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ver Town》裏的一切讓李雪順感到「好奇怪」，倒不是對粗糙的涪陵的不適感，而是像看到了另一個世界，「在某種程度上我覺得就同一個環境而言，雖然不可能有兩個人的眼睛一模一樣，但可能生活中大多數人看同一個事物會有相似的一些看法，差不了多少。」
文｜楊宙
編輯｜柏栎
攝影｜尹夕遠
阿爾伯特
1996年，美國和平隊志願者彼得·海斯勒從重慶乘船順流而下來到涪陵教書，那年他27歲，被當地人叫做何偉。接待他的李雪順也27歲，是當時涪陵師專「外辦」的臨時負責人。負責爲學校接待外國教師，在某種程度上也意味著一種監督。當時，本科畢業的李雪順剛到學校工作4年，是英語系裏數一數二的年輕人，又是個黨員，接待的任務順理成章地落在了他的頭上。
何偉到來的那一天，涪陵正值大雨傾盆，李雪順接到何偉等人後，不得不先搭乘碼頭的快船，以比他們的慢船快幾倍的速度先回到學校，爲來客收拾好被暴雨搜刮後的宿舍陽台，以確保他們的房間不會顯得淩亂不堪。
後來他憂心忡忡的年輕小領導形象出現在了《江城》裏。在書裏，李雪順的名字是阿爾伯特，盡管英語流利，卻與何偉交流甚少，每次出現時，總是同時攜帶著由上頭傳達的指令——
「學校決定給你們安上直通校外的住宅電話，這樣你們就可以打到中國的任何一個地方。」
「學校決定，給亞當買一台洗衣機。」
「學校已經決定了……」
這個年輕人嚴肅拘謹。幾年後，何偉在美國出版了《River Town》，郵寄了一本到李雪順那兒。學校各級領導得知後，非常想了解書裏的內容，便讓李雪順組織了幾個英語老師，連夜趕工，翻譯出了一版粗糙的中文故事，那一版本的翻譯後來早已不知流傳到了誰的手中。直到10年過去，教師李雪順才正式以一名翻譯的身份，將30萬字的故事翻譯成了後來爲衆人所知的《江城》。
在何偉離開涪陵將近20年之後，李雪順仍然還在書裏的涪陵師專，也就是現在的長江師範學院教書。
50歲的李雪順坐在辦公室裏，被電腦屏幕遮住了臉，只露出理著平頭的圓腦袋，桌面的一側堆著一大摞思想政治學習材料。在這所師範學院工作的第27個年頭，李雪順已經從一名普通講師，逐步成爲了教授、外語教學科研部的主任，他個子不高，也有了圓圓的肚子，但在他戴著眼鏡的臉上卻透著一種聰明勁，眼睛總是眯著笑，會在每次采訪結束時關切道：你看你還要向我了解什麽情況？
盡管是個正處級幹部，但是日常屬于李雪順的工作大多是瑣碎的。9月的校園到處都是穿著軍裝、接受軍訓的新生，這學期擔任大一英語老師的李雪順在這一個月裏沒有教學工作，幾乎每天都待在辦公室裏。采訪的前一天，李雪順剛剛給一幫外國留學生上完一節文化介紹課，學生們大多數來自摩洛哥、馬維拉等地方，這樣的文化課李雪順駕輕就熟，設計好了一系列問題，在中國這塊版圖上，由大到小地向同學們提問。
先是介紹首都。「我問他們在什麽地方可以看到長城？」然後到四川成都，「我問他們在哪裏可以看到最多的大熊貓呢？他們不知道。那麽大熊貓是喜歡吃面包，還是喜歡吃蛋糕呢？都不知道。」然後是涪陵的幾個地標，最後是這個學校與《江城》，「我問他們，有一個美國人在涪陵生活過兩年，然後以此爲題，寫了一本在西方十分暢銷的書，大家在來到中國之前，讀到過或者聽到過這本書嗎？結果很少有人知道。」
教師節那天，李雪順剛剛開完上一場全校幹部大會，又立馬轉場參加教師節表彰大會，一個個表彰視頻將大會時間拖得很長，大約有一百來個老師上台領獎，沒有李雪順。已經快晚上7點了，年輕老師有的跟他打完招呼，提前撤了。而他一直坐到表彰大會最後，主持人要求全場起立合頌教師節詩歌，他小聲地嘀咕，「我們就不用了吧……」而音樂響起時，他的聲音卻清晰地傳出來，「大愛無疆，師德昭彰……」
