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鄉的童年》劇照。圖/ 受訪者提供
《他鄉的童年》
一位中國家長的教育環遊記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劉遠航
發于第917期《中國新聞周刊》
對于芬蘭人來說，究竟哪一所學校才是整個國家最好的學校？當地企業家彼得·韋斯特巴卡抛出這個問題的時候，周轶君想了一下，但沒有想出來。彼得直接說出了答案，離家最近的那一個。
彼得此前在遊戲開發公司Rovio工作，最著名的身份是“憤怒的小鳥之父”，這款遊戲曾在世界範圍內流行，包括中國。周轶君則是一名媒體人，《锵锵三人行》和《圓桌派》的常駐嘉賓，也是兩個孩子的母親。2018年9月，周轶君開始籌備拍攝一部教育題材的紀錄片。她前往五個國家進行探察，芬蘭是第一站。
在位于首都赫爾辛基的一所小學裏，男孩們操著流利的英語，有的想做程序員，有的想踢足球，不行就當警察。周轶君問他們對成功的理解。她得到的回答是，每個人都是一樣的好，有個正經的工作，再有些余錢，就算成功。老師和家長們有著同樣的理念。周轶君覺得心情複雜，她在上海出生，在北京讀書，如今又在香港生活，從小就熟悉競爭法則。大家都在上培訓班，住學區房，不拼怎麽行。
實際上，芬蘭學生的說法對于很多上了年紀的中國人並不陌生。一個《新華字典》的經典例句經常被人提起，“張華考上了北京大學，李萍進了中等技術學校，我在百貨公司當售貨員，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對于身處社會發展快車道上的新一代中國家長來說，這幾乎已經是過去時代的舊夢了。
許多人不太理解的是，芬蘭這種不講求競爭的基礎教育，卻造就了極爲優秀的學生。“我們對于成功的理解主要來自于超過別人。如果不競爭，那麽成功是什麽，這是我想去了解的。”周轶君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她希望從一個國家的社會狀況去倒推那裏的教育，它們與中國當下的教育有著或多或少的呼應。
在推崇完美的日本，周轶君看到了幼兒園的孩子們對于細節和他人的關注，還有集體意識和個體權益的界限。在貧富差距同樣在加劇的印度，她注意到的是當地的民衆爲了彌合裂痕而做的努力。在英國，周轶君感受到公立和私立教育之間的落差，以及中國中産家庭對于所謂貴族教育的誤讀。她借用了一句經典的句式，當我們談論英國教育的時候，我們究竟在談論什麽。
系列紀錄片的名字叫《他鄉的童年》。8月28日，這部作品開始在優酷播出，每周一集，取得了極高的口碑，豆瓣評分達9.2分。天性該如何在教育中保存，自我又如何在公共意識中塑造，這是周轶君想要求解的問題。借助這些鏡頭，年輕的中國家長們則窺見到了教育的另一種可能性。
沒有關緊的門
聯系到周轶君的時候，她正在去郵局的路上，只能一邊走一邊聊起這部自己拍攝的紀錄片。香港的生活節奏很快，同時做幾件事已經成爲她的常態。在郵局，周轶君跟工作人員說粵語，跟自己的家人講英語和普通話。
這是一個文化混雜的多元社會，同樣混雜的是周轶君的身份。她是阿拉伯語專業出身，畢業之後進了新華社。2002年，她主動申請，常駐加沙地區，見識了炮火紛飛的日常生活。駐外的中途，周轶君回北京休假，在西單商場碰見促銷活動，台上的男女主持人聲嘶力竭，音樂喧鬧，完全是兩個世界。
