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題目：《地域認同與社群邊界——20世紀上半葉英屬馬來亞槟榔嶼福建省社群意識的形成》
宋燕鵬
曆史學博士，編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曆史與考古出版中心副主任(主持工作)，主要研究方向爲馬來西亞華人史、中國與東南亞關系史。
本文已獲作者授權，首次在網絡平台發布。
摘要：19世紀後期，繁盛一時的五大姓勢力在槟榔嶼開始走下坡路，原先被排擠的泉州社群開始崛起，興化人和福州人也逐漸嶄露頭角，最終在20世紀初，在槟榔嶼形成了與19世紀大相徑庭的福建籍社群的面貌。相對于廣東籍社群在19世紀的團結，原本與廣東籍社群結合起來的汀州（龍岩）社群，被納入福建籍社群，以槟榔嶼福建會館的成立爲標志，馬來亞槟榔嶼福建籍社群最終形成。
關鍵詞：20世紀 上半葉 馬來亞 槟榔嶼 福建籍 認同 社群邊界
衆所周知，馬來西亞閩南話被稱爲福建話，相應的閩南人被稱爲福建人，這不僅是華人內部的稱呼，英國殖民政府在1891年人口統計的時候，也將操閩南話者記錄爲福建人（Hokkien）。産生這種現象，主要源于19世紀槟榔嶼人數居于絕對優勢的福建省的方言群是操閩南話者。與新加坡福建會館1860年、馬六甲福建會館1800年、吉隆坡1885年成立相比，槟榔嶼福建會館遲至1959年方成立。這是整合福建省籍貫社群的組織，不僅有閩南人，也有興化人、福州人、汀州和诏安縣客家人，與19世紀槟榔嶼福建人的觀念大相徑庭。筆者正是從這個差異爲線索，找尋槟榔嶼福建社群在1800年以後的活動，以及福建社群形塑的路徑。這不僅可以加深理解馬來西亞福建人社群形塑的差異，也可以推動馬來西亞區域華人社群的相關研究。本課題尚未見有學者加以關注，特撰文如下，以就教于方家。
一 19世紀槟榔嶼五大姓爲代表的閩南宗族勢力的興衰
1786年槟榔嶼開埠，華人大量湧入，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但是作爲來自閩南地區的方言社群，內部依照地域和次方言的差別，又形成了小團體。對于槟榔嶼華人的內部結構，英殖民地官員胡翰（J.D.Vaughan）在19世紀中期的時候已經有所觀察，他把華人區分爲“澳門人”（Macao men）和“漳州人”（Chinchew）兩大類。“澳門人”就是廣東人，因爲香港1841年歸英殖民統治，在19世紀上半葉尚未崛起，之前廣東下南洋者皆從澳門出海。他將“澳門人”分爲客人（Kehs or Keh-langs）和廣府人（Ahyas），包括新甯（Sin Neng）、香山（Hiong Shan）、增城（Chen Sang）、嘉應州（Ku Yin Chew）、從化（Chong-far）、永大館（Win Tai Kwan）七個公司，以及一些更小的地緣公司。漳州人主要來自漳州府和鄰近地區，分爲“福建土著”（natives of Fukkien）以及福建省西北部的移民，主要以“姓”（Seh）爲組成單位。較大的“姓”有“隴西堂”姓李公司、“龍山堂”姓邱公司，“九龍堂”姓陳公司、“寶樹堂”姓謝公司。