那雙不同的眼睛
這些年來，因爲《江城》而慕名前來探訪的人絡繹不絕，有國內的非虛構文學愛好者，也有特地乘船前來的國外遊客。熱愛《江城》的人當然都知道李雪順，因此他常常成爲一個個遊客與記者的導遊。
他細心又熱情。開著車從新校區一路通過狹長的隧道，跨越長江的高架橋來到老城區，何偉常常前往跑步的插旗山，還有因爲三峽大壩被淹沒後而興建的白鶴梁博物館，李雪順一一對書中出現過的「知識點」進行複習。因此，見他之前最好再讀一遍《江城》，以免讓他失望。因爲你分不清這是何偉的江城還是李雪順的江城，是何偉的涪陵還是李雪順的涪陵。
車從涪陵整潔的街道駛過，隧道連著大橋，視野開闊，夜裏若不是沒有那麽明亮的燈光，看起來會像是一個「小重慶」。再也不是書裏寫的那股汽車尾氣、灰塵漫天、到處都是喇叭聲的亂糟糟的江邊小城。
李雪順問過兩三次，你看，哪裏有書裏面說的喇叭聲？可以理解爲他開了個玩笑，而不是對書中內容的質疑，畢竟，就算看到書中那個時常帶著上級命令出現的拘謹的阿爾伯特時，他也就是笑笑，「你說他原來是這麽想的啊。」
他常說與何偉有緣分，事實也確實如此，他們都出生在1969年，還都是在6月（「新曆的」，他補充）。兩人都在1992年本科畢業，何偉繼續到牛津大學攻讀文學碩士，李雪順從南充師範學院（現爲西華師範大學）畢業後，先被派到地方中學任教一年，隨後回到了當時的涪陵師專。他們在1996這一年彙合了，一個從沒來過涪陵的美國人，一個最遠只到過南充的四川人。
但他們在當時沒有太多的交流，也沒有聽過彼此的課，唯一一次何偉到李雪順家中作客，就是一起包個餃子。這樣的往來不多，就像何偉在書中寫的，當時的校領導密切關注外國志願者與本校老師的接觸，他接到過許多邀約，好些都在最後一刻莫名取消了。
1998年，何偉回到美國密蘇裏的老家，花了四個月把自己在涪陵兩年的經曆寫了下來。兩年後，《River Town》在美國出版，登上了美國圖書暢銷榜。2001年，何偉短暫回到涪陵，李雪順是學校裏爲數不多收到那本書的人，何偉在扉頁寫下了長長的留言，其中的一段是：「One of my regrets from my years in Fuling was that we don’t get to know each other better. But there were pressures and differences on both sides; still, you should know that Adam and I always had fond memories of the time when you were in charge of the Waiban.」（當年在涪陵，我其中一個遺憾就是我們倆沒有更多地了解彼此。當時雙方都有一些壓力與差異，但我和亞當仍然在你負責外辦的時候留下了美好的回憶。）
收到書後，李雪順很快地翻遍了全書，還看了好幾遍。那時他32歲，即將成爲英語系的副主任，畢業後來到涪陵已經8年了，學校裏的一草一木，宿舍窗外不遠的那片烏江，江邊的碼頭與集市，他早已熟視無睹。但《River Town》裏的一切讓他感到「好奇怪」，倒不是對粗糙的涪陵的不適感，而是像看到了另一個世界，「在某種程度上我覺得就同一個環境而言，雖然不可能有兩個人的眼睛一模一樣，但可能生活中大多數人看同一個事物會有相似的一些看法，差不了多少。」
「但實際上他是通過他的眼睛來看我們這個社會，恰巧他的那雙眼睛跟我們不是同一雙眼睛。」
此後大約10年時間裏，《江城》一直在英文世界中流傳。何偉繼續留在中國，有好幾年他開車走遍了大半個中國，寫下了《甲骨文》以及《尋路中國》。這期間他每年至少回涪陵一次，看望當地的人。李雪順則一直留在涪陵，從那個年輕的英語教師，被提拔到系主任，再到院長。
