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左三）與美國總統特朗普（右三）在新加坡舉行會晤。 新華社 圖
近日來，美國總統特朗普與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的會晤吸引了全世界的關注，盡管其間也發生過美方“取消會談”的波折，而且從結果來看朝美兩國關于半島無核化的聯合聲明也有不盡如人意之處，但是無論如何，此次“金特會”仍然可謂是突破性的“破冰”之旅。畢竟在此之前，朝美之間的對抗是在不斷升溫，雙邊關系也毫無好轉的迹象。
事實上，考慮到特朗普在國際事務中“我行我素”的強硬做派和“言出必行”的施政作風，很多人認爲朝美之間在特朗普任上或“終有一戰”。雖然此次會晤並非朝核問題和美朝關系的“蓋棺定論”，不過其已經對東北亞乃至世界的安全格局産生了強烈沖擊。
有趣的是，特朗普的破冰之旅似乎又驗證了一個美國外交中的曆史經驗，那就是能夠“破冰”的恰恰是強硬、保守共和黨的總統，而非在公衆看來更“軟弱”、“進步”、“喜歡搞妥協”的民主黨總統。在特朗普之前，有“震驚世人”、訪問中國的尼克松。再往前，則有在冷戰中開啓美蘇首腦會晤的艾森豪威爾。在曆史案例增加到三個之後，“破冰”總統都是共和黨人仿佛已經成爲了一種反複出現的現象。那麽，這到底是反映了某種深層的美國政治規律，還是單純的是一種偶然的“假象”呢？
特朗普的先驅：艾森豪威爾與尼克松
德懷特·艾森豪威爾是二戰後共和黨“破冰”總統系譜中的第一人，當然他也是冷戰開始後的一位共和黨總統。作爲“霸王”行動——諾曼底登陸的盟軍總司令和戰後的美國陸軍參謀長，艾森豪威爾憑借自身威望率領共和黨在1952年的美國大選中獲得勝利，一舉顛覆了延續了長達20年的民主黨的“長期統治”。其勝利的契機之一就在于杜魯門政府打的局部戰爭——朝鮮戰爭——實在是不對美國公衆的口味，其一方面消耗巨大，另一方面又根本不以取得全面勝利爲目標，這讓美國國內大爲不滿。因此，艾森豪威爾趁機打出了“給和平一個機會”的競選旗號，主張與蘇聯就朝鮮問題進行談判，這也是其未來爲美蘇首腦會晤“破冰”的先聲。
此後，隨著全球冷戰尤其是歐洲局勢的發展，艾森豪威爾先是在1956年參加了日內瓦四國首腦會議，實現了與赫魯曉夫的直接會晤。然後又在1959年邀請赫魯曉夫訪美，促成了戴維營會晤。這一系列舉措在當時讓世人感受到了一片黑暗的世界局勢中的一絲“和平曙光”：雖然美蘇兩國、兩大陣營的矛盾絲毫不會因之而減少，但是至少雙方表達了永“和平競賽”代替“戰爭競賽”的意圖。這爲艾森豪威爾贏得了不少贊譽。不過可惜的是，艾森豪威爾雖然爲美蘇關系一度“破冰”，但可謂是“用武而不終”。在1959年的訪問中，美蘇兩國原本確定將于1960年在巴黎舉行東西方首腦最高級會議以及實現艾森豪威爾對蘇聯的回訪，但是1960年美國政府的一架U-2偵察機被蘇聯擊落，這最終引發了國際外交中的軒然大波。赫魯曉夫原本認爲艾森豪威爾至少會裝作對U-2的偵查行動不知情或者保持沉默，但是後者卻在幾經權衡之後堅持表示此類偵查是美國對蘇聯拒絕“開放天空”倡議的反應，拒絕爲此道歉。艾森豪威爾的這一態度打破了赫魯曉夫對其的幻想，也導致了巴黎高級會議與回訪的流産，所謂的“戴維營精神”也隨即煙消雲散。