從胡翰的敘述中，我們大體上可以發現，廣東人基本上都是地緣組織，而福建人則基本上都是姓氏組織。南來的福建漳州社群，在槟榔嶼19世紀的曆史發展過程中，占有極其重要的一環，他們大抵聚族而居。陳育崧先生對此有論：“我們也發覺槟城華人社會結構的一些特征，例如幫的發展帶有極其濃厚的宗親觀念，所謂五姓邱、楊、謝、林、陳等宗親組織，其中四姓是單姓村移民……只有陳姓是從各地來的。……這種以宗親組織爲基礎的幫的結構，槟城以外找不到。”
19世紀福建人移民以姓氏團體來組織社群，源于在福建移民中，漳泉的占絕大多數，而其中又以漳州人爲主流，尤其是來自清代屬于漳州海澄三都一帶的鄉民。那些屬于九龍江下遊濱海而居的福建人，早在明末西方殖民者到東方爭奪香料貿易開始，就隨著東南亞商港一個個啓運，大規模地跟進貨殖或遷寓他鄉。在槟城19世紀初就有屬于漳泉的謝、陳、曾、邱、林、辜、甘等姓較早在社會建立了個人或群體的地位。
隨著槟榔嶼商業貿易的發展和個人財富的增加，到19世紀二三十年代，五個以同鄉姓氏爲認同根源的群體逐漸嶄露頭角。到了19世紀中葉，它們不只在社會組織上建立內在聯系，也在土地上占據一方，結集成爲強宗望族，這人多勢衆的群體就是槟城的“五大姓”。從港仔口到社尾街之間，五大姓族人聚資購下大塊街廓地段，建構起宗族聚居的圍坊。依次排列是楊公司(材路頭3號)、林公司(中街234號)、謝公司(本頭公巷8號)、龍山堂邱公司(緞羅申街20號)、陳公司(打鐵街28號)、文山堂邱公司(打鐵街301號)。
不過在早期華人人數較少的時候，閩南人所面對的是廣東省籍的廣府、潮州、瓊州、客家（惠州、嘉應州），上述諸方言群聯合被閩南人排斥的汀州和漳州诏安縣客家，組成了“廣東暨汀州公冢”，上述籍貫者方可葬入。相對的是，閩南人組成了“福建公冢”，其中的內部派系，從福建公冢曆年的職員就可以看出。張少寬先生曾統計1841-1892年福建公冢職員，並將職員派系列表。該表總共57人，籍貫明確的54人，明確爲漳州的38人，泉州的16人，明顯看到漳州系在19世紀槟榔嶼福建公冢居于主導地位。而漳州系裏，邱、謝、楊、林、陳五大姓就有31人，占了福建公冢職員一半以上。五大姓中，邱、謝、楊分別來自原鄉海澄三都新江社、石塘社、霞陽社，林姓來自鳌冠社和三都其他村社的林姓，陳姓則以泉州同安陳姓爲主。所以我們說，五大姓爲代表的漳州和同安宗族組織在19世紀後期馬來亞槟榔嶼福建社群中是居于優勢地位的。五大姓組成“福建公司”，就足以說明這種觀念上的排他性。19世紀福建公冢只有閩南方言群的存在，這種方言群獨占一省命名的公冢，恰好說明此時閩南方言群在槟榔嶼的勢力無可匹敵。
在19世紀前半葉，邱氏等大姓壟斷槟城的鴉片饷碼（Farm System）和錫礦貿易，各個姓氏宗族組織成爲族人尋求庇護的主要場所。伴隨著19世紀50年代私會黨建德會的興旺，以及五大姓經營饷碼，槟榔嶼福建人的勢力達到了頂峰。1881年槟榔嶼華人最高領導機構——平章會館創建時的十四位領導人，廣東、福建兩幫各7人。福建幫的是邱天德、邱心美、楊章抑、謝允協、陳合水、葉合吉和林花鐕等7人。除了葉合吉外，其余皆爲五大姓成員。可見當時五大姓爲代表的漳州人勢力之盛。