兩人的聯系反而在這個期間更多了。有時候李雪順路過涪陵城裏當年的體育中心，發現當年這個何偉常來的地方已經被夷爲平地，他會拍張照片，用郵件發給何偉。何偉說，涪陵的變化真快，而且似乎隨時都在發生變化。
涪陵每一天都在變化，書裏的那個涪陵師專，後來也只剩下廢舊的教學樓、宿舍和圖書館。10年前，已經從兩千多發展到兩萬多的師生搬到了長江另一邊的新校區。過去，無論從哪一座建築往外看，都可以直望碧綠的烏江，而現在它們被新建的高樓擋住了，附近是萬達和碧桂園新起的樓盤。老校區的舊樓被巨大的綠蔭遮蔽著，無人打擾。
何偉在中國 圖源網絡
I Have a Dream
何偉坐在全時便利店外邊的塑料桌子邊，手邊放著一瓶可樂。這是9月初的成都，便利店位于他的住所附近，離開中國、在埃及待了5年之後，他又回到了中國。他50歲了，或許因爲熱愛跑步，除了笑起來時眼角的皺紋，他整個人看起來也就30歲出頭。
1999年將那摞涪陵的故事寄給一家家出版社後，他的人生第一次陷入無望，那時他29歲，住在父母家裏，沒有工作，向一家家報刊投簡曆，想作爲駐站記者再次回到中國，但得到的建議多是，你應該先從地方報紙的小記者做起。一家出版社接收了他那本30萬字的故事，此後的10多年，無論是中文還是英文譯本，《River Town》大賣，他真正走上了作家之路。
這些年裏，關于江城，關于涪陵的故事已經被談過一遍又一遍。但這一天，當與《人物》聊起時，他還是說，很幸運自己在27歲這年來到了涪陵，不是23歲——那時他在牛津大學，離開牛津之後卻發現自己對這個地方一無所知；也不是30來歲，那時或許負擔著人生裏更多的壓力。
他至今還與1996到1998年間教過的那100多個學生保持著聯系，每年的某個時候，他都會寫一封長長的信給他們，20年前是手寫然後複印的信紙，現在是一封封郵件。「能看一看那些信嗎？」他不好意思地笑著搖搖頭，然後說，以後我自己可能也會寫出來。
過去那些故事最終以中文呈現出來之後，有讀者還會直言不諱地告訴他，對李雪順中文版的喜愛勝過了英文原文。
李雪順成長于農村，在涪陵附近的武隆縣，一家住在高高的山上。過去山與山之間沒有通路，李雪順上小學和中學得跨越深深的山溝。走上師範生這條道路像是打小就注定的，奶奶教育他，像家裏的一個姑姑那樣教書多好，「可以在室內工作。陽光曬不到她，雨淋不到她，風也吹不到她。」
還沒到涪陵師專上班前，他寒暑假都要回到家裏幫父母幹農活，「這叫修理地球」。暑假是挖土豆的季節，每天天還沒亮，他就得提著鋤頭小心翼翼地往土裏鑿，把一串串土豆連根拔起，腰得一整天弓著。寒假又是施肥養土的時候，他親手將桶裏的糞肥掏出，埋進土裏。
高中複讀一年後，李雪順成了鎮上那年唯一一名走出山外的大學生。1990年代初的大學生還包分配，讀書是單純的。他常常跑到圖書館借英語磁帶，平時就到學校附近的蘆葦叢裏與同學一塊練習口語。實習時他就大約了解到，教師一個月能領100來塊錢，他和幾個同學還一起計算過，這輩子總共能領個5萬塊工資，能吃一輩子公家的飯，是個非常開心的事。
他享受日複一日踏實的勞動。1990年代那會兒，老師們出練習題一般將手抄的習題交給打字員錄入，而李雪順在大學期間上過英文打字課，便可以申請一台打字機回宿舍。他常常從英語報紙裏剪下一塊塊，設計好題目，回到宿舍後，再用打字機一字不落地敲打出來，再交到學校的油印室印出來發給學生。他信奉背誦的力量，當布置下背誦作業，學生抱怨文章太長時，他會自個兒默默地背誦起來。于是在90年代的烏江邊上，就有了一位站在學生之中大聲朗誦《I Have a Dream》的年輕人。
