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深秋，貴陽。
一夜之間，中華路上出現一些燙著大包頭，穿著花襯衣、牛仔褲，騎著助力單車，潇潇灑灑的年輕人。瞬間，讓山城貴陽的畫風，與電影、畫報上的香港、巴黎接軌。
這些穿著打扮與貴陽人截然不同的年輕人，是從印度尼西亞（下簡稱印尼）歸國的華僑學生。
印尼華僑學生來貴陽的背景，是1959年，印尼政府推行了一整套反華排華政策——經濟上，取消了大面額的貨幣，1000盾、500盾的貨幣作廢，禁止流通，銀行不予兌換，而大面額貨幣，大多掌握在華商手中。這樣的巧取豪奪,使華商在經濟上受到巨大的損失。文化上，禁止使用漢字……印尼政府完全不顧數百年來,華僑對開發南洋作出的曆史貢獻。
1960年7月，印尼華僑學生（下簡稱僑生）在中國第一次撤僑行動中，從雅加達平安抵達廣州。之後，按照國務院的安排，來到貴陽學習、工作、生活。
60年過去，當年來到貴陽的596名僑生，從少年到白頭。他們當中，有的離開貴陽，或是回到故鄉，或是去了國外，也有的在貴陽紮根，成了一名貴陽人。
歲月流逝，白駒過隙。
回望僑生在貴陽的這段曆程，豐富了貴陽的城市生活史。
第一百五十四期
貴陽：印尼來的僑聯主席
2019年12月16日，一名七旬老人，在貴州省水利學校宿舍閑庭信步。
老人頭發花白，五官明顯有福建人、印尼人的特點。不過，老人一開口，是純正的貴陽腔，讓人猜不出他的籍貫。
老人名叫林南生，身上有一半福建血統，一半印尼血統，他在貴陽度過了一個甲子的光陰……
講述人：林南生，77歲，曾任貴陽市僑聯主席、貴州省僑聯副主席
2019年12月的林南生
生在雅加達，根在中國
1960年7月23日下午5點，我在雅加達丹絨不碌港口，乘坐一艘名爲“美上美號”的挪威輪船，和900多名同學一起，離開印尼，向著祖國駛去。
“美上美”號輪船
離開第二故鄉印尼，大家心情複雜。不過，大家知道，只有回到中國，在祖國母親的懷抱裏，才會不受欺侮。
1942年2月14日，我在雅加達出生。我的父親，老家在福建永春縣，這是泉州下轄的一個縣城。上世紀30年代，父親在家鄉的一所小學教書，他在老家發表了支持中國共産黨的言論，1939年被國民黨特務追殺，父親無處躲避，選擇下南洋。
父親一路漂洋過海，來到印尼，在雅加達定居，靠做鹹魚幹爲生。印尼天氣炎熱，人們出汗多，父親做的鹹魚幹，一是給人們當幹糧，二是彌補出汗流失的鹽分，是當地必不可缺的食品。父親經營的小作坊，生意紅火，光顧的客人中，很多都是華僑，正是在這種往來中，他認識一名有著一半印尼血統的華裔女子，把她娶回家，就有了我和弟弟妹妹們。
在家裏，父親一直和我們講國語或者閩南話，他常常挂在嘴邊的一句話：“我們是中國人。”我常看見父親，在沒事的時候，坐在家門口，望著北方發呆。我讀懂了父親的神情和心思，因爲北方，是永春，是福建，是中國。
得益于在老家教書時的經曆，父親給我們講了很多中國文化知識、生活習俗，尤其是泉州的廟會、傳統的古樂南音、地方傳統戲劇高甲戲等。在父親聲情並茂的講解中，這些故鄉的文化符號，在父親的鄉愁講述裏，一遍又一遍地在我們兄弟姊妹的記憶中，不斷加深印象。
我讀小學這年，也是新中國成立的時候，父親爲我選擇雅加達華僑學校。這所學校，傾向新中國、擁護共産黨。學校規定，在校內只能講國語，不講印尼話。但是，學校的教育內容並非保守，除了語文、數學之外，也開設印尼語和英文，讓學生適應在當地發展。