與“虎頭蛇尾”的艾森豪威爾相比，理查德·尼克松的“破冰”遺産要更爲持久，影響也更爲深遠。不過，他個人的政治生涯卻遠沒有艾森豪威爾順遂。巧合的是，尼克松正是艾森豪威爾的副總統，此外兩人還是兒女親家，有著複雜而密切的個人和政治關系。不過最初，正如所有的總統和副總統的關系一樣，艾森豪威爾之所以要選擇尼克松作爲自己的副手並不是因爲兩個人情投意合，恰恰是因爲雙方大不相同。作爲總統和前戰場英雄的艾森豪威爾想塑造自身“全民總統”的形象，不願意在選舉中沾染過多的黨派色彩，因而需要尼克松這樣一位強硬的共和黨人作爲“政治打手”，幹與民主黨的選舉機器互相攻擊的“髒活”。不過在爲艾森豪威爾費心費力地效力了八年之後，尼克松卻在1960年的大選中輸給了民主黨的後起之秀約翰·肯尼迪，其中部分原因也正在于總是“幹髒活”的尼克松公衆形象欠佳，作爲“自由世界”的代表不夠高大光輝。不過，尼克松倒是有著一股锲而不舍的韌勁，在又度過了8年之後到底是趁著約翰遜政府的越南危機登上了總統寶座。他也因此成爲美國曆史上爲數極少的在大選中失敗後又重新贏得大選的候選人。
尼克松訪華在中國可謂廣爲人知，不過需要強調的是，尼克松時期僅僅是中美關系走向正常化的一部分，在這一時期中美依然未能建立外交關系。出于國內和國際政治的需要，尼克松政府大肆宣揚其訪華對于冷戰“大三角”的意義，不過從某種程度上而言也不乏誇大其詞的成分。與遏制政策之父喬治·凱南不同，尼克松及其助手基辛格不再將中國視爲“無關大局”的地區，而是將其視爲能夠對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産生影響的力量中心，因而主動謀求與中國的緩和。另一方面，尼克松政府也試圖通過中美緩和對蘇聯施加壓力。不過即使是在尼克松時期，對華緩和也一直與對蘇緩和並行不悖，基辛格在訪華前後總是積極與蘇聯駐美大使多勃雷甯“報備”，並且多次宣示中美緩和絕不會以損害美蘇關系作爲代價。因此，與其說尼克松是在構想拉攏中國對抗蘇聯，不如說只是爲了減少來自中國的壓力，以便集中力量遏制蘇聯的擴張。不過，沒等到自身外交政策最終“開花結果”，尼克松就因爲水門事件黯然下台。
右派改弦易，左派易轍難？
如果將艾森豪威爾、尼克松、特朗普以及他們的“破冰”外交放在一起，確實能看到一些共同點，所謂的“與右派打交道更容易”、“資本主義國家的左派做不了主”的說法似乎也不無道理。
首先，從這三位總統在各自國內的政治光譜來看，尼克松無疑是一個資深的傳統右派，堪稱冷戰中的“反共招牌”，其聲譽之差以至于作爲副總統訪問拉美時在街頭遭遇民衆的大規模抗議，幾乎就要遭遇不測。與尼克松給人的觀感類似，特朗普給人的感覺也是強硬派、在國內和國外都忽視自由主義的價值准則。兩者之間的差別僅僅在于尼克松反對的是蘇聯和共産主義，而特朗普敵視的則是伊朗和“破冰”前的朝鮮。如果說兩者有什麽區別的話，那就是尼克松在外交政策上還算是主流的“國際主義者”，而特朗普則更接近于反對新政、反對參加二戰、反對建立北約的共和黨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脫。
相對而言，艾森豪威爾在政治上的“右翼”色彩相對淡薄，不是很“共和黨”。艾森豪威爾的這種“中立”立場可謂一以貫之，以至于杜魯門在朝鮮戰爭後不得人心的歲月裏還考慮推舉他作爲民主黨的候選人參加1952年的大選，甚至正式咨詢過其本人的意見。不過正如前文所述，艾森豪威爾雖然不願意卷入黨派鬥爭的漩渦、非常珍惜自己的“羽毛”，但是對于美國政治也絕非一竅不通。作爲其副手兼打手的尼克松不僅替他想方設法地打擊民主黨人，而且也在不斷承受著來自對方的同等卑劣的抹黑，同時還要應付共和黨內覺得艾森豪威爾“不夠強硬”的麥卡錫主義者。尼克松本人因此也時常牢騷滿腹。
