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采訪周其仁，是在2015年的深秋。那次他利用來上海出差的空隙，跟我在新天地聊了一下午。5年多後再次采訪，則是利用我去北京出差的機會，約在了北京飯店。
或許是疫情防控的關系，飯店略顯冷清。我們在不供應咖啡的咖啡廳裏，喝著一壺綠茶，聊了一個上午。年逾七旬的周其仁，被視爲睿智而勤奮的經濟學家。去年以來，他去各地考察的步履，並未因疫情而放慢。聊天中，他笑著說已做了8次核酸檢測。
2020年，這個世界因疫情而呈現“百年未有之大變局”；2021年，中國則開啓了第十四個五年規劃，上海更是處于發展的“轉折時刻”。作爲長期關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與發展的學者，作爲上海市決策咨詢委員會委員，那個上午周其仁觀世界、看中國、談上海，對不少社會關切的問題闡述了他的思考。
人物檔案
周其仁：1950年生于上海，經濟學家。1982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20世紀90年代獲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經濟學博士學位，現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主動開放”是最優選擇
高淵：對浦東而言，今年是它又一個30年征途的起點。回顧過往30年，你認爲浦東留給世人最大的啓示是什麽？
周其仁：我覺得比較重要的一條，是不把開放當籌碼。這不僅僅是浦東的經驗，也是中國開放的普遍經驗。
從最初四個特區，到浦東開放，中國都是主動決策，看准了開放對自己發展有利，就堅決從封閉轉向開放。浦東也好，先前四個特區也好，中國決定開放就開放，並沒有要求其他國家也對等開放，並沒有說日本、韓國、新加坡或者歐美等國，也要答應什麽條件，我們才開放。
別人的外貿外資體制政策是別人的事，我們認准開放對中國有利就開放。在曆史順序上，中國是先行開放，再完成入世談判，而不是倒過來，先簽上一堆條約，才實施開放。
孟雨涵 攝
高淵：當年，正是主動的單邊開放，讓中國抓住了機遇？
周其仁：確實如此。當然主動單邊開放的做法，也參考了新加坡的經驗。回頭看，二戰後全球開放體系是由小國率先驅動的。小國內部市場小，關門保護沒有經濟意義。新加坡就幾百萬人口，七八百平方公裏國土面積，也沒什麽特別的自然資源，若是搞高關稅替代進口，能搞出什麽名堂？
新加坡只有區位優勢，扼馬六甲海峽要道，東亞經濟很多進口物資都要經過新加坡港口。當時別國都實行高關稅，他們摸索出一套反其道而行的辦法，搞出口加工區，主動大幅降低關稅，讓各國企業有興趣把一些加工、制造項目放到新加坡的“關稅窪地”裏來。小國哪有什麽對等籌碼，但是沒籌碼反而成爲一個新支點，人家都是高關稅高壁壘，它足夠低，資本技術就業機會反而會過來。
1978年底，鄧小平訪問新加坡，李光耀陪他考察了裕廊工業區。這給鄧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國後他專門講了新加坡經驗。其實他已經看到了，如果後發國家在建立強大主權之後，實行主動開放，是對自己發展極其有利的新戰略。
高淵：但現在全球通行的是“互惠體制”，就是通過雙邊或多邊談判達成貿易協議，它的源頭在哪裏？
周其仁：2019年底，我去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待了兩個月，就是想了解美國搞貿易保護主義的來龍去脈。在那裏我問過薩默斯教授一個問題，爲什麽美國總統有這麽大的權力，可以說加征關稅就加征，說加多少就加多少？他建議我去看看美國貿易政策的演變。
說起來，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源遠流長。美國建國之初，設立關稅主要是爲聯邦提供稅源，維持政府運轉，那位開國財長漢密爾頓，早在第一個關稅法案辯論時，就已把關稅設置、政府獎勵政策與保護美國制造業發展聯系到一起。到了南北戰爭之後，北方勝利了，貿易政策的主要目標變成限制進口保護特定本國産業，結果就是應稅進口産品的平均關稅率從20%上升到50%，並維持了幾十年。
保護主義的結果是互害的，美國要保護自己，別國就不要保護自己嗎？高關稅路線一條道走到黑，到20世紀30年代美國遭遇大蕭條，才知道走不下去了。1934年美國國會終于通過《互惠貿易協定法案》，授權美國總統通過與其他國家談判，求得降低關稅的互惠（reciprocity），以緩解嚴重的需求不足。
直到今天，美國貿易政策的基本框架還是所謂“互惠”，就是讓總統和行政官員對外“砍價”，我降什麽換來你降什麽，或者你升什麽我也升什麽。雖然國會保留了最後批准貿易協定的權力，但總統和他的行政班子可以主導達成協定的談判過程，這就爲特朗普這樣的總統濫用行政命令提供了體制基礎。