但是這種興盛並未持續多久，在1867年槟城大暴動之後，英殖民政府加大了對海峽殖民地的統治力度，將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由原屬印度總督直轄改爲皇家直轄殖民地（Royal Colony），由英國殖民地部直接管理。1869年《危險社團法令》（Dangerous Societies Ordinance）生效後，宣布海山公司爲非法組織。但是對私會黨打擊效果有限。1877年，英政府任命白麒麟（Walter Alexander Pickering）爲華民護衛司，是爲英人直接幹預華人事務之開始。華民護衛司亦爲社團注冊官。1889年《社團注冊法令》（The Societies Ordinance of 1889）通過，1890年海峽殖民地政府援引新的社團法令，封閉所有華人私會黨組織，並將一部分私會黨徒驅逐出境，所有的社團必須重新登記才能公開活動。1895-1911年殖民地當局又頒布一系列與勞工有關的法令，消滅了五大姓的鴉片饷碼所賴以有效運作及獲利的私會黨和實物工資。黃裕端博士曾論證五大姓經濟實力的衰落，正好在19世紀末。1904-1907年經濟衰退進一步削弱了五大姓的生存能力。結果鴉片饷碼生意被壓垮，五大姓及其盟友拖欠政府龐大的租金，最終宣告破産。
五大姓爲代表的漳州宗族勢力衰落的時間，恰好是其他福建縣份華僑南下的主要時間點。而福建其他縣份華僑大量南下，就改變了槟榔嶼福建社群的基本面貌。
二 被排擠的泉州社群後來居上
泉州府和漳州府，自宋代以降，就有先進與落後的區別。尤其是宋代泉州進士的數目要遠遠高于漳州。無論是經濟，還是文化上，甚至是閩南方言的漳州話和泉州話，漳州和泉州都有差異。這些差異都成爲南來華僑鄉土認同的基本出發點。
南來槟榔嶼的漳州海澄縣三都的各個宗族大姓，他們由于和泉州的同安縣緊鄰，且多有婚姻往來，所以同安縣籍人在槟榔嶼很容易被漳州社群所接納。而在五大姓爲代表的漳州社群之外，在槟榔嶼的泉州南安、安溪、永春等籍貫社群，由于在19世紀上半葉南來人數較少，經濟實力有限，無法在廣福宮捐贈中居于主導地位。且在福建人爲主的諸神廟，如清水岩（蛇廟）或者大伯公廟很難有一席之地。因此，南安、安溪、永春諸社群建立了鳳山社的祭祀組織，供奉廣澤尊王，以團結泉州籍社群。1864年槟榔嶼鳳山寺《廣澤尊王碑》：“福建鳳山社藉我泉屬董事：永郡 孟承金，南邑 梁光廷，安邑 葉合吉，爰我同人等公議建立廟宇于山川勝地，崇奉敕封廣澤尊王，威鎮槟嶼。國泰民安，名揚海內；則四方之民，罔不鹹賴神光赫顯垂祐永昌。”“永郡”即永春州。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福建總督郝玉麟請准，升永春縣爲永春州，轄德化、大田二縣，直隸福建布政使司。民國二年（1913年），廢府、州，仍爲永春縣。永春州原本就是從泉州中劃分出來的，因此很自然的和泉州府籍社群聯合在一起。被漳州宗族組織排斥的泉州社群，在廣澤尊王的號召下，建立鳳山社作爲自己的組織。廣澤尊王是源于南安縣的地方神明，可以想見在鳳山社的成員中，南安人應該居于主導地位。與此同時，同安人也不落人後，胡淵衡、李丕竣及洪添慶等，在重建福壽宮（供奉大伯公）、彎島頭水美宮（供奉三王爺）居領導地位，似乎與漳系的神權組織，平分秋色泾渭分明。
