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岩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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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歲希望能做個簡單的人，看得清世間繁雜卻不在心中留下痕迹，保持足夠的平常心。
——李文亮
33歲生日留言“天快亮了，我要走了，帶著一張保證書，那是我此生唯一的行囊。
謝謝世間所有懂我憐我愛我的人，我知道你們都在黎明等候，等我越過山丘！可是，我太累了。
此生，我不想重于泰山，也不怕輕于鴻毛。我唯一的心願，就是希望冰雪消融之後，衆生依然熱愛大地，依然相信祖國。
等到春雷滾滾，如果有人還想紀念我，請給我立一個小小的墓碑吧！不必偉岸，只須證明我曾來過這個世界，有名有姓，無知無畏。
那麽，我的墓志銘只需一句：
他爲蒼生說過話。”
這段話，應該非李文亮醫生本人所寫，但絲毫不影響讓我們眼淚滂沱。
李文亮不過是抗疫一線的一個代表，爲什麽我們賦予他一個“吹哨人”的角色，一個“平民英雄”的稱謂？我想，是因爲李文亮用生命發出了一絲微光，讓我們看到某種希望。
願李文亮的犧牲，能悄然影響某種格局的改變。
中央電視台著名節目主持人白岩松的演講《我爲什麽要爲醫生說話？》，讓我們懂得，疫情是暫時的，大幕拉開才意味著光亮的未來，才可以告慰遠去的李文亮醫生。
我爲什麽要爲醫生說話？
第一個，因爲我跟醫生一樣都姓“白”。
第二個，我是衛生部的健康宣傳員，到現在已經十年了，昨天李斌主任又給了我一個證書，又給十年。
第三個，當然是最重要的，我過去是、現在是、將來更是一個患者，替醫生說話是因爲我還不傻。如果沒有一個好的醫患關系，表面上你罵兩句醫生，今天好像受委屈的是醫生，明天受委屈的就會是我們自己，傻嗎？
中國只有兩個職業是帶德的，一個教師，一個醫生。
爲什麽？
不複雜，你看其他職業，就用職業道德籠統的給算了，這兩個職業是單獨計算的，原因就在于，教師要負責人們的精神健康，而醫生要負責人們的肉體健康，其實還不止，教師的職責是教書育人，教書容易，育人難呐；醫生要肉體治療，還要有精神撫慰，肉體治療相對好評估，但是這個精神撫慰如何做呢？“德”字就在這精神撫慰和教書育人之間誕生了。
什麽是“醫德”？我覺得用任何理論解釋都是蒼白的，講兩個故事。
第一個故事，接近100年前，協和招生名額很少，其中一個考場在上海，福建的一個小女孩就是要當醫生，去了上海考試，最後一科考英文，協和對英文要求極高，她答了幾筆，考場裏面的一個女生暈倒了，擡出去，沒想到這個考生放棄了自己的考試，出去救助這個女生，等她救助完女生，考試已經結束了，她沒有任何怨言，明年再考吧，走了。但是監考的老師看到了這個過程，把這個過程寫給了協和，協和調看了她前幾科的成績，最後決定招她，因爲她擁有當一個好醫生沒法教的最重要的一個“德行”。
甯可犧牲自己，也要照料別人。這個福建女孩的名字叫——林巧稚，也就是郎主任的前輩，剛剛去世的嚴仁英，104歲，其實也是繼承者，她講了林大夫的一個細節，她說林大夫查房前，産科病房前由于病比較重，是哀嚎，是不安，是淒涼，但是林大夫來了之後，一邊治療一邊跟患者聊天，她說突然一瞬間，病房呈現出極其溫暖的安甯，我覺得，這就有超越技能的，需要我們思考的東西。
第二個故事，有一個大大夫叫華益慰，我在做感動中國的時候他是獲獎者，看他片子的時候我的眼淚嘩的就下來了，不是高超的醫術，而是一個小小的細節，打他當醫生開始，每天早上他要去查房之前，都要先把聽診器放在自己的肚子上焐熱，才進病房，他一輩子沒讓患者遭到過一次涼的聽診器。
再比如說我的一個很好的朋友，武警總醫院的急診中心主任王立祥，他給我講了他的一件事，說現在有很多的萬一最後變成了意外，出事了，一個孩子出現了緊急情況，送到了他們急救中心，王立祥剛要開始救，發現沒法救，孩子已經沒了，但是病房外爺爺奶奶姥姥姥爺爸爸媽媽全都在跪在那號啕痛哭，急啊，要救這孩子，王立祥覺得我如果現在立即就告訴他孩子沒得救了，可能會出事，要給爺爺奶奶姥姥姥爺爸爸媽媽一個接受的時間，他又給這個孩子做了一個多小時完全無用的治療，但是在這段時間裏有很多的大夫在外面勸爺爺奶奶姥姥姥爺爸爸媽媽給他們講很多事情，讓他們慢慢慢慢有一個緩沖地帶，一個多小時之後這個無效的治療結束了，但有效的治療了這個家庭，他們能夠慢慢接受。