由此可見，美國從來沒有實行過自由貿易政策，頂多是有選擇的開放，而且把開放當籌碼用，也讓全球貿易進程受累于美國國內不同既得利益的集結，甚至受美國國內政治變化的牽制。
高淵：以新加坡爲代表的小國“主動開放”，和由美國最先倡導的大國“互惠體制”，誰更高明已經明擺在那裏了？
周其仁：現在看，“主動開放”比美國人的“互惠體制”要高明很多。我們已經體驗到，進入“互惠”這個框架，事情就變得複雜無比，政治、外交、意識形態等等都和貿易攪到一起，行政官僚忙得要死，而市場、産業、企業和消費者只能等那些完全不確定的談判結果。這就在市場不確定性之上，又增加了行政權力的人爲不確定。全球化的交易成本，無端上升了不少。
中國當年學習新加坡，是大國主動學開放小國，回頭看這在整個世界曆史上都非常有意義。過去大國習慣比照大國，大國之間互相較勁，看不順眼甚至打起來。小國市場狹小，也沒有稱霸野心，倒是一門心思要把經濟搞上去。
當然，大國的規模優勢也無須放棄。所以當年中國分開來處理，政治、軍事、外交當然還是集中于中央，但經濟包括外向經濟，主動在大國裏劃出一些地方率先開放，從幾個經濟特區開始，然後沿海城市、浦東開放，再沿著可複制可推廣的路線，走向全面開放。這個經驗對全球化，特別是大國融入全球化，是一個了不起的創造。
高淵：從你的角度看，“主動開放”依然是中國當下和未來的最優選擇？
周其仁：還是先看美國的教訓。爲什麽這個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會陷入貿易保護主義？可能的一個原因，是在“互惠”框架內那些受到保護和關照的既得利益者，隨著全球化深入，越來越缺乏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全球競爭終究是無情的，靠保護和關照，而不是靠調整與適應，終究是保護不了的。特朗普折騰了那麽大動靜，天下消費者包括美國的，還不是該買中國産品的繼續要買？
所以，該考慮擺脫美國主導世界多年的“互惠體制”了。從市場的角度看，中美不應該脫鈎，也不可能完全脫鈎，但是全球化應該擺脫美國人發明的那套互惠框架。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在本質上和村與村的貿易沒有什麽不同，村莊之間不該設置障礙，國家之間也一樣。貿易本來是以人爲本的行爲，大家發揮比較優勢，在盡可能低的交易費用的約束下連成一個市場，爲什麽要走入互相設置障礙的死胡同？任何經濟體要想強大起來，不能靠保護政策，只能靠開放，在開放中比較，在開放中競爭，在開放中選擇和改變。從根本上把事情想清楚，“主動開放”都是上策。
解放日報
馬斯克爲什麽要來臨港
高淵：2020年，上海已經基本建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這對上海意味著什麽？
周其仁：世界上對中心城市有各種各樣的指標。我看到GaWC的評選指標很有意思，是看先進的生産服務機構的數量與密度，包括銀行、保險、咨詢、廣告和會計等，其實就是看一座中心城市能給別的地方提供多少服務。根據GaWC的排名，倫敦和紐約排在全球第一檔，上海、香港、新加坡、北京、迪拜、巴黎和東京排在第二檔。
上海要成爲卓越的全球城市，就要在更大範圍內爲其他城市、鄉村、産業和企業提供高品質服務。從這點出發，上海在未來發展中一定要謀求更大範圍、更高強度的輻射力。這不是僅用GDP總量就可以完全衡量出來的，還要看創造了多大的經濟能量。
孟雨涵 攝
高淵：在你看來，上海下一步的關鍵是什麽？
周其仁：我們訪問上海港時得知，這裏的集裝箱吞吐量早就位居世界第一，但港口金融服務的一些指標，卻讓吞吐量很少的倫敦港排到前面去了。這裏面，不僅僅是單一的港口中心，也不是單一的金融中心，而是複合的、高度融合的服務中心。
所以現在恐怕不好說，上海作爲國際中心城市的潛力已經挖到頭了。在主動開放、更高水平開放的要求下，上海引領開放還大有文章可做。從體制架構來說，要看到現在跟浦東開放早期有一個很大不同，就是今天全國性法律比過去多得多。在此前提下繼續主動開放，上海要對標香港、新加坡、迪拜、東京等都市，爭當全球一流中心城市，就要好好研究“授權開放”，也就是由中央授權，在程序許可的條件下突破現行體制政策，如果實踐證明行得通，再修改相關法律法規。
高淵：去年上海引進外資200億美元，創了曆年新高。爲什麽在疫情中，上海對外資的吸引力越來越大了？
周其仁：這肯定是個好消息。當然我們也要看到，因爲疫情這樣的短期因素，很多經濟體不同程度停擺，而中國疫情控制得好，外資進來多一些，等全球疫情有效控制後，還可能擺回去。