2006年開始，周轶君到香港鳳凰衛視工作，每年都回上海老家一趟，後來加入現代傳播集團，更是頻繁穿梭于滬港兩地。上海交通硬件先進，斑馬線模仿東京繁華的澀谷區，都市男女來往其中，光鮮如弄潮兒。這時一輛公交車駛過，售票員還是用老方法，從車窗裏探身，拿髒兮兮的小紅旗敲打鐵皮車廂，提醒路人慢行。
變幻的現代生活與傳統的殘迹，戰亂與經濟的喧囂，這是周轶君眼中充滿差異的世界，她也將這種對照的視角投向了教育。後來，她成爲了一位母親，兩個孩子，女兒六歲，剛上小學，兒子三歲，還在上幼兒園。她有時也陷入焦慮。更關鍵的是，她發現自己還是無法逃脫上一輩的教育慣性。
很多家長經常跟孩子說的詞彙是“聽話”“都是爲了你好”。周轶君要出差，兒子趴在拉杆箱上，不舍她離開，來替班的外婆跟外孫說，媽媽工作你們才有錢買玩具。周轶君覺得這樣的語言很貧乏，但她也沒有更好的答案。
所以，當有機會跟優酷合作拍攝一部紀錄片的時候，周轶君首先想到了教育，很快就在咖啡館的餐巾紙上寫下了題目和目的地，包括日本、芬蘭、以色列、印度，以及英國，最終回到中國。
除了芬蘭，整個制作過程充滿了艱辛，前期聯系和現場拍攝困難重重。比如對日本的采訪，聯絡了半年都沒有結果，直到某個瀕臨絕望的深夜，在朋友圈上與一位舊友偶然聯系，才得以打通所有關卡。
和中國一樣，這個相鄰的島國同屬于東亞文化圈，在教育領域有著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同樣堪稱地獄的高考，同樣重視學曆和名校。位于大阪的蓮花幼兒園很有傳統特色，黑板和牆壁上除了松尾芭蕉的俳句，還能看到《論語》和孟子的格言。這些詞句不是用來背誦的，只需要朗讀和欣賞。
周轶君對蓮花幼兒園的第一印象是，這是一個非常“吵”的學校。這裏強調身體教育，強調家長的放手。孩子們集合起來，有專門的丹田發聲訓練。不上課的時候，他們在沙地上光著腳奔跑，經常大汗淋漓的。周轶君作爲家長的反應是，這樣孩子會不會太累，園長秋田光彥回答說，與其說累，不如說“完全燃燒”。
一方面是天性的釋放，另一方面則是教育有意的引導。在立川市的藤幼兒園，教室的推拉門也有“玄機”，無法一下子關緊。冬天的時候，學員關門，需要確保門關緊，這樣才不會影響到靠門的同學。
教育常常是社會的前站，另一些時候，教育也是用以調節社會的水庫。如果說在中國最普遍的是焦慮，那麽在日本，關鍵詞就是壓力。習慣了遵守規則，不給別人添麻煩，有些日本人突然意識到，自己很久沒有哭過了。在東京，有一種特殊的職業，叫感淚療法師，家長和學生聚在一起，學習哭，表達自己的情緒。
建築同樣在反思教育和文化。在藤幼兒園，周轶君見到了建築師手冢貴晴夫婦，他們設計了這座環形的兒童樂園。不遠的地方有一座美軍基地，聊天的時候，可以聽見軍用直升機掠過的聲音。它提醒著人們，這是日本尚未結束的一段曆史。手冢對美國沒有多少好感，盡管他曾在那裏留學。對于日本的集體教育，他也有所反思。
2007年，夫婦二人設計了這座幼兒園，當時引發了熱議，因爲它太“奇怪”了。操場設在了屋頂上，教室不是封閉的，可以聽見隔壁的聲音，也沒有統一的校服。然而，這座建築卻獲得了國際大獎，被譽爲世界上最好的幼兒園。
這裏鼓勵兒童去爬樹，在操場上盡情撒野。孩子跑得快，拍攝團隊裏的年輕攝影師在後面跟著，都有點跟不上。幼兒園的牆上挂著沾有泥土的洋蔥，馬廄裏養著小矮馬，圓形建築中間的空地被設計成了不平坦的樣子。手冢貴晴認爲，童年最重要的是有選擇的權利，兒童在這裏學會思考，見識自然。
周轶君。圖/受訪者提供
時間、年齡和我
