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種機遇下，新加坡成爲了全球新的淘金地，政策紅利像磁鐵一樣吸引著世界各地的創業者與投資人。
而對于普通人來說，新加坡正在因此變得越來越擁擠，也變得越來越昂貴。
上漲的房租、難以企及的私人公寓、競爭激烈的永居申請，消滅了許多年輕人在當地紮根的希望。
慢慢地，新加坡已經不再適合中産，以及夢想成爲中産的年輕人了。
漲聲一片
“現在新加坡移民很火”，一位新加坡移民中介說完這句話後，就匆匆消失在微信的另一頭，饒是再多詢問，也不再回應半句。
忙碌的生意人。
“他們不會理你的”，在新加坡工作一年的南歸說到：“最近來新加坡的都是做區塊鏈和家族辦公室那群人，富裕程度你我想象不了。”
疫情期間，新加坡表現出政府管理高效、醫療資源豐富等優勢，加上中國國內市場趨于飽和，使得一批創投人選擇去東南亞尋覓機遇。
不止如此，近一年來，全世界的富豪都在往新加坡跑。憑借低稅政策，新加坡向來是全球著名的跨境財富管理中心，僅次于“避稅天堂”瑞士。
不過自俄烏戰爭打響後，瑞士宣布凍結俄羅斯相關人士與機構在瑞士的資産，歐洲緊張的政治地緣關系引發了富豪的不安——他們要爲手中的資産重新選擇一個可安放的口袋。
避稅天堂瑞士風光不再
新加坡，成了那艘漂浮在南洋上最安全的小舟。
可以說，新加坡在這一輪國際變化中成功“躺贏”。
不過，資本與人才的不斷湧入，讓這裏的生活成本陡然上升，普通人的生活變難了。
一位在新加坡定居多年的華人告訴鹽財經記者，從今年開始，她明顯感受到生活用品、食物上的開支變大了，但漲得最多的還是房子。
根據新加坡房地産網站99.co和SRX的數據，截至今年9月，新加坡私人公寓與組屋的租金已分別連續上漲21個月、27個月，漲幅達到了31%和24.7%。
“現在想找個舒服點的單間，沒有1200新幣（約6156人民幣）租不下來。”正在新加坡找工作的Charley對鹽財經表示。
新加坡不斷上漲的私人公寓房租
與房租一共上漲的是房價。
南歸原本租了一套120平方米的房子，因爲房東把房子賣了，目前已經提前結束租約，南歸記得，去年這套房子的挂牌價還是200萬新幣（約1026萬人民幣），今年賣到了270萬新幣（約1385萬人民幣），一年之內漲了35%。
樓市，是一個衡量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房價漲得再凶，也阻擋不了富豪們不顧高昂的印花稅，用真金白銀表示對新加坡的看好。
今年1月至8月期間，新加坡向外國買家售出14000套私人公寓，其中中國買家數量最多。
今年5月，一名福建買家一口氣在新加坡市中心買了20套豪宅，總價值約4.23億人民幣。
一位福建買家在新加坡中部康甯河灣（Canninghill Piers），一口氣買下20套公寓
看到房價房租齊齊飛漲，南歸最近直接選擇了回國居家辦公。
不同于沖著優惠的稅收政策、良好的營商環境而來新加坡開拓事業疆土的創業者，像南歸這樣的互聯網技術人員去到新加坡，大多是想要更高品質的生活：既有高收入，又能擺脫996。
但新加坡的生活並不像理想中那樣完美。
習慣了手機支付、高效外賣與物流的中國人，一走出國門，就處處感到不便。而新加坡的高物價，也使得提高生活品質的夢想又遠了一步。
“這裏的物價和北京差不多，除了單位不一樣。”南歸說。
在新加坡，“吃頓好的”有時也顯得奢侈，點一頓外賣要20新幣（折合人民幣約100元），去外面的餐廳吃飯，還要格外收取17%的服務費。
新加坡是全球最昂貴的國家，這座精致的花園城市，讓來自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英國人也不由汗顔。一位在新加坡生活十年的英國記者在書中寫道：“吃飯貴得離譜。一想到要在外面吃飯，而且要開瓶酒，能讓你在冷氣十足的房間裏冒出汗來。我在超市裏看到，一小籃（日本）草莓能賣到70 新元（約359人民幣）；我也曾帶著負罪感喝過20 新元（約102人民幣）一瓶的啤酒；如果發現一瓶不錯的紅酒售價在40 新元（約205人民幣）以下，那簡直是撿到大便宜了。”