在19世紀上半葉的槟榔嶼，華人秘密社會憑借其不外泄的禮儀和三十六誓，以地緣和方言群爲組織紐帶，構建爲華社的內層，展現強勁的凝聚力，抗暴禦侮，團結自強。除了廣府人爲主的義興公司（1799）外，還有和勝公司（1810，天地會一房，惠州人），存心公司（1820，原邱昭修爲40年代領袖。後漳州人另組建德會，僅剩泉州人，安溪人葉合吉爲19世紀中後期的公司家長），客家爲主的海山公司（1823），和漳州人爲主的建德堂（1844）。最終的格局是漳州海澄人爲主的建德堂和廣府人爲主的義興公司、和勝公司勢不兩立，也排擠同爲閩南人的存心公司。
同安人雖然在19世紀並未被五大姓排擠，但是除了陳氏之外，卻也未能在核心。不過在19世紀後期，同安人在槟城閩南社群中，最著名的聞人是李丕耀。他在南來第四代華人，其父李心钘祖籍同安金墩，種植家。從1848年開始，在威省擁有大片園丘，廣植甘蔗，並生産砂糖，爲當日著名的制糖業聞人。其子李丕耀是當時槟城華人社會的著名領袖，也是開辟福建第二公冢的功臣。同安人的地緣社團，直至20世紀初才出現。1920年初，先賢呂毓甫等假杜福星氏別墅陶然樓開座談會，議決從速創立會館，後數日正式開發起人大會，是日議決定名“南洋同安會館”，旋因經濟困難，停止活動。1923年呂毓甫重新提起複興之議，四處募捐，因陋就簡，購置打鐵街巷門牌22號一樓一底，10月10日舉行成立典禮。因1913年廈門從同安縣劃出設立思明縣，金門島劃出設置金門縣，爲擴大組織聯絡感情起見，1947年4月6日召開特別大會，改名爲“同安金廈公會”。
同安人在槟榔嶼還有另外一群比較特殊的人群，那就是姓氏橋。比如姓周橋來自同安縣杏林社、姓李橋都來自同安縣兌山村、姓陳橋來自同安縣丙洲社，還有姓林橋、姓楊橋。其中姓周橋人數最多。百年前，槟城海港曾經是許多外來船只卸貨起貨，買水集糧的地方。各姓氏橋的橋民在1970年代以前幾乎清一色靠海爲生，居民幾乎都是船工。
最早成立的福建省籍的地緣會館是槟榔州南安會館，成立于1894年，初期在柑仔園租憑屋舍爲會所，多年後遷至紅毛路（現爲蘇丹阿末沙路），再遷至甘光內店屋，後來于1927年在打石街153號買下兩層店屋作爲會所，1978年再購置一間坐落在鴨家律的會所，作爲永久基業。
安溪人在19世紀後期已經開始在華社嶄露頭角，前述1881年槟榔嶼華人最高領導機構——平章會館創建時的十四位領導人，廣東、福建兩幫各7人。福建幫的是邱天德、邱心美、楊章抑、謝允協、陳合水、葉合吉和林花鐕等7人。只有葉合吉不是五大姓成員，他就是安溪人。1919年前，散居北馬各地之安溪鄉親爲數不少。由于要聯結梓誼及圖謀鄉親之利益和團結。當時，槟城先賢林文虎、施求來、林輝煌、李敬堂、林清淵、陳文掃、林德佑、沈文錦等，以及怡保、打巴、太平等地先賢，共同發起組織。
晉江人何時南來槟榔嶼已不可考。背井離鄉的“新客”，幸運的可以棲身較早南來的同鄉或者親屬的地方。有的則寄居在各自的姓氏宗祠裏，一間小房子，聚居十幾二十人，所謂“估俚間”，大概不過如此。然後再由相關人士介紹工作。時間到1912年，來槟榔嶼的晉江人越來越多，經濟實力漸趨雄厚，于是創立會館的呼聲，已開始醞釀。劉惟明聯絡張茂檖、張贻謀、郭燕聲、郭泰山、倪雲山、陳清江、黃乃武等同鄉進行籌組會館的工作。當時會館發起人之一的黃乃武系商場巨擘，娴熟法律，對會館的籌備奔走最多。最初租用四條路民宅，據《南洋名人集傳》劉惟明：“君視同鄉人旅槟日多，非集會團體，不足以聯絡鄉情；于是召集同鄉組織晉江會館。”不久，籌資購置汕頭街20號雙層店屋，同時積極招募會員。王清波受到黃乃武鼓勵，獻捐吉打州鉛埠數十英畝膠園，充作會館産業，後膠園轉賣，另購置四條路71號住屋一座。當時，不少晉江人在槟榔路的“吉甯萬山”經營水果批發業，1930年代後的莊明恩，就是當年金果業的翹楚，名下水果店多間。爲照顧南來同鄉生活，多被介紹到該“萬山”（即巴刹，市場之意）販賣水果。因此有段時間，“吉甯萬山”的水果生意，幾爲晉江人包辦。