剛進入涪陵師專幾年，他就被選爲了英語系工會小組的負責人。有一天，還沒來得及吃早飯，他被通知去幫系裏的全部老師領白糖。一個大袋子，總共一百來斤，剛搬到辦公室，他就因爲低血糖倒在了地上。辦公室裏的老師們趕緊扶他在椅子上坐下，從那袋白糖裏舀出了一勺，給他泡了杯糖水。
他一步一步地從一名普通英語老師，升到系主任、院長，並在42歲那年評上了正教授。按他的前同事，曾在涪陵師專擔任英語系主任的曹順發所言，當時留在學校再升上正教授，是件很難的事。在英語系裏，李雪順是系裏的第二位正教授，而第一位教授是學校英語系的創始人，早年畢業于西南聯大。曹順發不知道李雪順怎麽做到的，有些時候他話不多，但能做的總是做到了。
2006年，何偉收到李雪順的一封郵件。那時他剛與台灣的久周文化簽約了《River Town》的中文出版權，在一次聯絡中告知了李雪順，並希望他爲繁體中文版的翻譯擔任文化顧問。李雪順後來表達，自己也可以做翻譯。何偉爲此向出版社寫了一封推薦信。但那時他不確定李雪順是否能勝任，畢竟語言這種東西，口語不錯不代表在翻譯上也有相當的能力。
在此之前，李雪順幾乎沒怎麽發表過英文文學或翻譯作品——除了大學期間翻譯過一篇關于聖誕節的文章、畢業後翻譯過一篇關于中國科幻小說的文章，以及在南洋理工大學的校報上發表的一小篇《重慶小面》。除了教學與行政工作，他還要親自抓學生們的英語四六級考試和「專升本」英語考試的培訓。
久周文化最終沒有選用李雪順。但李雪順與《River Town》 已經産生了某種連結。2005年，一群美國人來重慶參加一個中小學教師培訓項目，與班裏的老師們聊到了涪陵，恰巧那裏的一位老師正是李雪順教過的學生，過去在課堂上，李雪順向他們介紹過《江城》。那位學生很快將李雪順引薦給了美國的志願者，後來他接受邀請，到位于南卡羅來納州的查爾斯頓大學訪問。在那裏，他作爲一位來自涪陵的老師向美國的師生和市民介紹涪陵。爲此，在去美國前，他還帶著數碼相機，乘著公車在涪陵城裏到處拍照。
在此之前，他參加過一次全國性的選拔考試，爭奪前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進修的名額。面試時，新加坡考官問他爲什麽想去交流，他提到了自己來自涪陵，提到了《江城》，他說他也想到其他國家看看他們的文化。主考官表示贊許。在此之前，他在學校花了一個月的時間突擊准備英語的聽力和寫作等筆試內容，最終成了學校裏第一個考上該進修資格的老師。
幾年之後，李雪順得知何偉的第三本書《Country Driving》將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他給上海譯文的責任編輯張吉人打了個電話，再一次自薦。
他後來說，當時打電話前，他就差用筆寫下自薦語。「我是甲乙丙丁ABCD這些理由，可能列了一大串。」其中一點是，「我就是《江城》故事裏面的人物，他寫的那些東西就發生在我們這裏，當然這個可能跟《尋路中國》關系一點不大，但是至少說我好想跟這本書有一種聯系。」2011年初，《尋路中國》出版，李雪順的名字與彼得·海斯勒的名字一起，出現在了封面上。
聽見它
一位讀者曾告訴何偉，「很多像我們這樣的80後，對中文語言的美感是忽略的……《尋路中國》的翻譯是中國最好的翻譯之一。我從中學到了很多東西。我非常感謝李雪順先生。」
起初自告奮勇當翻譯對于李雪順來說確實有一些務實的成分，副教授要繼續評職稱，譯著也能算入評職稱材料的一部分。十幾年前重慶實行「專升本」考試改革時，他與幾個老師出過一本試題集，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了一本書的封面上。類似的情況還有2008年奧運會，他向高等教育出版社建議，「以奧運會的舉辦爲契機，出版一本提升學生用英文推介中國文化的英文讀物。」