南歸與Charley都提到，爲了省錢，他們會去食閣解決吃飯問題。
新加坡的食閣類似于社區食堂，通常建立在政府承建的組屋附近，價格實惠，如果單純爲了飽腹，5新幣（約26人民幣）就足夠。
新加坡食閣裏的食物價格實惠
燒鴨飯、海南雞飯……食閣裏的食物雖然大同小異，但對中國胃算得上友好，“已經不錯了”，南歸說：“我聽從歐美過來的同學都吃得十分開心。”
與工作綁定的簽證
身居異國他鄉，生活中的不確定性又多了幾重。
Charley在新加坡讀書時學的專業是人工智能，求職時轉向了算法方向。不久前，他拿到了互聯網大廠Shopee的offer，然而，還沒等到入職，裁員風波就來了。
他原本獲得的EP也隨之撤銷。
EP（Employment Pass）是新加坡政府給外國專業人員提供的最高級別工作簽證，要求持簽證者每月薪資不得低于5000新幣（約25650人民幣）。EP與工作直接挂鈎，簽證上會標注雇主的名字，一旦失去這份工作，EP就會被撤回。
EP是新加坡人力部給外國專業人員發放的准證，針對申請赴新加坡從事高層次管理或技術工作的人士，即國內的“金領”
Charley現在手上拿的臨時簽證只能讓他在新加坡待到11月30日，也就是說，他在這個時間點之前必須找到承諾提供簽證的工作，否則就只能離開。
新加坡缺乏專業技術人才，但是外國人想找到一份高薪且承諾提供EP的工作並不容易。Offer被毀約後，Charley找工作的過程也幾經周折，好不容易遇到不錯的工作崗位，對方公司卻表示無法提供EP。
而從明年9月起，新加坡將進一步嚴格對EP候選人的審核，除了滿足5000新幣的工資門檻之外，新加坡政府還將按照候選人的薪資、學曆、企業員工國籍多元化、本地員工數量四個維度進行打分，40分以上的候選人才有資格申請。
例如，如果申請人的月薪超過了90%的同行、同齡人，就能拿到20分，65%-90%之間的計10分，少于65%的則計0分。
總的來說，工資越高、畢業院校越優秀、企業員工國籍越多元，本地員工占比越大的雇員與雇主更有可能成功申請EP。這意味著，像Shopee這樣以華人員工爲主的公司，未來錄用中國人的難度會增大。
Shopee曾是東南亞發展最快的電商平台
那些帶著高學曆與技術來到新加坡的外國人，必須成爲“人中龍鳳”，才能留在當地工作。
相比之下，新加坡本地的年輕人就要輕松許多，Charley說，他曾經在面試時認識了一位新加坡人，過幾天再聯系他時，發現他已經迅速入職一家銀行，薪資相對來說沒有那麽高，但勝在工作穩定且前景光明。
想在新加坡獲得較好的發展，找到工作只是第一步，成爲永久居民（PR）才是大多數赴坡打工人的真正追求。
按照政策，只要手持EP簽證並工作滿6個月，就可以向新加坡移民局申請PR。南歸在滿足條件後，便立刻提交了申請，結果迅速被拒絕了。
在新加坡申請PR門檻不高，但整個審核過程就如黑箱，外面的人不知道怎麽樣才能真正夠到那個標准。
疫情期間，新加坡的人口一度大量流失，不過在宣布常態化後，又很快出現回流，根據新加坡官方發布的《2022年人口簡報》，截至今年6月，新加坡人口同比增長3.4%，其中永久居民人口增長6.3%。
“大家都來了，這裏不缺人。”南歸說。
新加坡中央商務區的行人
沒有拿到PR，意味著在新加坡的生活處處都是枷鎖，最大的問題仍然是房子。工簽持有者不能申請價格低廉的組屋，只能購買昂貴的私人公寓，還需支付一筆稅率高達34%的印花稅，而以永久居民身份買房，印花稅只需9%。
在這輪房地産漲潮中“入股”新加坡的外國富豪可能不在乎印花稅，他們看中的是新加坡的未來。
但對普通人來說，每一筆因身份而額外承擔的費用，都使得異鄉生活多了幾分苦澀。
Charley也想成爲永久居民，有這樣的想法，並不是說他已計劃好未來會一直生活在新加坡，他說：“拿到PR之後會有一條更廣闊的出路，讓我有更多希望。”
