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除了中國式焦慮的家長之外
其他地方的孩子到底如何度過童年
《他鄉的童年》
一位中國家長的教育環遊記
記者/劉遠航
對于芬蘭人來說,究竟哪一所學校才是整個國家最好的學校?當地企業家彼得·韋斯特巴卡抛出這個問題的時候,周轶君想了一下,但沒有想出來。彼得直接說出了答案,離家最近的那一個。
彼得此前在遊戲開發公司Rovio工作,最著名的身份是“憤怒的小鳥之父”,這款遊戲曾在世界範圍內流行,包括中國。周轶君則是一名媒體人,《锵锵三人行》和《圓桌派》的常駐嘉賓,也是兩個孩子的母親。2018年9月,周轶君開始籌備拍攝一部教育題材的紀錄片。她前往五個國家進行探察,芬蘭是第一站。
在位于首都赫爾辛基的一所小學裏,男孩們操著流利的英語,有的想做程序員,有的想踢足球,不行就當警察。周轶君問他們對成功的理解。她得到的回答是,每個人都是一樣的好,有個正經的工作,再有些余錢,就算成功。老師和家長們有著同樣的理念。周轶君覺得心情複雜,她在上海出生,在北京讀書,如今又在香港生活,從小就熟悉競爭法則。大家都在上培訓班,住學區房,不拼怎麽行。
實際上,芬蘭學生的說法對于很多上了年紀的中國人並不陌生。一個《新華字典》的經典例句經常被人提起,“張華考上了北京大學,李萍進了中等技術學校,我在百貨公司當售貨員,我們都有光明的前途。”對于身處社會發展快車道上的新一代中國家長來說,這幾乎已經是過去時代的舊夢了。
許多人不太理解的是,芬蘭這種不講求競爭的基礎教育,卻造就了極爲優秀的學生。“我們對于成功的理解主要來自于超過別人。如果不競爭,那麽成功是什麽,這是我想去了解的。”周轶君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她希望從一個國家的社會狀況去倒推那裏的教育,它們與中國當下的教育有著或多或少的呼應。
在推崇完美的日本,周轶君看到了幼兒園的孩子們對于細節和他人的關注,還有集體意識和個體權益的界限。在貧富差距同樣在加劇的印度,她注意到的是當地的民衆爲了彌合裂痕而做的努力。在英國,周轶君感受到公立和私立教育之間的落差,以及中國中産家庭對于所謂貴族教育的誤讀。她借用了一句經典的句式,當我們談論英國教育的時候,我們究竟在談論什麽。
系列紀錄片的名字叫《他鄉的童年》。8月28日,這部作品開始在優酷播出,每周一集,取得了極高的口碑,豆瓣評分達9.2分。天性該如何在教育中保存,自我又如何在公共意識中塑造,這是周轶君想要求解的問題。借助這些鏡頭,年輕的中國家長們則窺見到了教育的另一種可能性。
沒有關緊的門
聯系到周轶君的時候,她正在去郵局的路上,只能一邊走一邊聊起這部自己拍攝的紀錄片。香港的生活節奏很快,同時做幾件事已經成爲她的常態。在郵局,周轶君跟工作人員說粵語,跟自己的家人講英語和普通話。
這是一個文化混雜的多元社會,同樣混雜的是周轶君的身份。她是阿拉伯語專業出身,畢業之後進了新華社。2002年,她主動申請,常駐加沙地區,見識了炮火紛飛的日常生活。駐外的中途,周轶君回北京休假,在西單商場碰見促銷活動,台上的男女主持人聲嘶力竭,音樂喧鬧,完全是兩個世界。
2006年開始,周轶君到香港鳳凰衛視工作,每年都回上海老家一趟,後來加入現代傳播集團,更是頻繁穿梭于滬港兩地。上海交通硬件先進,斑馬線模仿東京繁華的澀谷區,都市男女來往其中,光鮮如弄潮兒。這時一輛公交車駛過,售票員還是用老方法,從車窗裏探身,拿髒兮兮的小紅旗敲打鐵皮車廂,提醒路人慢行。
