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彥君
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研究員，清華大學曆史系博士研究生，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哈爾濱市領軍人才梯隊帶頭人，發表論文20余篇，出版《關東軍第七三一部隊實錄》等專編著20余部。
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
內容提要：《南方軍防疫給水部留守名簿》的發現、整理和研究，能夠全面厘清、重新評估並最終界定九四二〇部隊的整體規模、人員構成、人員來源和職級軍階等基本史實問題，按圖索骥亦可查核部隊成員執筆的研究報告，有助于系統認知九四二〇部隊的客觀存在、基本狀況和戰時行爲，對揭示二戰時期日本侵駐新加坡、菲律賓和馬來西亞等地的生物戰部隊有著重要價值。九四二〇部隊從部隊組建、防疫業務到整體的生物戰謀略都是以七三一部隊爲核心，並且與陸軍軍醫學校、七三一部隊、一八五五部隊、一六四四部隊和八六〇四部隊在人員進退流轉、業務範圍方面明顯存有“剪不斷、理還亂”的裙帶關系，呈現了日本生物戰體系的本質特征。
關鍵詞：東南亞；生物戰；防疫給水；留守名簿
近期，筆者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築波分館調閱了《南方軍防疫給水部·岡第九四二〇部隊留守名簿》(以下簡稱《留守名簿》)。以此爲基礎，同時參考在日本防衛省和厚生勞動省最新收集的史料檔案，可以厘清九四二〇部隊的創設過程、機構設置、人員構成、人員來源和部隊規模等基本史實問題。關于南方軍防疫給水部主要業務和生物戰准備有關狀況，此前學界在相關論著中雖有述及，但多局限于低階衛生兵和少數雇員的口述史料。對于中外學術界來說，《留守名簿》是全新的第一手檔案史料，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因核心檔案的缺失和不足而無法認知九四二〇部隊全貌的學術困境。這部分新發現、新史料和新證據具有客觀性、真實性和唯一性，對于認定九四二〇部隊的基本狀況、戰時行爲和生物戰體系核心構成等基本史實有著不可替代的學術價值，有助于梳理九四二〇部隊同七三一部隊、一八五五部隊、一六四四部隊、八六〇四部隊之間的內在關聯和戰時關系，進而厘清日本生物戰體系的構成特點，對全面揭示日本生物戰罪行、危害和影響及其戰爭責任極具現實意義。
一、《留守名簿》的主要內容
二戰期間，日本向東南亞派駐大量“外征部隊”。日本陸軍省爲加強對“外征部隊”的集約式管理，便于與本土家屬之間的聯系，以及確定撫恤金和慰問金的發放標准，希圖借此鞏固和提高部隊的“戰鬥力”，于1944年11月30日制定了“陸亞普第1435號”《留守業務規程》，明確規定了“留守業務”各項規則。《留守名簿》即是在此基礎上編制的人事檔案，最初于1945年1月1日編成，後于1月10日、9月1日以及戰後多次補編和修改。
筆者看到的《留守名簿》共有三個版本：版本一爲豐橋陸軍醫院于1945年1月1日編成，正文共有127頁，封面有“正”藍色墨章、“秘”和“軍事機密”紅色墨章、手寫的“6061”字樣；版本二爲南方軍防疫給水部于1945年1月10日編制，正文共有154頁，封面有“正”“秘”“6061”字樣；版本三爲南方軍防疫給水部于1945年9月1日編成，正文共有103頁，封面有手寫紅色“ト二七三一”字樣，附有一便簽“永久保存，本冊爲盟軍所有，嚴禁破壞燒毀”(圖一)。