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國家綜合實力顯著增強，今天中國老百姓獲取本土乃至全球資訊的渠道、速度得到極大拓展與提升。也正因為如此，有關邊界對峙的任何風吹草動（包括印度和西方媒體），都會在很短時間內成為坊間熱議的話題。由於信息傳播的扁平化、即時性，再加上媒體有意無意的「煽風點火」，人們就很容易產生出一種「對印軟弱妥協」的錯覺來。那麼，事實果真如此嗎？
實際上，相比上世紀60年代的2次邊界「清場」行動，此番中國對印外交鬥爭與軍事準備的反應之快、效率之高、力度之強，令人刮目相看。沒有對比就沒有差距，我們不妨梳理一下當年2次開戰前中方「文武並舉」的大致過程，然後再做判斷。
1959年5月13日，中國領導人指出「中印邊境是牽制方向，不是主要方向，但鬥爭形勢緊張，武裝衝突很難避免」。當時中央軍委的構想是「中印邊境鬥爭必須有長期經營、長期建設的思想。西線沒有大戰的話，小戰都由新疆和西藏軍區負責……10年、20年內發生戰爭都應由新疆、西藏（兩軍區）應付。」從現有資料來看，此舉堪為1962年對印軍事鬥爭準備之肇始，但總體來說中方行動還比較克制，全面反擊決心尚未下定。
從1959年中印邊境危機發生到1962年10月17日決定對印反擊，中方戰備時間長達三四年之久，正如中國領導人所言「（印度）整了我們3年」「從1959年開始……4個年頭了，我們才還手」。這期間，中央軍委指導新疆和西藏軍區抓緊時間做好戰備工作。1960年12月初，中央軍委下達「加強南疆、阿里邊防」的命令，在邊界西段邊防哨卡適當增加兵力，加緊修建工事，保持通信聯絡暢通，並在我方一側增設必要據點。
1962年2月，中央軍委判斷，當面印軍正準備採取行動，因此指示前方部隊貫徹「準備打一仗，將其全部殲滅在我國境內縱深」「打不打和什麼時候打，權力在北京」，以及「（我方哨卡和陣地）本側30公里以內無軍委、總參命令不開槍」的命令。別看仍堅持「不開第一槍」的原則，但種種跡象表明，此時中方已打算對印動手。
1962年3月4日，即對印實施反擊的7個多月前，中央軍委3總部致電新疆和西藏軍區，要求後者加快解決中印邊防建設中存在的若干「軟肋」，特別是詳盡提出有關運輸車輛、工事、通信聯絡、編制和幹部配備、機動力量、官兵生產生活、翻譯等諸多戰備保障問題。以這份電令為標誌，中方軍事部署明顯加快，戰爭機器開始高速運轉。
5月下旬，總參領導又向兩軍區提出6月底以前必須完成的各項準備，包括調整部隊、新建據點、修築工事、搞好物資供應（一線部隊儲備3個月，二線儲備2個月）、搞好通信聯絡、加強防空火力兵力配備及戰場建設，並要求西藏軍區迅速制定「小、中、大」3套反擊方案上報中央軍委。
1962年5月31日，中央軍委再次指示新疆軍區做好戰鬥準備，尤其是阿里方向要儲備半年的糧食。新疆軍區迅速落實上述指示，建立了後勤保障機構，向阿里運送軍用物資數千噸，包括幾百萬斤糧食，確保各哨卡備足半年物資，機動部隊備足幾個月的物資。
1962年6月9日，我軍以新疆步兵4師師部為基礎組成康西瓦前線指揮部，負責西段防務，下轄邊防部隊2團、4團、6團、7團、阿里支隊、葉城基地、野戰醫院，以及4師、騎兵3團和從內地調來的工兵109團、124團、273醫院、汽車36團、蘭州軍區空軍和田指揮部（含山上雷達團）等。
截至1962年10月，我軍在西段一線已設卡39處，總兵力達到6300人，一二線部隊規模基本上「四六開」。各哨卡配備2部電台，主哨卡可與北京直接聯絡，一般哨卡均儲備4個月以上物資，需原地過冬的哨卡則儲備9個月以上物資。
與此同時，西藏軍區在錯那、隆子、察隅等地囤積各種物資445噸，在山南方向儲備可供1個師40天的主副食、2個基數的彈藥和柴草、馬料、酥油、糌粑及修路材料、工具等，還準備了運送和保障1個師作戰的汽車、民工和牲畜，並開通了從錯那宗經過棒山口直通達旺的公路。6月11日，西藏軍區前進指揮部（代號藏字419部隊）成立，下轄3個團、約8000人。
1962年10月14日，新的西藏軍區前指成立，中央軍委下令130師從四川入藏，134師待命入藏。而此時，距離我軍發起對印反擊只剩下3天時間。
1967年對印反擊無論用兵規模還是持續時間，都比1962年遜色不少，但「文攻武鬥」的準備工作，中方卻是一點也沒馬虎，戰備行動同樣長達4年之久。
據不完全統計，從1963至1967年，駐守邊界東段的西藏軍區邊防某師在一線修築哨卡、碉堡（含暗堡、地堡）33個，指揮所、觀察所8個，救護所2個，掩蔽部28個，彈藥庫45個，炮兵陣地44處，防炮洞196個，各種步兵工事1154個，塹壕、交通壕6880米，坑道556米，架設鐵絲網530米、電話線路350公里，埋設雷區25處，修復和新建公路近900公里、騾馬道70公里，架橋15座，修隧洞32個，蓋營房91幢，修建對敵廣播站3個。