就像開礦一般，他們想爲自己的人生鑿出一塊過去不曾存在的空間，以獲得更多的機會，更好的福利，更大的選擇權。
劈成兩半的天花板
新加坡是全球最富有的國家之一，這裏鮮有絕對的貧困，但人與人之間難以彌合的差距依然存在。
“坐擁全球最多愛馬仕手袋”的新加坡名媛蔡欣穎與她的女兒蔡佳芸
適合新加坡的人會很喜歡這裏。今年剛去新加坡的一位投資機構合夥人發現，在新加坡的朋友比上海的還多，那裏的一切都像國內一樣舒適，他甚至還驚喜地吃到了人生中吃過最好吃的潮汕菜。
“新加坡政府爲人民辦事，尊重女性，法律規定不能性別歧視、年齡歧視，強調工作生活平衡，除了國家太小，其他都非常好。”Sandy對鹽財經說。她已在新加坡定居10年，通過打拼，擁有了一套屬于自己的房子。
而像南歸這樣近幾年才去新加坡的年輕人，在新加坡淘金熱的反襯下，想要在當地紮根的生存壓力又升了一大截。
“新加坡很無聊”，他說。
新加坡的國土面積大約只有深圳的三分之一，用一天時間就能步行穿越。剛來新加坡的時候，南歸加了一個徒步群，不過半年之後，這個群就安靜了下去，“大家已經把所有能玩的都玩過了”。
南歸是典型的互聯網技術精英，從北京大學畢業後，他在新加坡找到了人生中第一份工作。從他的朋友圈能夠看到，他在周末輾轉于人才濟濟的校友聚會，在周圍高樓聳立的金沙灣開帆船，今年上半年，他去了國外旅行，看到了伊斯坦布爾的貓和巴厘島日落時紅色的天空。無論怎樣，都不能說他在新加坡過得不好。
在新加坡金沙灣開帆船（照片爲采訪對象提供）
但他有自己的煩惱。
南歸在辦公室裏常與同事們聊起，他們很難在谷歌、Meta這樣的國際大公司謀得一階半職。
隨著外來人口增多，新加坡政府不得不平衡本國公民與外國人之間的關系，盡管全球三分之一的500強企業將它們的亞太總部設在了新加坡，但它們仍偏向于聘用本地人。
許多國際大公司選擇將它們的亞太總部設在新加坡
盡管只是第一份工作，但南歸覺得自己似乎已經走到了職業發展的天花板，目前爲止，他還沒找到一條向上的路。
有很多東西是容易得到的，但也有另一些“天花板”遙不可及。
在新加坡，只有11%的人擁有私家車，擁有一輛汽車的成本極其昂貴，即便是最便宜的車型，每月的開銷也在2000新幣（約10260人民幣）以上，並且只有十年的使用權。
私家車的擁有權，超過了物理上的含義，成爲個人財富與社會地位的象征。整日車水馬龍的大街上，有一道無形的牆，隔開了坐在汽車裏的人和乘坐公共交通的人，他們是泾渭分明的兩類人。
更多人被隔在天花板的另一邊。
Charley說，新加坡有一個名詞叫“外勞”，形容那些做著低技術工種的外籍勞工，他們從事的往往是本地人不願做的工作，比如建築工人、流水線工人或家政人員。外勞主要來自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印度，還有中國。
大多數外勞居住在簡陋的勞工宿舍，2020年，被隔離在宿舍裏的外勞成爲了新加坡感染新冠病毒的最主要人群。
勞工宿舍條件簡陋
在Charley所在的中國留學生圈子裏，幾乎看不見“外勞”。不過一次請人裝修時，他遇到過一位，對方告訴他，平常吃一頓飯，3新幣（約15人民幣）就夠了。他還遇到過一位從馬來西亞來的理發小妹，每個月能掙3000新幣（約15390人民幣）。
新加坡是亞洲國家裏罕見的文化熔爐，人們的膚色、口音多種多樣，也隱隱標志著各自的身份。Charley說，一次他坐在出租上與司機攀談，司機對他說，你不像新加坡人，也不像中國人。原因一是新加坡的年輕人一般不習慣和司機說話，二是他的英文說得很好。
沉默、內向，英文普遍說得不流暢，是華人在當地人心中的集體印象。
“大家來這裏都是賺錢的”，南歸說。除此之外，別的指望似乎不多，他想過，如果以後新加坡不好待了，就去歐美找找機會。
新加坡要起飛了，但他乘不上那陣風。
（應受訪人要求，文中名字皆爲化名）
注：按照11月15日彙率計算，1新幣=5.13 人民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