關于九四二〇部隊人員的個人信息，三個版本所載詳略不一，主要呈現出如下特征：一、有時三個版本皆有記載，有時兩個版本有記載但又不盡相同，有時僅一個版本有記載；二、不同版本記載的內容，在詳略程度、職級職務上也有所不同，如部隊長羽山良雄，三個版本均有記載，版本一第87頁和版本二第105頁皆記載其軍銜爲“現醫大佐”，而版本三第72頁則記爲“現醫少將”，蓋因羽山良雄于1945年6月10日晉升爲少將，版本一和版本二均是其晉升之前編制而成；三、不同版本記載存在誤記、漏記、相違的狀況，當然這只是極少數個案，如松浦春雄的出生日期，版本三第84頁記爲“昭和35年3月20日”，版本二第121頁則爲“明治35年3月20日”，據軍銜和年齡常識，明顯可以斷定版本三記載有誤。因1945年9月1日編成的《留守名簿》更接近于最終職務職級等個人信息，本文所述即以此版本爲主，並參照其他兩個版本予以補充和校正，在軍銜和職級上皆取最高一級任職信息。
圖一 《留守名簿》封面頁和內頁 ( 南方軍防疫給水部 1945 年 9 月 1 日編成)
上述三個不同版本《留守名簿》共計384頁，全部爲手寫字體，以日語假名音序排列，記載了468人的個人信息，所有內容均無人爲遮擋。《留守名簿》所載信息有：九四二〇部隊成員姓名、出生日期、原籍、編入部隊時間、職級及晉級時間、此前所屬部隊和編入時間、留守擔當者即部隊成員在日直系親屬信息等。《留守名簿》中的“留守”指的是“定居在日本本土，並且爲‘外征部隊’直系家屬的代表”。既然有“留守”人員詳細名冊，那麽必然有“爲誰留守”的人員名冊，也就是“外征部隊”全員名冊。《留守名簿》曾保存于日本陸軍省和第一複員省，後長期保存于日本厚生勞動省社會援護局，作爲戰後軍人和軍屬發放撫恤金和養老金的參考檔案，2015年之後由日本厚生勞動省移交至國立公文書館。
二、南方軍防疫給水部的編成
1942年4月22日，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畑俊六向陸軍大臣東條英機呈報了“總參一第五五二號”《南方軍防疫給水部編成地及編成完結日之報告》，注明部隊固有名爲“南方軍防疫給水部”，兵團文字符爲“榮”，一連番號爲“九四二〇”，負責南方軍防疫給水部編成業務的責任人爲“中支那防疫給水部”部長。七三一部隊總務部長大田澄軍醫大佐于1941年7月2日至1943年4月8日任“中支那”防疫給水部部長，也就是說，由大田澄具體負責南方軍防疫給水部編成相關業務。1942年5月12日，畑俊六又向東條英機呈報《南方軍防疫給水部編成完結及文書提交之報告》，報告中詳列了南方軍防疫給水部的編成完結日、將校職員表、人員一覽表和通稱號一覽表等。據此可知，南方軍防疫給水部于1942年5月5日在南京編成，留守業務擔當部隊爲豐橋陸軍醫院，代號爲“榮第九四二〇部隊”；從南京轉移到新加坡之後使用兵團文字符“岡”，即“岡第九四二〇部隊”。“榮”和“岡”指的是部隊“兵團文字符”，所謂“兵團文字符”是指日本陸軍“兵團”的漢字代號，“榮”爲“支那派遣軍”的“兵團文字符”，“岡”是“第七方面軍”的兵團文字符，“岡第九四二〇部隊”隸屬于第七方面軍。習慣上，將南方軍防疫給水部稱之爲“九四二〇部隊”。
據《南方軍防疫給水部略曆》記載，1942年4月1日，南方軍防疫給水部編成命令下達，5月5日于南京編成完結，6月1日自上海派遣赴菲律賓馬尼拉，6月20日抵達新加坡，此後在新加坡從事防疫給水業務。1943年4月15日，從新加坡出發，4月20日到達泰國北碧府；10月15日從北碧府出發，10月下旬返回新加坡繼續進行防疫給水業務。1945年8月15日“停戰”，9月2日“終戰”；11月移駐倫邦島。1946年5月1日從倫邦島出發返回日本，5月19日自名古屋登陸，5月20日複員結束。