從小學到高中，華僑學校的老師，一直對我們講述祖國的發展情況。尤其是1955年10月，錢學森曆盡周折，花了6年時間，才從美國回到祖國的消息傳到華僑學校，我們聽老師說，在美國留學的錢學森，在新中國成立時，就想回國，卻屢次遭到美國當局的阻攔。回國受阻的錢學森，一個月瘦了30斤，還被移民局抄家，把他送到特米那島上拘留14天，直到加州理工學院送去1.5萬美金的保釋金，才被釋放。後來，海關又沒收了錢學森的行李，包括800公斤書籍和筆記本，直到美國檢察官再次審查錢學森的所有材料，才證明他是無辜的。
錢學森報效祖國的故事，在老師的講述中，爲我們樹立了方向。不止是我，還有不少同學表示，高中畢業，要回祖國高考，在祖國讀大學，在祖國工作。如果不是出現印尼政府在1959年，武力迫害華僑的事情，我打算在1961年高三畢業後，再回祖國參加高考。
1984年4月16日，鄧小平接見林南生（左五）等歸國華僑
“美上美號”輪船，駛向祖國
1959年11月，印尼政府出台“總統10號令”，規定外僑不得在縣和縣以下地區從事零售業，這項法令對華僑影響極大。當時印尼外僑大多數是華僑，約250萬人，不少人是在鄉間做小生意。“總統10號令”，逼迫華僑關閉商鋪，離開鄉間，遷往大城市。在雅加達，我就看見當地的軍警憲兵，用刺刀押著華僑，說他們違反了“總統10號令”，把這些華僑攆到一個難民集中營關押。
“總統10號令”，造成50余萬華僑流離失所。中國政府向印尼發出照會表示抗議，並決定迅速派船，接運印尼自願歸國的華僑，這也是新中國第一次大規模海外撤僑。
在雅加達，華僑們自發成立“印尼中華僑團總會”，在華僑學校建立接待點，利用學校的禮堂、教室、操場，接待華僑。我所就讀的高中，也叫“巴中”。這個名字的由來，是荷蘭曾經統治印尼300多年，那時雅加達叫巴達維亞，當地華僑稱其爲巴城，我就讀的華校就叫巴城中學，簡稱“巴中”。在“巴中”，學生們都是志願者，還成立了糾察隊，就是在特殊時期，維護秩序，保持穩定，等待中國政府把華僑接回祖國。
1957年，林南生“巴中”的成績冊
林南生“巴中”的物理實驗本
思念祖國，思念從未到過的家鄉。這股思鄉情緒，在學生中不斷蔓延，不知是誰提議，我們就成立了“回國同學會”，由了解祖國情況的老師或是同學，給大家講解祖國發展的情況，以及怎樣辦理回國護照等注意事項。
林南生雅加達的身份證
新中國在上世紀50年代，還沒有一艘自營遠洋商船，在雅加達的第一次撤僑行動中，只能通過租用香港、東南亞和蘇聯的船只進行。1960年2月29日，新中國第一次租派的接僑商船“美上美號”、“大寶康號”、“福安號”、“海皇號”，分別滿載在印尼遭受迫害的2000多名華僑回國。
林南生的回國同學會會員證
中國政府租用的這些國外商船，有的提出苛刻條件，有的國外船員在工作上不積極配合。爲了方便接僑，也借此時機發展我國遠洋運輸事業，國家決心建立起自己的遠洋船隊，從接僑費中撥出26萬英鎊(當時約合90萬人民幣)，通過捷克公司從希臘輪船公司買進一艘上世紀30年代英國制造的遠洋客貨輪。這艘名爲“斯拉貝”的輪船，曾是風光一時的郵輪，1959年停航報廢。中方從1960年7月開始，在周恩來總理的支持下，對這艘輪船進行修理，使其達到可以運行的條件。這艘修好後遠航的輪船，命名爲“光華輪”，寓意爲“光我中華”。
1961年4月28日，“光華輪”從廣州黃埔港出發，前往印尼接運僑民，這也是第一艘懸挂五星紅旗的遠洋輪船。面對複雜的海上局勢，爲避免國民黨軍艦侵襲，“光華輪”攜帶了輕機槍等自衛武器，還有一批海軍戰士著便衣，作爲船員執行保護任務。南海艦隊也對“光華輪”采取特殊保護，軍艦在“光華輪”途經區域活動待命。
這些，都顯現出中國政府對印尼華僑的關愛。