這三個故事都與醫學的技能和治療本身無關，但是誰能說這不是一個更大的治療呢？
現在加拿大的總理叫特魯多，巧了，他是帥哥，天下粉絲很多，但是我認爲他再帥都不如100多年前那個去世的加拿大人帥，那個醫生也叫特魯多，因爲那個特魯多的偉大不僅僅在于他是人類第一個提煉出結核杆菌的，更重要的是在于他墓碑上的那三行字：“偶爾去治愈，經常去幫助，總是在撫慰”，這才是最重要的。
現在的醫生委屈很多，我在做著如此偉大的事情，爲什麽人們還罵我？
我替各位想了幾個原因：
第一個，人們對你的依賴大，期待就大，抱怨自然多。2015年，中國的門診人次77億，接近80億人次，想想看這80億人次的診療過程當中能不出問題嗎？千萬不要認爲中國有醫患關系，全世界都有，只不過呈現的方式不一樣。2016年應該已經破了80億人次了，未來可能還要增長，在如此大量的交往當中存在問題是正常的。
第二個，隨著科學技術的快速進步，人們産生了一種幻覺，認爲“醫學無所不能”。現代人對健康更在意，對死亡更恐懼，所以出了問題他就怨醫生。可是事實並不是如此，于是這種反差和矛盾使現在這種沖突變得更多，而不再像以前一樣心平氣和的接受事實。
另外要有一個警覺，雖然現在的大數據無所不在，但是對醫生的一個重要的挑戰就在于：你的挑戰永遠是動態的，大數據永遠不解決個體問題，因此你不管擁有了多偉大的數據，治了多少病人，新來的患者都是全新的。剛才我看到一篇報道，鍾南山院士和王辰跨境爲一個特殊的患者做會診，最後大家艱難的拿出一致的意見，你看哪一個個體能用大數據來解決？所以我們正在面臨一系列這樣的挑戰，挑戰很多。
社會上對醫德以及我們對自己的行業道德要求都極高，但我的觀點是：任何站在道德基礎上談論道德都是無效的。不能指望我們的醫生都是聖人之心，道德歸根到底是由外在的環境和制度決定的。如果環境和制度是糟糕的，好人也會變成壞人。
前些天北京醫改，我當天就做了節目，我其中說了一句話，從此我們可以對醫生産生更大的信任，因爲讓有些醫生變得不得不糟糕的環境正在松動和改變，現在取消藥品加成，我給這次北京醫改說了四個字叫“人漲物降”，與人有關的價格要上漲，與物有關的價格要下降，比如說機器檢測等等，中國的醫改必須加速，必須快速的行進才能把我們的醫生從道德的窘境之中解放出來。
哪一個行業都會有自己的敗家子，但我們現在的敗家子大比例是由環境和制度逼出來的，所以整個社會要去反思這個事情。
最後我覺得要去講一個和自己有關的故事，我在好多場合講過，今天還是想講一下，在70年代，40多年前，我家那個時候在中蘇邊境一個很小的城市，我父親總咯血，去天津出差的時候，我媽就說，辦完公事看個病，我爸辦完公事當天晚上要走，下午去天津醫院看病，結果醫生一看，癌症，1974年，但是他不好當面和我爸說，就說不行你必須要住院，我爸說怎麽可能！我晚上就要走。醫生說那不行，你這個必須得住院，需要詳細觀察，得治療等等。我爸拿出車票說你看我都買了今天晚上的車票回海拉爾，不可能！“不行不行，你必須留下，等主任回來，讓主任回來勸你”那醫生就去找主任了，我爸一看醫生去找主任了，撒腿就溜了。
晚上在天津火車站候車室裏正在候車，突然大喇叭裏傳來這樣的聲音“黑龍江來的***，請到門口有人找”，我爸以爲是天津的同事，結果到了門口看見一輛救護車，是下午見到的那個醫生，原來那個細心的醫生記住了我爸爸的車次，然後我爸就被送上了救護車，送到了醫院；雖然76年我父親去世了，醫生沒有治好我父親的病，但是他治療了一個家庭。89年當我大學畢業要回北京工作的頭一天晚上，我媽把這個故事完整的講給了我，到現在我都沒有細聊過，爲什麽我媽要把這個故事講給我，我猜想這裏有一種信任，有一種對社會的善良，有一種感恩，還有一種職業的熏陶。
我還會把這個故事繼續講給我的孩子們聽，我想有無數個醫生都會像那個醫生那麽做，但是我媽有一句話有點刺激，她說“如果現在的技術加上那個時候的醫生也許你爸的病可以治好。”我覺得我要修改成“如果現在制度與環境松綁之後，讓蒙在醫生身上的那些灰塵、那些扭曲都被剔除掉之後，再加上現在的技術，很多的患者都會得以治療。”更重要的是，好的醫生不僅僅是我給你治病，還要帶動患者一起參與到健康的流程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