惠安人何時南來亦不可考，僑居槟城者，爲數不少。當時槟城華人“囿于封建陋習，富畛域姓氏之高度意識，每因芝麻小事，鬧至不可收拾地步……鑒于邑人之積習亟需改革”，先賢許生理、莊達德、林呈祥、駱宗漢等，提倡組織社團，創立“螺陽社”于頭條路。嗣因環境關系，無形中停頓。1913年，林呈祥、莊達德、王媽安等在1913年八月設立聯合公司，經營銀信業，樓上暫時充作惠僑聯合會會所，1914年2月6日獲得華民政務司批准，3月1人宣布正式成立。1937年建立新會所，改名惠安公會。惠安人南下，在民國十三四年到二十一二年質檢，此時惠安農村破産，經濟崩潰，盜匪蜂起，社會不安，人民痛苦，臻于極點，迫使無分男女紛紛出洋。過港仔乃惠安僑民最初的開拓地，至今仍繁密，有“第二惠安”之稱。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時候，惠安華僑在槟城商業各界都有不俗的表現。樹膠業，劉玉水挾著在陳嘉庚樹膠公司任職的經驗，創辦啓成公司于萬山後海墘街，後複開設大成樹膠于淡水港，資本多從惠安華僑中募集，構成惠安華僑在樹膠業內的重要地位。金業以許文麻、許生理、許吉成兄弟經營金聯成號，在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已成巨富。此外從事鐵器、木材、打鐵、打石、機器修理的建築商也特別多。旅館業、民信業、飲食業等行業，惠安華僑也都有極大勢力。人力車業、巴士車業及汽車修理業、腳踏車業，惠安華僑也執行業牛耳。帆船、漁船和造船業，八成都是惠安華僑的資産。可知在二戰前的槟城，惠安人已經異軍突起爲一股重要的華人勢力。
福州人南下槟榔嶼的時間已不可考。但是在20世紀初的時候，福州人就建立了自己的同鄉俱樂部——閩南別墅。1925年時，多位鄉賢認爲福州同鄉旅居槟城人數漸多，實有組織會館福利鄉親，聯絡桑梓溝通聲息，守望相助安危共仗的必要，在閩南別墅成立“槟城福州會館籌備委員會”，推舉募捐委員，出發本外埠籌募基金，供購置會所之用。湊足16500元，購下槟城鴨家律36號現今會所房産。1927年7月2日正式宣告成立。
三 1900年前後福建省社群意識的形成
19世紀中期開始，被五大姓所把持的福建公司，不僅不能成爲五大姓的代言機構，也無法維護福建社群的邊界。大量非漳州社群的南下，改變了原有的槟榔嶼福建社群的基本態勢。新的省級社群意識開始在槟榔嶼形成，並且得到發展。
（一）19世紀槟榔嶼福建人的社群邊界觀