另據《南方軍防疫給水部編成完結及書類申請之報告》中的《人員一覽表》所載，南方軍防疫給水部將校定員29人，准士官、下士官定員49人，兵定員130人，總定員208人。然而，在部隊成立之初的1942年5月5日，南方軍防疫給水部實有將校22人、准士官下士官9人、兵115人，缺額達62人。另外，從此表中亦可看到：南方軍防疫給水部經理部定員5人、衛生部定員126人、技師定員7人、技手(判任文官)定員30人、雇員(傭人)定員40人；而1942年5月5日當時有經理部5人，滿額；衛生部124人，缺額兩名；技師0人，缺額7人；技手0人，缺額30人，雇員15人，缺額25人。《留守名簿》所記468人，其中將校9人，軍醫將校36人，下士官和兵193人，文官71人，另有雇員、囑托等；從1942年到1945年，南方軍防疫給水部在人員定額上增加了一倍有余，戰時共死亡34人，434人生還。
另外還有《南方軍防疫給水部馬尼拉支部留守名簿》，由留守業務局于1947年3月10日編成，共計13頁，封面頁有手寫“臨正”“十七”“九四二〇”字樣；檔案書脊處寫有“南方軍防疫給水部·尚武九四二〇·1071站”；內文主要包括業務處理責任者一覽表：帆刈喜四男軍醫少佐擔當“隊部”業務處理負責人，三浦平太郎雇員擔當“殘務整理部”和“留守業務部”業務處理負責人；還載有田代要人、小崛秀次郎等共7人的個人信息。據此可知，九四二〇部隊在菲律賓的馬尼拉設置了支部。
三、南方軍防疫給水部的人員構成
《留守名簿》中所記將官1人；佐官13人，其中大佐1人，中佐4人，少佐8人；尉官56人，其中大尉21人、中尉21人、少尉11人、准尉3人；另外有技師8人，技手69人。實質而言，將官、佐官和技師構成了九四二〇部隊的核心管理層，連同尉官和技手成爲准備生物戰和防疫給水業務的中堅力量。《留守名簿》所載九四二〇部隊主要成員信息如表一。
據上表所見，九四二〇部隊的核心管理層“將佐”和“技師”來源較爲廣泛，有的來自駐地爲東南亞的第七方面軍、南方軍，有的來自日本本土作戰部隊，有的來自野戰師團等。如部隊長羽山良雄軍醫少將來自船舶兵團，松浦春雄藥劑大佐來自七三一部隊，竹川信也軍醫少佐來自第28師團司令部等。但從《留守名簿》所記全員狀況看，南方軍防疫給水部主要以關東軍防疫給水部(七三一部隊)、“北支那防疫給水部”(一八五五部隊)、“中支那防疫給水部”(一六四四部隊)、“南支那防疫給水部”(八六〇四部隊)、陸軍軍醫學校、陸軍醫院和野戰醫院整編組建而成。
九四二〇部隊所有成員中，據《留守名簿》載，來自一六四四部隊的132人，來自八六〇四部隊的66人，來自陸軍軍醫學校的16人，來自七三一部隊的7人，來自一八五五部隊的5人。
來自一六四四部隊的132人中，有江本修治、谷信正等軍醫大尉、衛生大尉8人；有吉田博、大龍彥次郎、清水用平等衛生准尉3人；有妹尾敬三、鶴田春重等衛生曹長、療工曹長和會計曹長15人；有上原良秋、木村武雄等衛生軍曹19人，以及衛生伍長29人、衛生兵長13人、衛生上等兵29人、辎重上等兵1人、衛生兵13人、雇員2人。來自八六〇四部隊的66人中，有島田楠造少佐1人，軍醫中尉3人，衛生准尉1人，衛生軍曹7人，衛生伍長10人，衛生兵長5人，衛生上等兵24人，衛生一等兵1人，衛生兵14人。來自陸軍軍醫學校的16人中，有宮永久治郎衛生大尉1人、井上美明軍醫中尉1人、技手10人和雇員4人。來自一八五五部隊的5人，有大尉1人、曹長1人、軍曹1人、上等兵2人。來自七三一部隊的7人中，有松浦春雄藥劑大佐、小林榮三囑托、齋藤喜一技手3人；另有佐藤一技手，雇員國廣達雄、萩原中、春田俊男等4人，這4人在《留守名簿》“留守住所”欄中均爲“七三一部隊宿舍”，如春田俊男的“留守住所”爲“滿洲國第七三一部隊家族宿舍第五棟テ三五號”。小林榮三的個人信息在《留守名簿》的第37頁“出生于明治34年6月12日，編入時間爲昭和18年4月2日，囑托，此前所屬爲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結合三個版本確認松浦春雄的個人信息“出生于明治35年3月20日，編入時間爲昭和19年3月3日，藥劑大佐，此前所屬關東軍防疫給水部，昭和20年2月19日戰病死”。