變幻的現代生活與傳統的殘迹,戰亂與經濟的喧囂,這是周轶君眼中充滿差異的世界,她也將這種對照的視角投向了教育。後來,她成爲了一位母親,兩個孩子,女兒六歲,剛上小學,兒子三歲,還在上幼兒園。她有時也陷入焦慮。更關鍵的是,她發現自己還是無法逃脫上一輩的教育慣性。
很多家長經常跟孩子說的詞彙是“聽話”“都是爲了你好”。周轶君要出差,兒子趴在拉杆箱上,不舍她離開,來替班的外婆跟外孫說,媽媽工作你們才有錢買玩具。周轶君覺得這樣的語言很貧乏,但她也沒有更好的答案。
所以,當有機會跟優酷合作拍攝一部紀錄片的時候,周轶君首先想到了教育,很快就在咖啡館的餐巾紙上寫下了題目和目的地,包括日本、芬蘭、以色列、印度,以及英國,最終回到中國。
除了芬蘭,整個制作過程充滿了艱辛,前期聯系和現場拍攝困難重重。比如對日本的采訪,聯絡了半年都沒有結果,直到某個瀕臨絕望的深夜,在朋友圈上與一位舊友偶然聯系,才得以打通所有關卡。
和中國一樣,這個相鄰的島國同屬于東亞文化圈,在教育領域有著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同樣堪稱地獄的高考,同樣重視學曆和名校。位于大阪的蓮花幼兒園很有傳統特色,黑板和牆壁上除了松尾芭蕉的俳句,還能看到《論語》和孟子的格言。這些詞句不是用來背誦的,只需要朗讀和欣賞。
周轶君對蓮花幼兒園的第一印象是,這是一個非常“吵”的學校。這裏強調身體教育,強調家長的放手。孩子們集合起來,有專門的丹田發聲訓練。不上課的時候,他們在沙地上光著腳奔跑,經常大汗淋漓的。周轶君作爲家長的反應是,這樣孩子會不會太累,園長秋田光彥回答說,與其說累,不如說“完全燃燒”。
一方面是天性的釋放,另一方面則是教育有意的引導。在立川市的藤幼兒園,教室的推拉門也有“玄機”,無法一下子關緊。冬天的時候,學員關門,需要確保門關緊,這樣才不會影響到靠門的同學。
教育常常是社會的前站,另一些時候,教育也是用以調節社會的水庫。如果說在中國最普遍的是焦慮,那麽在日本,關鍵詞就是壓力。習慣了遵守規則,不給別人添麻煩,有些日本人突然意識到,自己很久沒有哭過了。在東京,有一種特殊的職業,叫感淚療法師,家長和學生聚在一起,學習哭,表達自己的情緒。
建築同樣在反思教育和文化。在藤幼兒園,周轶君見到了建築師手冢貴晴夫婦,他們設計了這座環形的兒童樂園。不遠的地方有一座美軍基地,聊天的時候,可以聽見軍用直升機掠過的聲音。它提醒著人們,這是日本尚未結束的一段曆史。手冢對美國沒有多少好感,盡管他曾在那裏留學。對于日本的集體教育,他也有所反思。
2007年,夫婦二人設計了這座幼兒園,當時引發了熱議,因爲它太“奇怪”了。操場設在了屋頂上,教室不是封閉的,可以聽見隔壁的聲音,也沒有統一的校服。然而,這座建築卻獲得了國際大獎,被譽爲世界上最好的幼兒園。
這裏鼓勵兒童去爬樹,在操場上盡情撒野。孩子跑得快,拍攝團隊裏的年輕攝影師在後面跟著,都有點跟不上。幼兒園的牆上挂著沾有泥土的洋蔥,馬廄裏養著小矮馬,圓形建築中間的空地被設計成了不平坦的樣子。手冢貴晴認爲,童年最重要的是有選擇的權利,兒童在這裏學會思考,見識自然。
時間、年齡和我
