貿易後的繁榮時期，在加爾各答和孟買建立了數十個新代理行，其中有許多代理行向對華港腳貿易投資。駐廣州的英國散商多年來已經與正規商業沾上了邊，他們輸入倫敦的打簧貨、中東的沒藥、馬德拉斯的檀香木、馬來亞的玳瑁，等等。他們的大宗商品已經是印度原棉，與南京的棉花競爭，向華南的紡織業推銷。不久印度的繁榮時期結束。1827—1828年發生世界貿易蕭條，而且普魯士藍又在歐洲染料工廠中代替了靛青，結果幾乎毀滅了加爾各答的所有代理行。此外，廣州港腳行號的業主們（其中許多人是加爾各答商人的蘇格蘭籍親屬）發現，中國市場對他們自己貨物的需要量很低，也不穩定。從1819年起新加坡已經在迅疾地發展，致使海峽貿易的商品充斥于廣州市面。印度棉花曾經是港腳行號的主要靠山，但它不再能同南京棉花競爭，因爲南京棉花現在不是經過陸路，而是用帆船南運廣東，從而減少了運費。甚至打簧貨也售不出去，因爲廣州人已學會了仿制。雖然如此，港腳行號在廣州人經營的銀行業中仍起著重要作用，即使上述的特殊貿易失敗了也不會使它們破産。
除前面談到的金銀財寶的運輸和從事金銀經紀業外，私人商行還新辦了數種新交換業務。例如，1826年以後銀元輸入額降低，原因是西班牙美洲的銀源枯竭，美國轉向國內投資。因此，象維廉·查頓博士等商人開始鼓勵美國人在倫敦出售他們自己的美國棉以換取寄往廣州投資的拜令兄弟公司的彙票。接著查頓給出售棉花的美國人在廣州記上一筆應付款，然後把原來的彙票在倫敦兌現，這樣又向對華的私人投資者提供了一種彙劃方式。這種銀行業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末的世界信貸危機中維持著港腳行號，但卻未向它們提供足夠利潤使其發財致富。只是廣州的私人商行開始直接向印度的第三大宗出口貨鴉片投資時，它才向港腳行號提供足以致富的利潤。
《劍橋中國晚清史》第04節 壟斷制的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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