其次，從三位總統的“破冰”外交來看，他們自身或者各自政府的“共和黨”屬性也確實降低了因爲外交轉向所帶來的傷害。畢竟，作爲美國政治中的右翼，尤其是右翼中的右翼，尼克松和特朗普們確實能夠以更低的政治代價做到一些民主黨總統們做不到的事情：那就是可以在做出妥協的同時避免戴上“投降派”的帽子。
例如，從麥卡錫主義運動中就可以看出兩黨在美國國內政治中的不同處境。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誰丟失了中國”的責問在美國甚囂塵上，共和黨主流派樂見以麥卡錫爲代表的極端份子大肆攻擊杜魯門政府特別是艾奇遜領導下的國務院，縱容麥卡錫之流發展到了肆無忌憚、“戰無不勝”的地步。然而在艾森豪威爾上台之後，面對“不識時務”、仍然給政府添亂的麥卡錫，卻輕而易舉地支持陸軍扳倒了這位風光一時的參議員，麥卡錫運動也迅速失去了勢頭。由此可想而知，盡管艾森豪威爾因爲未能在美蘇首腦中贏得什麽東西而遭到了來自國內的批評——尼克松的助手基辛格博士就是對“戴維營精神”當時最知名、最激烈的批評者之一，但是遠不至于釀成公關和政治危機。可以試想，如果是奧巴馬而不是特朗普與金正恩實現了會面，同時沒有在共同聲明中提出明確的棄核步驟和保障，那麽勢必遭到強硬派的猛烈抨擊，而特朗普對此就無需擔憂。畢竟，曾揚言“把聯合國炸掉一層都沒人會注意到”的鷹派中的鷹派約翰·博爾頓正在白宮裏當著國家安全助理呢。
歸根結底，之所以右派、鷹派或者說保守派在外交事物中的回轉空間更大、成本更低還是因爲外交議題與國家安全密切相關，而在安全問題上強硬派通常總是能讓公衆感覺到自己更“可靠”、更“愛國”。艾森豪威爾、尼克松和特朗普們在以往和其他議題中積攢起來的“愛國”和“強硬”的信譽資本，能夠支持起他們的政策轉型；同時，作爲保守政治團體中的一員甚至是中心，他們也能通過根深蒂固的政治網絡來操縱公衆的態度，壓制政策轉向的批評者。事實上，這一政治現象遠不至于美國。在很多政策研究中，經常有觀點指出只有強硬派而非溫和派才可能有效改善敵對國家的關系。
不過話又說回來，即使這一判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反映了一些安全政治運行中的規律，也不能將其絕對化。畢竟，“危中有機”“否極泰來”固然強調了辯證法中的相互轉化，但是絕不可能將其推到極致，認爲只有“危”才是好的，只有天下大亂才能天下大治。換而言之，強硬的右派固然可能“更容易”地推動政策轉向，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就“願意”這麽做。
實際上，特朗普政府雖然在美朝關系上初步“破冰”，但是與此同時，其也在對伊朗和古巴的關系上開了倒車，其中更是幾乎將奧巴馬政府任內取得的與伊朗關系的進展摧毀殆盡。而且歸根到底，左翼或者說溫和派之所以在很多問題上步履蹒跚，也正是因爲強硬派的掣肘。而且這種掣肘在很多情況下並非出于政策理念上的差異，相反大部分還是出于黨同伐異的動機。更何況，從結果來看，保守派的“破冰”外交，其成色也難以高估。艾森豪威爾的美蘇接觸最終結局是無甚可觀，尼克松的對華訪問雖然開啓了關系正常化的先河，但是假如其沒有因水門事件下台，中美建交是否能更早建交也頗值得懷疑。至于當今的特金會，美朝是否真的能因爲此次會晤而朝著根本解決半島問題邁出實質性的一步也是衆說紛纭。以此而言，或許還是不要太著急戴上“玫瑰色眼鏡”看待美國右翼總統們。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