我和妹妹，還有同學們乘船離開雅加達的時候，大家的父母都來到丹絨不碌港口送別。船上、岸邊，離別的情緒相互感染，大家的淚水忍不住地往下掉。爲了控制傷感的場面，我靈機一動，用中文唱起蘇聯歌曲《共青團員之歌》：“……再見吧，媽媽！別難過,莫悲傷，祝福我們一路平安吧……”歌聲引起共鳴，同學們都唱起來，淚水止住，變成了引吭高歌。一曲唱罷，我又唱起《歌唱祖國》：“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勝利歌聲多麽響亮；歌唱我們親愛的祖國，從今走向繁榮富強……”
這兩首歌，都是在“巴中”讀書時，華僑老師從中文書籍中看到，教會我們唱的歌曲。
看了宣傳片，選擇到貴州
在蒼茫的大海上，“美上美號”輪船航行7天7夜，抵達廣州黃埔港。早有准備的接待人員，把我們帶到廣州石牌，修整了10來天。那段時間，歸國華僑集中，祖國按照自願和分配的原則，把華僑們分別輸送到北京、上海、廣東、福建等地。
1960年7月23日，攝于“美上美”號輪船的華僑
我隨身攜帶的書包裏，有一個筆記本，裏面裝著“巴中”的華僑同學們互相贈送的一寸黑白紀念照片，照片的背後，除了寫著照片主人和受贈人的名字，主題詞全部是“祖國見”。“祖國見”三個字，蘊含著印尼的僑生盼望著在祖國求學和生活、爲祖國建設出力的美好願望。在石牌華僑補習學校學習的10來天時間，我一直在遐想自己的未來會在祖國的哪一寸土地。
“巴中”同學廖世承在1960年7月9日贈給林南生的照片，後面寫著“祖國見”
“巴中”同學黎航在1960年6月3日贈給林南生的照片，後面寫著“祖國見”
隔了一段時間，貴州省外事辦僑務處的5名工作人員，來到石牌的學校。這時，我們知道，由于回國的華僑太多，好多省份安置華僑的名額滿了，國務院把貴州增加爲安置華僑的省份。貴州的工作人員很會做形象宣傳，除了帶貴州的風景圖片，擺在學校展示，還專門帶來一部講述貴州的電影紀錄片。在影片中，我記住了風景秀麗的花溪。其實，早在“巴中”讀書時，地理老師就給我們講解過貴州，說貴州是“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分銀”，有苗族聚居的地方。
工作人員每天運用電影、圖片，充滿感情色彩地宣傳貴州。他們說起貴陽最好的寄宿制中學，是貴陽六中，爲了歡迎我們這批僑生，原本寄宿的貴陽籍學生紛紛回家，專門爲我們騰出寢室。並且，貴州有17所大學，可供我們高考後選擇。面對貴州的盛情邀請，我和同學們聊起，當初想回祖國高考、讀書，就是想在祖國需要的時候，用我們的青春來報效祖國。所以，大家沒有太多的猶豫，569個僑生，異口同聲選擇去艱苦的貴州紮根。
曆經3天3夜，我們坐著專列，在1960年10月來到貴州，在貴陽落腳。初來乍到，我們對貴州的一切都很好奇。
首先是天氣——貴陽已是秋天，一早一晚透露出絲絲涼意，清冷的風掠過皮膚，讓我們感受到惬意，這和雅加達一年只有一個夏季的氣候不同，讓我們對貴州平添一份好感。
其次是好客——我們來到貴陽的時候，國內正經曆了三年自然災害，各種物資都很奇缺。不過，貴州省政府很爲我們著想，在物資短缺的情況下，保證了我們在貴陽六中的食堂有肉吃，這對外界來說，不啻于是一件奢侈的事。
第三是照顧我們的生活習慣——我們在雅加達，清晨醒來的第一件事，就是沖涼，下午放學回家的第一件事也是沖涼。貴州省政府撥出專款，改造貴陽六中的洗澡間，讓我們上百名學生都能夠沖涼洗澡。不過，貴陽的天氣比雅加達的氣溫低了許多，不用每天兩次沖涼，但是，通過改造洗澡間這個細節，讓我們看到貴州省政府，對僑生無微不至的關心。