更要看到，現在上海對全球資本的吸引力，確實在穩步提高。比如引進特斯拉，並在一年內就實現量産，實在是打了一個漂亮仗。這說明，全球化要分層面看，國別層面因爲保護主義擡頭而受挫，但市場層面、産業企業層面的全球化依然頑強。美國總統挑起貿易戰，馬斯克偏在如此敏感時段到上海來投資，他就沒有壓力？總有的吧。但人家還是來了。上海配套服務等多方面能力也爲中國爭氣，在特殊時刻向世界呈現中國優勢。特斯拉如果不來臨港工業園，如果不能盡快量産下線，全球投資人對它哪裏會有那麽強的信心？
上海的關鍵是來來往往
高淵：最近上海提出，今年將大力發展創新型、服務型、總部型、開放型、流量型經濟，“五型經濟”是上海都市經濟的發展方向。你認爲，其中的核心點是什麽？
周其仁：這裏的關鍵，還是重新認識大都市的經濟功能，核心就是不能關門自己玩，而是開放，在更大範圍爲別人服務。上海是全球網絡中最重要的工商金融科技節點之一，現代財富是在來來往往過程中創造的，在大大小小的節點上積聚，再向整個網絡輻射、服務。世界級城市從來就不能只有本地人活動，也不能只爲本地生産、本地生活服務。上海要爲長三角、全國、亞太乃至全世界提供服務，追求在更大範圍更高質量的輻射。
高淵：從網絡和節點的視角看，上海市域範圍內關鍵要做好哪幾個節點？
周其仁：最頂端來看是兩大節點。一個是面向長三角的虹橋綜合樞紐型商務區，另一個是面向海洋的洋山港和臨港新片區。上海建好這兩個頂級節點，就能在打通外循環與內循環的未來發展中，占據一個外聯內通的戰略地位，有助于爲全國作出上海應有的貢獻。
比較而言，上海的外聯基礎似乎不如內通的堅實。洋山港集裝箱吞吐量世界第一，但港口功能還是單薄了些，與陸地連接僅靠一座30多公裏長的公路大橋，還不是一個綜合型交通樞紐。曾經的世界第一大港鹿特丹，雖然吞吐總量被上海拉開好遠，但那個地方把內河、海運、鐵路、高速公路還有航空港，密集地組合到一起，是歐洲經濟的一流綜合性節點。
無論如何要有條鐵路通往洋山港吧？那個位置本來就在浙江，再過去是岱山和舟山本島，以今天中國的基建能力，在海上把這個大灣連起來，技術上應該做得到。那時候，長三角的地理概念就不但包括長江下遊這塊富庶的沖積平原，還包括海上一個大灣，洋山港的腹地就是多方位的了。
最直接的好處，就是帶旺臨港新城。現在臨港工業區很火，但臨港新城人氣不夠旺，無論洋山港還是臨港工業園，到上海市區的通勤人口和通勤時間太多。這幾年全球化遇挫，不看好海外發展的大有人在。但我認爲，現在恰恰需要逆向思維，在冬天裏下注，冷的時候投資，到熱起來時就用得上。當然，臨港城發展還面臨體制限制。上海決咨委辦公室組織我們去調研，企業反映強烈的就是管理和技術人員落不了戶。大上海太招人啦，敞開大門做不到，但可不可以試試設計一個“臨港戶口”，只能落戶在臨港城，不能（或若幹年內不能）落到上海城區？這其實就是把臨港城看作一個獨立于上海城區之外的新城市。江蘇靠近上海的城市如昆山等地發展得非常好，最基本的一條，就是人去了可以落戶。當然這只是一場思想實驗，先空想一下總無大礙的吧。
孟雨涵 攝
高淵：說到底，上海要爲全世界的英雄提供用武之地。
周其仁：對啊，來來往往的人口是最有生産力的人口。美國的科學家、工程師、能工巧匠，還有大批不惜遠渡重洋求發展的優秀勞工，還不都是移民去的？我出生在上海，小時候看到上海人拿著尺子在布店裏左量右量，表演以最少布料做最多衣服的本領，覺得蠻庸俗的。後來才想明白，上海人的精明是在開放年代形成的，後來封閉了，開放年代的精明沒了用武之地，只好把才幹用得很小裏小氣的樣子。
所以，從長曆史經驗看，對上海來說，最重要的不是戶籍人口，也不是常住人口，而是來來往往的人口。這些人不斷來，又不斷走，其中一部分轉化爲戶籍人口和常住人口，這或許也是全世界所有大都市的共同秉性。上海要成爲全球網絡的重要節點，就要搭好台，讓天下有才幹的人來一展風采。
高淵：上海要建成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重要節點，你覺得將以什麽爲標志？
周其仁：我想，標志很可能是到哪裏都能看到一點上海的元素，不論商業、金融、物流、科技還是文化，不管在哪裏看到好東西，追問下去，裏面多多少少有來自上海的元素。反過來想，要是上海哪項服務因爲什麽原因停擺了，難受的不光是上海市民，而且還有許多看似“不搭界”的地方都受影響，那也就從反面證明上海貢獻的不可或缺。前幾年日本福島發生核泄漏，我們不少電子企業就跟著停擺，因爲若幹關鍵元器件斷了供。那條新聞，教會我換一個角度看中心城市，包括看大上海。
欄目主編：陳抒怡 文字編輯：陳抒怡 題圖來源：邵競 制圖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圖片編輯：邵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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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作者：高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