習題集沒有報酬，但那並不意味著吃虧，因爲在他所處的學術圈裏，評職稱時自己掏錢出版專著是個常見的事,他的手機裏也常常接到各種學術雜志主動上門收錢約稿的電話。
更現實的因素是他發現何偉的書不難翻譯，李雪順說，當時就有把握，「可能涪陵很多人稍微拿一本像樣的詞典，要讀《江城》都問題不大。」而且他明白何偉的寫作相當樸實，用詞、句法穩定。理想的因素他最後才提及，「我可能也想自己一個英語專業的畢業生，一個英語老師，始終想在英語上做一件正事，或一件大事。」
翻譯並不是個輕盈的活兒，需要實打實地把源語言表達准確，非虛構作品的翻譯更是如此，其中一個重要的步驟就是核實。這對李雪順是個愉快的過程，「我自己不知道的一個東西，但是通過我的努力，通過各種渠道，把它找出來了，那一刹那肯定是一種喜悅了。」
比如flatbed是平板車，cart是手拉車。那麽，flatbedcart又是個什麽車？
翻譯到這裏時，李雪順沒有准確的把握，于是寫了封信問何偉，並附上了一個百度圖片的鏈接。鏈接裏有各式各樣的三輪車，有運貨的，也有載人的，五顔六色。在所有的圖片裏，何偉沒有找到自己描述的那一款，他回郵件告訴李雪順：「可能因爲它不是那種買來的三輪車，而是一種自制的運貨三輪，長得也比較粗糙，沒有漆上顔色，」他也附上了一張接近目標三輪車的圖片。
最後李雪順通知他：「I intend to use 『人力三輪車』for tricyclist, and 電動三輪車 for flatbed cart. 」
他有許多自己的方法。對于那些能夠在資料館裏找的，就打給圖書館，北大的不行，找了南大，南大的沒法親自前往，他就讓人幫忙複印文件。
涪陵當地更爲方便，遇到書裏何偉描寫白鶴梁上的題刻的詩句，他直接前往白鶴梁找館長，恰巧對方也是個有心之人，只要他說出一個年份，館長立馬就可以給他背出來。中國的好找，外國的不好找，曾經有本非虛構作品裏出現了一家蘇聯時期的銀行，他不知道如何翻譯名字，便聯系了許多單位，給好些專家學者打電話、發郵件，大家都沒聽過。最後他只好輾轉聯系作者，向其索要線索。「他說我也忘記了，你隨便寫一個名字吧。」
翻譯當然遠非如此。許多讀者評價李雪順的譯本有一種魔力，讓人以爲是何偉自己寫的。就像上海譯文的責任編輯的說法，貼合，「這是一個很高的標准」。張吉人坦承，《尋路中國》如果換一個人翻譯，效果也不一定會差，這是由何偉本身的語言決定的，簡單的句子，簡單的結構。「但是《江城》的話就不一樣了，從我的角度來講，我很難找到一個比李老師更合適翻譯的。」
何偉也曾在一封寫給讀者的信中提到過他對中譯本的感激。盡管中文說得流暢，但閱讀對何偉來說一直是件困難的事，《尋路中國》和《江城》翻譯出來後，他首先是給嶽母看，通過她的評價來獲得對譯本的認知。「我的嶽母是中國人，她在大陸和台灣都曾受過教育。讀過兩版中譯本後，她對李雪順的譯本評價極高。我和李雪順1996年在涪陵相識，已經認識多年，我堅信正是他對涪陵和對我的熟悉，讓此譯本別具一格。」
而李雪順似乎不太覺察自己文字裏的美感，他總喜歡用理性與邏輯去分析。比如某次聊到，當何偉形容烏江與長江交彙之處寫道，「the Wu died in the brown rush of the Yangtze」。他認真地從辦公室的書櫃裏搬出了磚頭一般大的舊詞典，翻開「die」這一頁解讀含義，並在紙上畫道，路的盡頭可以譯成消失，而江流的交彙，可以是交融，消溶與消融等，掂量一下，消融似乎更有美感。于是他寫道，「烏江消融在長江的激流中」。
他說自己是靠不斷地朗讀來確定一個個句子，朗讀就在他辦公室裏，在他家中的書房裏。投入的朗讀與翻譯之中似乎有某種動人的東西，使他區別于日常的瑣碎與條理。