19世紀槟榔嶼福建人的社群邊界，在前半期依賴于峇都蘭章福建公冢（Batu Lanchang Cemetery）。1805年碑刻有雲：“我閩省踵斯貿易，舟楫絡繹不絕。營謀寄迹，固屬穰穰；而羽化登仙，亦複不少。義冢前人雖已建立，第恐日久年湮，茔重鱗疊，剃山航海，誰招死後之魂？沐風栉雨，長抱生前之憾。觸兔狐以動懷，徒有情傷物感；返柩骸而無術，難求地縮神方。用是爰集同人，捐囊隨助。”這個公冢255名捐贈者中，175人姓名帶“觀”字。周凱《廈門志》第十五卷《風俗記》“俗尚”條：“閩俗呼人曰郎，呼公子、公孫曰舍，呼有體面者曰官，訛‘官’爲‘觀’，遂多以‘觀’爲名者。”說明閩南人占了絕大多數。加上姓“辜”“謝”“邱”等雖然沒有名字帶“觀”，但也可基本判定爲漳州海澄人者，可以斷定這個公冢捐贈者基本都是閩南人無疑。1856年開辟浮羅池滑福建義冢（Pulau Tikus Cemetery）1886年開辟峇都眼東福建公冢（Batu Gantong Cemetery），槟榔嶼形成福建人社群的三大公冢的格局。表面上福建公冢成功排擠了同屬福建省的汀州和漳州诏安縣的客家人，維護了福建人的團結，但是在福建公冢內部，卻同樣存在血緣排擠的現象。衆多家冢的存在，是早期槟榔嶼華人社會具有顯赫地位的族群的表征，爲代表該族群在社會上的成就，及加強一個姓氏族群內部凝聚力和本位觀念。但是李丕耀在掌管福建公冢的時候，開放給汀州和诏安客家人，省級籍貫意識開始出現。在這個時候槟榔嶼福建公冢開放給福建省籍的客家的原因，尚未有學者加以分析。筆者以爲此時公冢的主事者李丕耀，祖籍泉州，來槟榔嶼是第四代，已經屬于所謂的“峇峇”（即海峽華人）。這類華人對祖籍國的概念已經比較模糊，所認同的家鄉已經不是清朝的福建，而是槟榔嶼。他們雖然可以說閩南話，但是清朝原鄉的那種地域觀念，在他們看來，已經不是非常重要了。連帶來的是，他們心目中的方言畛域已經模糊，而另外一種福建省的認同就開始發展。這在進入民國以後，更加在槟榔嶼發展起來。
峇都蘭章福建公冢（Batu Lanchang Cemetery）因爲是最早的福建公冢，單獨成立董事會會，浮羅池滑福建義冢（Pulau Tikus Cemetery）和峇都眼東福建公冢（Batu Gantong Cemetery）則聯合成立了董事會，因此同爲福建人的公冢，卻成立了兩個組織。民國十三年（1914）兩個董事會合並，成立了“槟城聯合福建公冢”，完成了福建省社群邊界的再建構。當時制定的條規“弁言”雲：“此三地雖名稱均爲福建公冢，而管理則分兩部分。峇抵萬章爲一部。波羅知滑暨峇抵眼東爲一部。各位董事，各以三年一輪值，各盡義務之管理，各行各事，猶秦越人之莫不相關頁。且辦事分爲兩處，加以地點屢易，致同僑之欲領照安葬者，每每誤趨門徑，甚形不便。以同爲一省，同一名稱之公共機關，而分彼此，贻譏外人，勢所不免，識者恥之。董等因鑒及此，爰于壬戌之冬，先通兩方意見，繼開聯席會議，亦均以合並辦理爲宜。事既解決，即以癸亥年元旦，爲成立開辦始期，取名聯合福建公冢。……向有畛域之分，今亦借此泯除。”這個舉措，顯示的是，基于閩南人爲主體的福建公冢，開始聯合起來，維護了統一的社群邊界。但是這個舉措並未真正解決福建省社群的團結問題，因爲新崛起的福建其他社群，沒有機會進入福建公冢的領導層，真正的福建省的地緣組織，還要繼續等待。
（二）漳州意識的出現——漳州會館的建立