在貴陽，啥都習慣，唯一不習慣的，是解手。我們在印尼解大手，先要把褲子脫下來，挂在牆上，方便完畢，左手提著蹲位旁邊的水龍頭沖屁股。所以，在東南亞國家，是不能伸出左手與人握手的，否則，別人會認爲用沖屁股的左手伸出來，是非常失禮的事。到了貴陽，我們學會用紙揩屁股。
就在我來到貴陽的三個月後，父親在雅加達經營的鹹魚鋪，也因時局動蕩，華僑紛紛回到祖國，難以爲繼，最後關門謝客。父親帶著母親和兩個弟弟，乘坐祖國租來的俄羅斯輪船，在1960年11月，來到湛江，在當地一個叫“奮勇華僑農場”，定居生活。
1967年1月20日，林南生在貴陽結婚
華僑：貴陽街頭風景線
1960年離開印尼，來到貴陽讀書，再到1974年離開貴陽，青春年華中的寶貴14年，成爲劉明鏡日後在香港，常常憶起的片段。
劉明鏡在貴陽六中完成高中學業，考進貴州工學院讀大學，後來分配到貴陽鋼廠工作。這些人生經曆，讓他的骨子裏充滿了貴陽烙印。
雖說到了香港，劉明鏡仍然關心貴州的經濟發展，上世紀80年代，他還引進新加坡美亞集團，到貴陽投資。
講述人：劉明鏡，81歲，香港貴州聯誼會副會長，1960年至1974年期間在貴陽讀書、工作
1960年7月23日下午5點，我和林南生、郭建生等僑生一起，乘坐“美上美號”輪船，回到祖國，在廣州短暫停留後，又來到貴州。
這一年，我21歲，是這批歸國華僑學生團的團長。
貴州省外事辦僑務處的省情介紹，吸引了我們，我們來到貴州後，教育部門按照我們的學習情況、特長愛好，除了把適齡學生送到貴陽六中讀高中以外，還根據僑生的學曆情況，把學生送到貴陽衛校、貴州大學、貴陽師範學院、貴州工學院等院校讀書。
離開雅加達時，我們知道國內的經濟情況不太好，加上父母怕我們在國內，第一次離開他們照顧不好自己，專門給我們買了寬1.6米、高1米的藤包箱。這種箱子的特點是體內容積大，父母把奶粉、咖啡、奶糖、牛油等國內緊缺的物資，塞滿在藤包箱裏。當我們在學校裏，用滾燙的熱水把奶粉、咖啡沖成濃濃的液態，一口喝下的滿足感，成爲不少貴陽學生啧啧羨慕的對象。
確實，一些在雅加達家境殷實的僑生，離開印尼的時候，把在當地買的“三槍”牌助力單車，用兩塊夾板固定住，包裹捆綁好後，隨船托運，最後一直帶到貴陽。當時，貴陽街頭的大都是“二八”加重單車，和線條優美、外觀輕巧的“三槍”牌助力單車相比，相形見绌，因爲“二八”加重單車的外形笨重、線條粗魯，缺乏時尚感。我們隨身攜帶的東西太多，貴陽六中專門騰出教室，堆放我們帶回國的各種物品。
2017年4月，劉明鏡（右）與郭建生在香港
1960年10月的貴陽，有一道風景線：穿著花襯衣、牛仔褲，臉上架著蛤蟆鏡，大包頭的華僑學生，騎著“三槍”牌助力單車，風一般沖出貴陽六中大門，在北京路朝著黔靈山的方向拐彎時，潇灑地拐出一道優美的弧線。見狀，路上的行人指指點點：“華僑的生活就是不一樣！”隨後的30年裏，貴陽人只要看見穿花襯衣、戴墨鏡的人，就愛說：“華僑來了！”這句戲谑的話在貴陽，成了一句贊揚生活高質量的褒義詞。
華生帶到貴陽的不僅有單車，縫紉機也被他們帶來。這些洋氣的生活物資，在貴陽罕見，也成爲貴陽市民了解海外的一扇窗口。
現在，北京路上貴州省政協的位置，在上世紀60年代，有一個華僑商店，專門向華僑供應市面上沒有的牛奶、白糖等物資。父母寄來的現金，我們把它兌換成僑彙券後，就可以在華僑商店購物。這些便利，都是國家對華僑的照顧。
貴陽日報融媒體記者 田堅 李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