何偉曾經在課上爲學生們講過一首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美景易逝》。他把那首十四行詩拆分成了若幹片段分給學生，讓他們分組，借助詩歌術語和古英語等知識將詩的順序排列出來。這對于當時的學生，原本看起來是個無法完成的任務，但一個小時之後，有好幾個小組拼得一句不差。
翻譯這樣的瞬間時，李雪順是與他們共享的，他想象著何偉與學生所在的那間教室，以及外面滔滔的江水。
他們在一起讀詩，那是莎士比亞在愛上一個女子後寫下的，他向女子承諾會讓她美貌永存。學生們在課桌上輕輕地打著拍子。他們知道詩歌的韻律，知道重音在哪，知道不和諧之音在哪。「這樣的事沒有幾個美國學生能夠做得到」何偉在《江城》中寫，「我在涪陵的每一個學生至少能夠背誦十幾首中國古詩——杜甫的、李白的、屈原的——而這樣的青年男女全都來自四川鄉下。即便按照中國的標准看來，他們的家鄉也算閉塞之極。可他們依舊在讀書，依舊能夠背誦詩歌，那就是差異。」
莎士比亞成功了嗎？那位女子會永遠活著嗎？何偉問學生們。幾個學生搖了搖頭。
「想想吧，」這時何偉說：「現在是1996年，我們在中國，四川，就在長江邊上。莎士比亞從沒有來過涪陵。你們沒人去過英國，也沒人見過莎士比亞四百多年前愛的那名女子。可就在這一刻，你們每一個人都在想著她。」
在學生時代讀原版《River Town》時，何雨珈鍾愛書中的這一幕。她也是一名譯者，本科讀的是筆譯，碩士讀新聞，曾翻譯過《東北遊記》、《魚翅與花椒》等許多非虛構文學作品。即便常年與英語打交道，但當她後來真正讀到中文的《江城》時，她才意識到自己略過了某種重要的東西。
當何偉在課堂上說完那番話，課堂陷入一片靜默。何偉這樣記錄那一刻，「There was absolute silence, usually Fuling was a riot of horns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s, but at that moment in that classroom it was completely quiet. There was respect and awe in that silence, and I shared it, I had read the poem countless times, but I had never heardit truly until I stood in front of my classin Fuling and listened to their stillness as they considered the miracle ofthose fourteen lines.」
有時候中英文裏強調的東西在句子裏的位置不同。過去讀英文的時候，何雨珈沒有留意到這一點，在最後一句裏，何偉的重點在句子前面，「heard」——直到讀到《江城》裏，李雪順的文字：
「教室裏一片靜默。通常，涪陵充斥著車船的喇叭聲和建築工地的喧鬧聲，可在那一刻，教室裏鴉雀無聲。在這一刻的靜默裏，既有崇敬，也有驚歎，我與他們感同身受。之前，我已經把這首詩朗讀了無數次。但直到我站在涪陵的這些學生面前，聆聽著他們思考這十四行詩的奇妙時靜默，才真正地聽見了它。」
這一刻，在李雪順的文字裏，何雨珈才真正地聽見了它。
永恒的真實
在豆瓣裏，李雪順的名錄之下，幾本非虛構著作與一本《重慶市「專轉本」考試英語模擬試題集》列在一起，一位讀者在評論裏連續發了五問，「這個李雪順是《江城》的譯者嗎？」