去年11月,周轶君來到了寒冷的芬蘭。當地的朋友很多,包括在《锵锵三人行》做嘉賓的竹幼婷,還有新華社的朋友,拍攝十分順利。團隊裏的95後女孩本來對教育話題和芬蘭沒有什麽興趣,也不准備結婚生子,拍攝結束後卻感歎,原來生孩子也可以是一件不那麽可怕的事情。
這個高緯度的北歐國家人口只有550萬,跟新加坡基本持平,相當于天津人口的三分之一。在這裏,學校和班級的規模也很小。小學階段幾乎沒有考試,偶爾的測驗也不計成績。
過早的競爭被認爲是不利于兒童成長的,提前搶跑更是很難想象。然而,芬蘭的基礎教育卻被認爲是世界領先的水平,在著名的“國際學生評價項目”(PISA)中,芬蘭學生在閱讀、數學和科學等方面的總體成績名列世界前茅。簡而言之,更少的時間投入卻培養出了綜合能力更強的學生。
周轶君決定一探究竟。她發現,在芬蘭的課堂上,學生不用穿校服,也不用坐姿端正。如果你願意,也可以將自己打扮成女巫的模樣。即使一個學生不擅長數學,沒有藝術天賦,仍然有很多價值的維度,比如正直,還有愛。工作沒有明顯的高低貴賤之分,職業學校也是不錯的出路。
之所以這樣,很大程度上是因爲芬蘭推行的是福利國家制度。在北歐,國家充分保障公民的就業和教育等權利,可以說“從搖籃到墳墓”全面托管,前提是高稅收。經濟發展和社會公正相互平衡,這種模式自二戰後逐漸成型,如今已經成熟完備。
“北歐模式”的社會背景催生了少有功利色彩的教育理念。讓周轶君印象深刻的是芬蘭獨特的現象課程,獨立于常規課程之外,帶著跨學科的特點。在赫爾辛基的SYK小學,一位名叫拉妮的老師負責三年級的現象課程,每周五上課,名字叫“時間、年齡和我”,會講到藝術,也會運用數學和生物知識,還會涉及閱讀和寫作。
爲了理解這些抽象的概念,學生們借助鍾表、iPad,還有繪畫和手工,用手丈量臉部。老師還安排他們去養老院,和老年人互相臨摹彼此的面容,講幼時的故事,在年齡的皺紋中找到時間的紋理。
周轶君問,這樣的課程會有什麽樣的“成果”。她得到的回答是,這些孩子在多年以後不會記得那些數學知識,卻很難忘記跟這些老人的對話。
教現象課程的拉妮老師不僅取得了現象教學相關的學位,也學過一年半的漢語,並回到學校繼續改進她關于現象教學的研究計劃。芬蘭社會對于教師的充分尊重和福利保障,讓她不必擔心突然的解聘,也不必整天爲孩子的奶粉錢而奔波,但終身學習的理念才是她不斷給自己充電的動力。
教學地點也不一定是在教室裏。芬蘭植被覆蓋率高,森林是當地文化的一部分。在這裏可以上自然課,也可以上數學課。周轶君本來對于森林的印象只有綠葉和泥土,但芬蘭的小學生們按照老師給的色卡,找到了帶有各種顔色和味道的東西。至于究竟是什麽味道,並沒有標准答案,重要的是想象力。
離開了芬蘭首都赫爾辛基,周轶君繼續北上。進入到北極圈以內,就是極夜。偏遠地區的學校所享有的政府資源和大城市一樣,只是課程內容自有其特色。在遠離首都的索丹屈萊,二年級學生通過當地很常見的馴鹿來學習現象課程。他們並不那麽向往首都。
“芬蘭和中國的社會現實的確很不一樣,但不能因爲這種差異就把學習和借鑒的路給堵死。”周轶君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差異與想象
如果說芬蘭的國情跟中國有較大差異,那麽印度可以說是與中國互爲鏡像的社會,同樣是經濟高速發展的階段,同樣是人口大國。周轶君對這個國家的印象,除了寶萊塢電影,還有爲數衆多的IT公司高管。