漳州作爲地緣意識，在如今馬來西亞僅有槟榔嶼存在。早期南來槟榔嶼多爲閩南人，尤其是海澄縣三都的邱、謝、楊、林四姓。但是在1786年槟榔嶼開埠以來，很長時間五大姓中的四姓並未有地緣組織的建立。直至1881年，槟城邱、謝、楊三姓組成具有資助家鄉性質的“三魁堂”，這是因爲邱氏所在的新江社、謝氏所在的石塘社、楊氏所在的霞陽社，都在三魁嶺周圍。建立“三魁堂”就是爲了將購置房屋所得的租金彙回家鄉，以協助組織地方性“武裝鄉團”，拱衛家鄉。據說原本“三魁堂”的印章是分成三部分的，只有三姓同時蓋章，才能組成一個完整的印章，所通過的決議才能生效。同時三家姓氏公司各出四個人組成委員會，調節三家公司之間的糾紛和矛盾。“三魁堂”至今猶存，每個姓氏公司輪流管理三年。三個姓氏公司又屬于另一個擴大的地緣組織——槟榔嶼三都聯絡局，這是1896年由福建省漳州海澄縣內108社（村）所組成，槟榔嶼的是1900年成立的分局。當時因政局動蕩，清廷調往廈門的粵軍恣意掠奪，弄得民不聊生，島內許多地方居民跨海到海滄避難，海滄鄉紳發起捐助難民活動，但由于本地財力有限，三個月後捐資即無以爲繼，只得求助于馬來亞槟城的謝、邱、楊三家公司，因爲其祖籍地分別是海滄鎮的石塘、杏林鎮的新江和霞陽。這幾個華僑團體獲悉後，馬上聯絡槟城鄉親，成立“籌捐組”，並且向旅居東南亞各地的海滄僑胞通報情況，得到廣大華僑的廣泛響應，所得捐款陸續寄回到海滄。第二年，局勢有所緩和，難民返回廈門，但是海外捐款仍在繼續，槟城“籌捐組”于是派人回到海滄，檢查救濟款的使用情況，並與海滄鄉親商定，將臨時機構“籌捐組”改爲正式社團，以當時海滄區劃屬海澄縣三都爲名，成立“三都聯絡局”，總局設立在槟城，海滄爲分局，分局會址在滄江小學裏，並且將華僑捐獻余款在槟城購置總局會址，在廈門燕巢街（今鎮邦路）、魚仔市（今第八市場頭）以及海滄購買了魚池、果林，還拿出了一部分資金維修海滄滄江小學校舍和八卦樓。
三都聯絡局的建立，第一次將槟榔嶼的海澄三都作爲一個地緣觀念在槟榔嶼落實，並且形成實實在在的組織。在此時，海澄三都的幾個大姓的上層很多已經是在槟榔嶼出生且長大的“峇峇”，他們的方言畛域已經不似前輩那麽明顯，地緣觀念成爲他們認同的主要方面。通過上述“三魁堂”的建立，邱、謝、楊三姓建立了三魁嶺的鄉裏觀念，通過“三都聯絡局”又將三都觀念在槟榔嶼坐實。經曆了槟榔嶼一百年的開埠之後，幾大姓的實力在槟榔嶼已經開始衰落，他們所面對的是一個泉州籍大量南下的時代，這種社群之間的競爭和挑戰，是擺在海澄三都幾大姓面前的重要課題。泉州籍大量南下，促成了漳州地緣意識的出現。漳州地緣組織應運而生。
漳州計有龍溪縣、漳浦縣、長泰縣、南靖縣、海澄縣、诏安縣、平和縣、雲霄縣、東山縣及華安縣等十縣。據傅僑明回憶：“憶及遠在公元一九二八年初旬，吾同鄉先賢因欲組織漳州會館十縣，漳僑聯絡機構，當由一般熱心同鄉父老輩，挺身出來，不辭勞瘁，分離奔波。廣召會員。結果獲得良好之反應，鄉親相繼入會者，日益增加，未及一年之光景，已擁有三四百名會員，成績甚爲可觀。當時本鄉籌備會的地址，位于此間碧春律門牌三十九號一間住宅，全座承蒙由老鄉親故實業家邱善佑JP，慷慨惠借者，其對本鄉會之熱忱，實屬可嘉，當時籌備委員會，發起人計有邱善佑，楊章安，林耀椿，邱有益，謝自會，邱永再，邱龍水，邱龍標，溫文旦，邱宗等多人，繼而著手進行申請注冊手續。在同年年底即獲得當地華民政務司批准爲正式社。”從發起人的姓名可見，十名主要發起人中有6名邱氏、1名楊氏、1名謝氏、1名林氏，屬于五大姓中的四大姓，溫文旦是三都赤石社人。邱善佑于1886年10月27日出生于馬六甲，在槟城大英義學攻讀，離校後即襄助父業，成爲槟城大實業家。