多年來，因爲翻譯的作品，李雪順多次走出涪陵。有一年，在上海季風書園的新書見面會上，李雪順在場給何偉當翻譯。會後，李雪順收到一張紙條，來自一名從事英語教育多年的老師：
「您好！我剛剛讀完何偉（Peter Hessler）的《尋路中國》，一路讀來連連暗歎翻譯之好，雖然我也搞了近四十年英語，但自知無論如何也達不到您的出神入化，雖然在網上也下載了其書的英文版，但還未碰到一處需要與原文核對（好像有小小的一處）。等看到結尾才知曉您曾做了如此的與當事人重溫再現使他們，乃至那些口號如在眼前，妙極了！祝賀您！謝謝您！」
他們後來沒有聯系過，紙條被李雪順帶回了涪陵，收藏在了辦公室的書櫃裏。在那個常規的辦公室，書櫃是唯一能看出他是一名翻譯的地方。書櫃的一側是實木門，看不見裏邊的一本本大學英語教材，而另一側的玻璃門，顯眼可見的是他過去翻譯的一本本著作。從過去何偉的《江城》、《尋路中國》，到後來的《大河戀》、《桑切斯的孩子們》，每樣書都有好幾本，有的還未拆封，整齊地向外人展示著。
涪陵一天天都在改變著。過去烏江上的白鶴梁，黃庭堅等古人在石頭上刻下的詩詞，已經隨著三峽大壩的修築，永沉江底，只在白鶴梁水下博物館裏，供遊人隔著玻璃眺望。
50歲了，從工作以來他從未離開過這個單位。教書當然是更有意思的事情，當了領導後上課量已經很少了，「總有人要來坐在這個位置上。」「每天我就是一個很典型的office worker、office clerk。真的，開會，做筆記，傳達會議精神，制定方案，寫報告總結。」
至于翻譯，也算是自己喜歡做的事情，要一直做下去。當然不是出于什麽完全的理想主義，「從功利的角度來說，一個人找你你不做，兩個人找你不做，你就沒什麽做的了。」「我如果是專業譯者，要是這個養不活自己，我可能會放棄，我會找一個更掙錢的活，更掙大錢的活兒。」
至于教育，他一直以來都是學校裏英語最好的老師之一，標准的口音也常讓學生們眼前一亮。他會想起何偉書中提到的那首《美景易逝》。「我教完學生的時候，我可能也會說，老師這兩年沒有教給你們什麽過多的東西，只是希望也許今後什麽時候想起李老師曾經在課堂上說過的一句話，要去做，堅持著去做，OK，這就算是李老師最大的功能。」2019年，李雪順說。
1999年，何偉寫：「我現在思忖起來，我上的那些課會不會留下點什麽印迹呢？我希望我的學生們會記得弗羅斯特的那一首詩，或是我們學習過的別的什麽東西。那也許是某篇小說裏的某個小角色，又或是莎士比亞某一首十四行詩裏的某一個片段——
我只希望他們能夠記住點什麽。我希望他們會把這一點點東西藏在記憶的深處，並從那質樸的美感中找尋到一點永恒的真實。這就是我對文學的信念：真實是永恒的，不受日常生活所累。」
長江之水永恒向東流。來時順流，去時逆流。
有三峽大壩前，水流湍急，輪船的馬達轉得飛快，以抵禦水流。如今水流早已平緩。過去的江水存在在何偉的文字裏，「Boat horns echoed across the narrow river valley, and motors sputtered against the current…」
1980年代末的那些夜晚，20歲出頭的李雪順坐在客船上，長江與烏江是他多年以來熟悉的地方，放假時從大學回家，找不著關系托人買四等票，將近一整天的水路，他只能露宿在甲板上，江水開闊，黑夜寒冷，很不好受。
對于這一切，他太熟悉了。他對著原文寫下優美的文字，「窄窄的河谷上回蕩著船只的汽笛聲，發動機噼啪作響，搏擊江流。」他將「against the current」譯爲了「搏擊江流」。
他十分確定，那就是記憶中船底噼啪作響的馬達聲。
「我就是它們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