爲了順利拍攝,周轶君的團隊雇傭了7位印度當地的攝影師,他們來自不同的種姓和民族,背地裏有很多笑話是嘲諷彼此的。也因爲此,分工合作的方式出奇低效,整個旅程仿佛是一次就業再培訓。周轶君拜訪了大都市和偏遠的鄉村,拍攝結束後,團隊裏的女孩感歎,經曆了這次旅程,人生再無難事。
在這個差異本來就巨大的印度社會,教育起著彌合差距的作用。面對階層固化的現實,一些個體努力參與到教育中來,實現自下而上的變革。在清奈地區,工程師庫布塔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倡導“廢物變玩具”,從日常的素材中尋找靈感,給貧困地區的兒童帶去免費的快樂。到了互聯網時代,他也制作一些小視頻,傳播給更多人。
周轶君印象最深刻的是雲中學校項目。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一位名叫蘇卡塔的教授在貧困的家鄉地區設立電腦室。這不是用來打遊戲的,跟網吧的格局有區別,沒有隔板,外面是透明的玻璃。孩子們脫下破得不能再破的鞋子,圍坐在電腦周圍,形成小組,在志願者的帶領下,一起使用。
周轶君的團隊從加爾各答出發,開車三小時,坐船半小時,又在三輪車上顛簸了一個多小時,終于到達蘇卡塔教授的家鄉。開始的時候,當地的孩子只能在電腦上看懂一些動畫片,把鍵盤當玩具,在裏面調皮搗蛋。一段時間之後,他們開始借助互聯網,嘗試著輸入英文字母,探索外部的世界。近年來,蘇卡塔教授將他的電腦室推廣到更多的貧困地區,稱之爲“雲中學校”。
如果說印度的平民教育是我們所忽視的現實,英國教育則處于想象和誤讀的另一個極端。在英國,周轶君發現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之間存在巨大差異。教育的不公平現象比較嚴重,很多英國人對此並不滿意。公立學校的資源相對有限,有的公立學校還專門到上海取經,學習如何在短時間內對大班的數學課進行有效的教學。
“他們對自己的定位跟我們對他們的理解是有誤讀的,我們對英國教育的印象還停留在唐頓莊園的階段,比如穿著和禮儀,還有英倫口音。而他們對自己教育最看重的是品格教育、體育精神和慈善意識。”周轶君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去英國之前,周轶君專門看了一些英國人拍的教育類紀錄片,比如《交換學校:階層分化》,講的是公立學校和私立學校進行交換。一位公立學校的校長表示,自己原本以爲一輩子都不會跟私立學校有任何瓜葛,一直是井水不犯河水的狀態。
而在系列紀錄片的最後一集,周轶君轉了五個國家之後,回到了中國,在西安和天津等地,尋找傳統資源在當下可能的借用方式。國內的一些中小學夏令營給了周轶君很多啓發,有的教學員紮風筝,從幾何講到美術,講到曆史,然後引導學生討論,爲什麽中國很早就有了風筝,但沒有發明出飛機。
當然,周轶君也遇到了很多焦慮的中國家長,一個大學同學跟她說,補課就像是進賭場,進去了就很難出來。另一方面,脫離應試軌道,走素質教育的路子,同樣是一種賭博。通過《他鄉的童年》,很多中國家長見識了國外的教育狀況,看到了令人歆羨的一面,也有我們同樣面臨的困境,以及他們的嘗試。但他山之石,究竟如何攻玉,這更像是這部紀錄片抛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