尤爲值得一提的是，九四二〇部隊第一任部隊長北川正隆，陸軍軍醫大佐，曾任七三一部隊總務部長、第一部部長，從九四二〇部隊成立之初一直到1943年6月2日任部隊長。羽山良雄爲第二任部隊長，自1943年6月3日起任職部隊長直至“終戰”，故九四二〇部隊也被稱爲“北川部隊”“羽山部隊”。據《留守名簿》第72頁記載：“羽山良雄，生于明治33年6月23日，于昭和18年6月3日編入南方軍防疫給水部，軍醫少將，此前所屬船舶兵團醫長。”另據其他參考資料可知，羽山良雄于1926年畢業于大阪帝國大學醫學部，1933年時曾爲陸軍軍醫學校防疫部部員、陸軍一等軍醫，隨後任陸軍衛生部衛生課長(廣島)，第6野戰防疫部部長(上海)，陸軍軍醫學校教官，船舶兵團軍醫部長，陸軍軍醫少將，戰後開設羽山醫院，任院長。
日本生物戰體系直接相關的陸軍軍醫學校、七三一部隊、一八五五部隊、一六四四部隊、八六〇四部隊共有226人成爲九四二〇部隊成員，約占九四二〇部隊人員總數的半數，從“部隊組建”時人員來源即可看出，九四二〇部隊的“生物戰謀略”性質。九四二〇部隊組建之初即由“中支那防疫給水部”部長負責，來自一六四四部隊的成員約占九四二〇部隊總人數的35%，一六四四部隊成爲九四二〇部隊的“母體”，其他防疫給水部隊爲其輔助，九四二〇部隊的成立使得日本生物戰活動範圍自中國大陸擴展延伸到東南亞一帶。
四、南方軍防疫給水部的“防疫研究”
由于此前所見檔案文獻極少，使得南方軍防疫給水部的存在、基本狀況和行爲長期以來撲朔迷離。事實上，日軍于1942年2月15日即侵占了新加坡，並于2月17日將新加坡改稱“昭南”。隨後，七三一部隊、一六四四部隊和陸軍軍醫學校便派員前往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地調查當地疫病流行、生態環境以及衛生醫療機關設置情況。距日本侵駐新加坡後不到3個月的時間，南方軍防疫給水部便告成立，並以新加坡爲“防疫給水”和“生物戰研究”基地，輻射東南亞日軍所占之區域範圍。這意味著，南方軍防疫給水部的設立緊緊追隨了日本侵略東南亞的軍事步伐，其所承擔的“防疫”“給水”和生物戰准備也是日軍侵略東南亞的重要軍事手段，從中亦能看出日本侵略東南亞是有准備、有計劃的國家行爲。
1942—1944年，七三一部隊、陸軍軍醫學校和南方軍防疫給水部在《陸軍軍醫學校防疫研究報告(第2部)》公開發表了22篇有關東南亞疫病流行的文章。這些研究報告從1942年6月6日高橋正彥在第336號發表《爪哇地區鼠疫的防疫學觀察》開始，一直到1944年4月7日，陸軍軍醫學校防疫研究室在第881號發表《印度、錫蘭及緬甸的鼠族種類分部》爲止，研究範圍涵蓋東南亞區域戰場給水、鼠疫、瘧疾、結核、傷寒、霍亂和恙蟲病毒等。
在《陸軍軍醫學校防疫研究報告(第2部)》所載22篇研究報告中，陸軍軍醫學校防疫研究室署名的有《印度、錫蘭及緬甸的鼠族種類及分布》《基于真空冷凍幹燥法的立克次氏體病毒(恙蟲病毒)活體保存方法研究》和《關于恙蟲病立克次氏體的老鼠感染試驗以及髒器切片標本中的立克次氏體檢出及其病理組織學所見》。陸軍軍醫學校防疫研究室主任內藤良一的《使用濾紙幹血滴的微毒沉澱反應(用于熱帶地區及野戰)》。陸軍軍醫學校軍陣防疫學教室軍醫中佐井上隆朝的《關于防瘧的二、三拙見(1942年11月16日比島派遣軍研究會講演要旨)》，軍醫少佐池邊吉太郎《關于滿洲、華北、華中、華南及南方流行霍亂菌的分類》，軍醫中尉吉植莊平《馬來聯邦國的霍亂預防及治療(翻譯稿)》。南方軍防疫給水部的研究報告有：軍醫少尉高安宗顯的《利用地産非谷類植物開展的實驗動物飼育研究》，軍醫中尉村井豐一《緬甸西北地區瘧蚊分布及瘧疾浸淫狀況》，軍醫少佐河內太郎《登革熱病毒的實驗研究(第一篇)：前眼房內接種試驗》和《登革熱相關動物實驗》，軍醫少佐竹川信也《關于利用超聲波進行的恙蟲病立克次氏體活體細胞外誘出法及所附之二三項實驗(第一回報告)》，軍醫少佐帆刈喜四男《基于真空冷凍幹燥法的立克次氏體病毒(恙蟲病毒)活體保存方法研究(第二編)：凍結溫度及幹燥時間與病毒量的關系》和《基于真空冷凍幹燥法的立克次氏體病毒(恙蟲病毒)活體保存方法研究(第三編)：各種幹燥立克次氏體病毒的存活期限》；其中，河內太郎研究報告發表時署名陸軍軍醫學校軍陣防疫學教室，竹川信也、帆刈喜四男的研究報告發表時署名陸軍軍醫學校防疫研究室，這或可說明，南方軍防疫給水部與陸軍軍醫學校的特殊關系。另外，還有第24野戰防疫給水部的《關于馬來亞戰線的敵軍給水》，第2防疫給水部的《原馬來聯邦醫學研究所的蚊類檢查技術》等。