去年11月，周轶君來到了寒冷的芬蘭。當地的朋友很多，包括在《锵锵三人行》做嘉賓的竹幼婷，還有新華社的朋友，拍攝十分順利。團隊裏的95後女孩本來對教育話題和芬蘭沒有什麽興趣，也不准備結婚生子，拍攝結束後卻感歎，原來生孩子也可以是一件不那麽可怕的事情。
這個高緯度的北歐國家人口只有550萬，跟新加坡基本持平，相當于天津人口的三分之一。在這裏，學校和班級的規模也很小。小學階段幾乎沒有考試，偶爾的測驗也不計成績。
過早的競爭被認爲是不利于兒童成長的，提前搶跑更是很難想象。然而，芬蘭的基礎教育卻被認爲是世界領先的水平，在著名的“國際學生評價項目”（PISA）中，芬蘭學生在閱讀、數學和科學等方面的總體成績名列世界前茅。簡而言之，更少的時間投入卻培養出了綜合能力更強的學生。
周轶君決定一探究竟。她發現，在芬蘭的課堂上，學生不用穿校服，也不用坐姿端正。如果你願意，也可以將自己打扮成女巫的模樣。即使一個學生不擅長數學，沒有藝術天賦，仍然有很多價值的維度，比如正直，還有愛。工作沒有明顯的高低貴賤之分，職業學校也是不錯的出路。
之所以這樣，很大程度上是因爲芬蘭推行的是福利國家制度。在北歐，國家充分保障公民的就業和教育等權利，可以說“從搖籃到墳墓”全面托管，前提是高稅收。經濟發展和社會公正相互平衡，這種模式自二戰後逐漸成型，如今已經成熟完備。
“北歐模式”的社會背景催生了少有功利色彩的教育理念。讓周轶君印象深刻的是芬蘭獨特的現象課程，獨立于常規課程之外，帶著跨學科的特點。在赫爾辛基的SYK小學，一位名叫拉妮的老師負責三年級的現象課程，每周五上課，名字叫“時間、年齡和我”，會講到藝術，也會運用數學和生物知識，還會涉及閱讀和寫作。
爲了理解這些抽象的概念，學生們借助鍾表、iPad，還有繪畫和手工，用手丈量臉部。老師還安排他們去養老院，和老年人互相臨摹彼此的面容，講幼時的故事，在年齡的皺紋中找到時間的紋理。
周轶君問，這樣的課程會有什麽樣的“成果”。她得到的回答是，這些孩子在多年以後不會記得那些數學知識，卻很難忘記跟這些老人的對話。
教現象課程的拉妮老師不僅取得了現象教學相關的學位，也學過一年半的漢語，並回到學校繼續改進她關于現象教學的研究計劃。芬蘭社會對于教師的充分尊重和福利保障，讓她不必擔心突然的解聘，也不必整天爲孩子的奶粉錢而奔波，但終身學習的理念才是她不斷給自己充電的動力。
教學地點也不一定是在教室裏。芬蘭植被覆蓋率高，森林是當地文化的一部分。在這裏可以上自然課，也可以上數學課。周轶君本來對于森林的印象只有綠葉和泥土，但芬蘭的小學生們按照老師給的色卡，找到了帶有各種顔色和味道的東西。至于究竟是什麽味道，並沒有標准答案，重要的是想象力。
離開了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周轶君繼續北上。進入到北極圈以內，就是極夜。偏遠地區的學校所享有的政府資源和大城市一樣，只是課程內容自有其特色。在遠離首都的索丹屈萊，二年級學生通過當地很常見的馴鹿來學習現象課程。他們並不那麽向往首都。
“芬蘭和中國的社會現實的確很不一樣，但不能因爲這種差異就把學習和借鑒的路給堵死。”周轶君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他鄉的童年》劇照。圖/受訪者提供
差異與想象
如果說芬蘭的國情跟中國有較大差異，那麽印度可以說是與中國互爲鏡像的社會，同樣是經濟高速發展的階段，同樣是人口大國。周轶君對這個國家的印象，除了寶萊塢電影，還有爲數衆多的IT公司高管。