曆任平章會館協信理，1922–1964年任會長，1933～1941年任中華總商會會長、華人參事局參事、保良局主席、工部局議員、中央醫院委員、華僑仁善會發起人兼會長、益善社邱善佑獎學基金、龍山堂邱公司、紹德堂邱公司、敦敬堂邱公司主席，邱氏家族會信理員、大英義學校友會主席、中華體育會副會長、海峽殖民地立法議會非官吏議員、平粜局局長等。1920年曾榮膺太平局紳。可知漳州會館是由邱氏龍山堂發起，楊、謝、林三姓參與，容納其他漳州成員的社團組織。原來五大姓中的陳氏，由于主體是同安陳氏以及其他地區的雜姓，而被排除出去了。漳州會館的建立，就是四姓漳州意識崛起的標志，不僅容納了漳州其他閩南方言社群，而且诏安客家人也名正言順的可以加入了。
（三）福建省社群意識和組織的形成——槟榔嶼福建會館
槟城具規模的福建地緣社團在二戰以後就已經很多了，一直到1959年5月29日，以槟城晉江會館當年主席丹斯裏蘇承球鄉賢爲首，聯合各鄉團代表共同發起組織福聯會，議決定名爲：槟榔州福建會館。當年出席會議代表名單：興安會館（2人）、永定同鄉會（2人）、安溪會館（1人）、南安會館（2人）、同安金廈公會（1人）、惠安公會（2人）、龍岩會館（1人）、福州會館（2人）、惠北同鄉會（1人）、德化會館（1人）、永春會館（1人）、惠南同鄉會（1人）、漳州會館（1人）、晉江會館（2人）等14個鄉團代表。1961年福聯會成功獲得注冊官批准，1961年10月28日，籌委會召開會員團體大會，選出第一屆職員，主要職員姓名及籍貫如下：
正主席：蘇承球（晉江）
副主席：莊漢良（漳州平和縣）、駱葆亨（惠安）
正總務：李仰宗（龍岩）
副總務：李成興（永春）、黃雲霖（南安）
正財政：李華春（安溪）、
副財政：林怡玉（福州）
正交際：王種罐（同安）
副交際：徐有勳（德化）、陳金寶（同安）
從上面的名單可見，邱、謝、楊、林四大姓已經離開了二戰後的槟榔嶼福建省社群的中心，在新的槟榔州福建會館的領導層裏已經毫無蹤影。通過組織槟榔州福建會館，各地方言社群在社團裏進行了職位的重新分配和整合。晉江人和惠安人在二戰後的槟榔嶼異軍突起，成爲福建社群的重要力量。據當時蘇承球所言：“組織的動機及目的，是爲了聯絡各縣、鄉友會感情及推進在本州的社會福利事業，然後由小團結實現大團結，産生新的團結力量，以貢獻本邦。”這句話有兩個含義，第一是1900年以後福建省的地緣會館紛紛出現，但是沒有聯絡機構，所以有必要組織起來，以增進感情和推進福利事業；第二是由小團結實現大團結，各個地緣會館已經團結起來各自的籍貫社群，再聯合起來就可以團結整個福建省的籍貫社群，這個更大的社團，就是新的團結力量。
余 論
槟榔州福建會館的建立，是20世紀上半葉槟榔嶼華人社會變遷的一個縮影。不僅是福建社群勢力的重新整合，也是大曆史的變遷中，槟榔嶼華人社會的集體反映的一個面相。19世紀赫赫有名的五大姓衰落了，衰落的不僅是經濟實力。隨著五大姓土生華人的增多，他們對中國的觀念逐漸淡薄，對英國殖民政府的認同與日俱增。五大姓公司逐漸變得內縮，更多關注自己內部事務，五大姓組成的福建公司也將變成純粹的祭祀組織。五大姓的衰落，與晉江、惠安等籍貫次社群的崛起，此消彼長，是槟榔嶼200年以來福建社群的一出演變史。
【注】文章原載于《八桂僑刊》2018年第2期。
責編：李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