據目前調查所見，南方軍防疫給水部主辦的《南方軍防疫給水部業報(丙)》中收錄39篇論文，詳見下表。這些論文有的裝訂成集、有的單篇散落存放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
據上表所見，內藤良一、早川清、帆刈喜四男、竹川信也、河野寮園等人是南方軍防疫給水部開展“防疫”和“給水”以及生物研究的核心力量，報告和論文涉及的研究地域遍及東南亞的印度、新加坡、馬來亞、越南、緬甸、菲律賓等地，甚至遠至澳洲，研究的範圍涵蓋衛生氣象、恙蟲病毒、瘧疾的傳染和預防，蚊類的分布及生存環境等，尤其是對恙蟲病毒的研究達16篇之多，對疾病傳播媒介物“蚊”的研究也有6篇報告。另外，還有以“軍事醫學”爲目標的井村東三司、小澤定雄的研究報告《對熱帶地區駐留陸軍部隊士兵飲食的探討(以該部隊供餐爲實驗對象)》等。尤爲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刊發在《南方軍防疫給水部業報(丙)》中的研究報告，執筆者既有南方軍防疫給水部的成員，亦有陸軍軍醫學校防疫研究室和軍陣防疫學教室、七三一部隊和八六〇四部隊的成員。
此外，羽山良雄曾在《陸軍軍醫學校防疫研究報告(第2部)》上公開發表《關于傷寒等四種混合預防接種液的保質期》《戰時防疫》《戰時及平時的實際檢疫》《野戰病原檢索用培養基的制造方法》和《熱帶地區的傳染病》等8篇研究報告；在《軍醫團雜志》上發表了《送入血液循環過程中細菌之命運》和《幹燥免疫血清制造及保存相關研究》，以及戰後在《大東亞戰爭陸軍衛生史(7)》撰寫了《關于檢疫》一文。
據《留守名簿》版本二第105頁載：“早川清，生于明治38年6月4日，昭和18年3月25日編入南方軍防疫給水部，軍醫中佐，此前所屬爲東京第二陸軍醫院。”早川清既是九四二〇部隊核心成員，又是七三一部隊要員，除了牽頭合作完成了上表編號27—30的研究報告之外，曾編制《“支那事變”新設陸軍防疫機關》表格。早川清列出了1937年至1940年所有的“陸軍防疫機關”，在“固定防疫機關”一欄列出了“陸軍軍醫學校防疫研究室、南支那防疫給水部、中支那防疫給水部、北支那防疫給水部、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等共5支固定防疫給水部；在“移動防疫機關一欄”列出了“第1防疫給水部、第2防疫給水部，連續編號一直到第18防疫給水部，以及諾門罕事件加茂部隊防疫部、北條部隊中支那臨時防疫、太田部隊北支那臨時防疫、關東軍第一野戰醫院給水部”等共22個移動防疫給水部。同時列出了各防疫給水部的“名稱、部隊名、編成地、現駐地、編成時間、人員數量”等詳細信息，這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日本生物戰體系的構成狀況。早川清的統計是爲了配合石井四郎于1940年3月30日，在陸軍軍醫學校主辦的陸軍軍陣醫藥學會上的演講稿——《關于“支那事變”期間新設陸軍防疫機關的運用效果：應對將來戰爭方針以及預防接種效果》，報告的編輯人、協助者全部爲日本生物戰策劃和研究領域主要成員，有石井四郎、佐藤俊二、大田澄、內藤良一和早川清等26人。
五、總結