爲了順利拍攝，周轶君的團隊雇傭了7位印度當地的攝影師，他們來自不同的種姓和民族，背地裏有很多笑話是嘲諷彼此的。也因爲此，分工合作的方式出奇低效，整個旅程仿佛是一次就業再培訓。周轶君拜訪了大都市和偏遠的鄉村，拍攝結束後，團隊裏的女孩感歎，經曆了這次旅程，人生再無難事。
在這個差異本來就巨大的印度社會，教育起著彌合差距的作用。面對階層固化的現實，一些個體努力參與到教育中來，實現自下而上的變革。在清奈地區，工程師庫布塔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倡導“廢物變玩具”，從日常的素材中尋找靈感，給貧困地區的兒童帶去免費的快樂。到了互聯網時代，他也制作一些小視頻，傳播給更多人。
周轶君印象最深刻的是雲中學校項目。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一位名叫蘇卡塔的教授在貧困的家鄉地區設立電腦室。這不是用來打遊戲的，跟網吧的格局有區別，沒有隔板，外面是透明的玻璃。孩子們脫下破得不能再破的鞋子，圍坐在電腦周圍，形成小組，在志願者的帶領下，一起使用。
周轶君的團隊從加爾各答出發，開車三小時，坐船半小時，又在三輪車上顛簸了一個多小時，終于到達蘇卡塔教授的家鄉。開始的時候，當地的孩子只能在電腦上看懂一些動畫片，把鍵盤當玩具，在裏面調皮搗蛋。一段時間之後，他們開始借助互聯網，嘗試著輸入英文字母，探索外部的世界。近年來，蘇卡塔教授將他的電腦室推廣到更多的貧困地區，稱之爲“雲中學校”。
如果說印度的平民教育是我們所忽視的現實，英國教育則處于想象和誤讀的另一個極端。在英國，周轶君發現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之間存在巨大差異。教育的不公平現象比較嚴重，很多英國人對此並不滿意。公立學校的資源相對有限，有的公立學校還專門到上海取經，學習如何在短時間內對大班的數學課進行有效的教學。
“他們對自己的定位跟我們對他們的理解是有誤讀的，我們對英國教育的印象還停留在唐頓莊園的階段，比如穿著和禮儀，還有英倫口音。而他們對自己教育最看重的是品格教育、體育精神和慈善意識。”周轶君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去英國之前，周轶君專門看了一些英國人拍的教育類紀錄片，比如《交換學校：階層分化》，講的是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進行交換。一位公立學校的校長表示，自己原本以爲一輩子都不會跟私立學校有任何瓜葛，一直是井水不犯河水的狀態。
而在系列紀錄片的最後一集，周轶君轉了五個國家之後，回到了中國，在西安和天津等地，尋找傳統資源在當下可能的借用方式。國內的一些中小學夏令營給了周轶君很多啓發，有的教學員紮風筝，從幾何講到美術，講到曆史，然後引導學生討論，爲什麽中國很早就有了風筝，但沒有發明出飛機。
當然，周轶君也遇到了很多焦慮的中國家長，一個大學同學跟她說，補課就像是進賭場，進去了就很難出來。另一方面，脫離應試軌道，走素質教育的路子，同樣是一種賭博。通過《他鄉的童年》，很多中國家長見識了國外的教育狀況，看到了令人歆羨的一面，也有我們同樣面臨的困境，以及他們的嘗試。但他山之石，究竟如何攻玉，這更像是這部紀錄片抛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