當前，國內外關于南方軍防疫給水部的研究成果不僅數量少，且囿于資料缺乏致使現有研究成果質量不高，而《留守名簿》的公開促使從根本上扭轉這一研究窘境成爲可能。《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留守名簿》1945年1月1日編成，戰後曾提交給盟軍總司令部。1958年之後，美國向日本返還了大量二戰資料，其中就包括《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留守名簿》。由是推之，《南方軍防疫給水部留守名簿》封面便簽所載“永久保存，本冊爲盟軍所有，嚴禁破壞燒毀”，以及通過對《南方軍防疫給水部業報》封面記載美軍繳獲的文字記錄來判斷，也應爲美軍返還日本檔案資料的組成部分。
長期以來，《留守名簿》保存在日本厚生勞動省，作爲戰後撫恤和養老金發放的參考資料，最初局限于戰後部隊成員及其家屬的待遇問題。隨著2015年《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留守名簿》的發現和逐步公開，學界開始關注與之相關的其他生物戰部隊的“留守名簿”史料。在二戰結束75周年的時代背景下，對《留守名簿》的關注，從政府善後工作層面逐漸向史證和學術層面轉移，其關注的重點，也從戰後撫恤轉向全面認知九四二〇部隊的存在和構成等基本史實問題。日本官方對《留守名簿》的保密政策制約了學術界對九四二〇部隊全貌的認知和研究的深入，致使九四二〇部隊的基本史實長期存疑，甚至被誤讀、誤解，以訛傳訛。學術界以往更多關注與七三一部隊相關的資料，對中國境內的一八五五部隊、一六四四部隊、八六〇四部隊亦有涉獵，而對位于中國境外的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九四二〇部隊雖偶有提及，但從未進行過深入的調查研究。由于學術界所見九四二〇部隊資料甚少且研究亦不足道，故將九四二〇部隊的研究視爲“空白”並不爲過。另外，九四二〇部隊無論是在戰時，還是在戰後，都具備生物戰研究機構的隱蔽性和特殊性，隨著《留守名簿》的發現、整理和研究，不可避免地促使我們重新審視九四二〇部隊的形態和行爲。
《留守名簿》的發現、整理和研究，對全方位地解讀和分析九四二〇部隊的人員數量、身份構成和職級軍階等詳細情況具有重要史料價值，特別是大量部隊成員信息第一次爲外界所知，呈現出九四二〇部隊戰時編成狀況，這對全面厘清、重新評估和最終界定九四二〇部隊的整體規模、身份構成、人員來源等問題有著不容忽視的作用。通過《留守名簿》，按圖索骥查核九四二〇部隊成員執筆的研究報告和學術論文，這對認知和界定九四二〇部隊在1942—1945年之間的“防疫研究”和“生物戰謀略”有著極爲重要的意義。
1942年之後，日本加快了侵占東南亞的步伐，九四二〇部隊如影相隨，這又使九四二〇部隊同其他防疫給水部、陸軍醫院、野戰醫院之間頻繁出現人員“進退流轉”。如七三一部隊總務部長大田澄，以一六四四部隊長的身份具體負責組建九四二〇部隊；七三一部隊總務部長北川正隆成爲九四二〇部隊組建之後的第一任部隊長；陸軍軍醫學校防疫研究室主任內藤良一，既是七三一部隊的核心成員，又是九四二〇部隊的核心成員，等等。不容忽視的是，九四二〇部隊同一八五五部隊、一六四四部隊、八六〇四部隊一樣，從最初的部隊組建、防疫業務到整體的生物戰謀略都是以七三一部隊爲核心，並且在不同程度上受七三一部隊制約和指導。這意味著，陸軍軍醫學校、七三一部隊、一八五五部隊、一六四四部隊、八六〇四部隊和九四二〇部隊之間在人員進退流轉、業務範圍方面明顯存有“剪不斷、理還亂”的裙帶關系，這是二戰期間日本生物戰體系的本質特征之一。
附記：本文參考之部分日文資料得到新加坡林少彬先生支持，譚天、魯丹、朱丹亦有協助，謹致謝忱。
【注】文章原載于《北方文物》2021年第2期。
責編：李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