此外，1965年9月至年底，為支援、配合巴基斯坦對印防禦，震懾印軍，西藏軍區某師遵照中央軍委命令，在中印邊界實施了2次較大規模戰略佯動。
第一次從1965年9月12日開始，某師31團奉軍區命令，配屬炮兵308團85毫米加農炮營、亞東獨立營、軍區警衛營3連、師噴火連1個排、有線連（負責野外架線的通信兵）1個排，在邊界錫金段亞東方向執行平毀印軍入侵工事和修築戰備公路等任務。
該團在乃堆拉、卓拉等6個山口對印軍入侵工事進行抵近偵察和測繪，組織部隊掩護中方記者和攝影師拍照，還活捉了3名越境印軍，繳獲步槍3支、子彈230發、手榴彈4枚，為國家對印外交鬥爭拿到了人證、物證。鑒於我軍強大壓力，印軍被迫主動撤離並平毀部分工事。
第二次從1965年11月14日6時開始，某師31團分2批向亞東開進，33團於15日分6批向帕里、告烏開進，32團於19日分3批向山南地區開進。這次行動歷時43天，全師共出動3個步兵團、1個高炮營、3個特種兵排，共計約7000人，由於此番中方佯動規模較大，印度高層十分驚恐，急忙從印巴前線調回大量兵力，從而大大減輕了巴方正面壓力。
還是在1965年，西藏軍區成立亞東地區指揮部，此舉標誌著新一輪對印反擊的軍事準備正式啟動。1966年7月，為提高後勤自給能力，西藏軍區發出「一江三河墾荒10萬畝」的號召，所轄各部隊隨即投入「一手拿槍，一手拿鎬」的大生產運動。1967年4月，某師原駐甘肅武威的炮兵團進藏歸建，顯著增強了東段我軍壓制火力。
再說這2次對印反擊前的外交行動，真可謂「苦口婆心，仁至義盡」，但有一條，道理講完了印軍要是還耍賴甚至玩橫的，那就莫怪中方不客氣了。
在梳理現有資料後可以發現，從1959年10月20日至1962年10月13日（即對印反擊前4天），中方共向印度政府至少遞交過22次外交照會和備忘錄，語氣和用詞（俗稱「外交黑話」）和接洽頻次也是逐漸加重、加快。
1959年10月20日，中國外交部約見印度駐華大使（請注意此時雙方還保持大使級外交關係），對印軍越界挑釁提出抗議。26日，中國外交部向印度使館發去長達1.8萬字的照會，強調「願意以心平氣和、對人公平、對己公平」的態度與印方討論邊界問題，並希望「這個基礎上鞏固和發展兩國人民在共同事業中的偉大友誼」。
但是到了1961年，中方說話就不太客氣了。這一年，中方對印外交照會也是2次，分別為8月21日和11月2日，用詞已變成了「嚴重侵犯」「嚴重事例」「嚴重抗議」「嚴重後果」。不過，中方還是給印度留了些面子，表示對於印軍挑釁行為，中國政府「懷著十分不安的心情」，要求「印度趕緊撤軍和採取有效措施，防止類似事件再度發生」。
而從1962年初開始，中方的對印外交照會發布頻次猛增，尤其從當年4月開始，更是達到了差不多每10天就發1份照會的「超高密度」。至於用詞和語氣，起初還是「強烈抗議」「嚴重抗議」，但4月30日給印度使館的照會中卻突然變成「最強烈抗議」，並直言印軍若繼續挑釁，中方「將不得不被迫實行自衛」。
似乎是為了把握對印外交鬥爭的火候，從1962年5月11日至6月28日，中方發出的4份外交照會又變回了「強烈或嚴重抗議」。但很遺憾，印度政府要麼是裝傻，要麼是真傻，反正就是沒聽出中方的「弦外之音」。
於是，1962年7月8日，中國外交部召見印度駐華臨時代辦（請注意雙方外交級別已降格），向其傳達「最強烈的抗議」，再次指出「印度軍隊堅持入侵和挑釁，則由此產生的一切後果必須由印度方面承擔責任」。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印度政府應該懸崖勒馬》的社論。
2次「最強烈抗議」過後，中方又一次降低調門，從1962年7月10日至21日，中方發出的3次對印外交照會仍為「嚴重或強烈抗議」。這期間，《人民日報》刊發社論《印度當局不要打錯算盤》，新華社也發表了「印軍攻擊中國新疆某哨所是蓄意軍事挑釁」的報道。儘管中方一再勸誡尼赫魯不要「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但後者依然置若罔聞。
既然對手一意孤行，中方遂於1962年9月21日發出「最嚴重、最強烈的抗議」。9月22日，《人民日報》那篇著名社論《是可忍，孰不可忍》發表，結尾就是「勿謂言之不預也」。這篇不啻於「最後通牒」的戰鬥檄文發出時，距離中央軍委下達對印反擊命令只剩下20多天時間，中國軍隊已箭在弦上。
然而，中方並沒有因此放棄最後的和平努力，當對印反擊已進入10天倒計時階段，中國外交部仍在1962年10月6日、11日和13日，連續向印度政府發出「最強烈最嚴重抗議」，在開打前最後一次告誡印方「中國邊防部隊必將予以堅決還擊」。
有意思的是，從對印反擊戰打響到1962年底，中方針對印軍炮擊、迫害華僑及駁斥印方汙衊，起碼還有5次「最強烈或最嚴重抗議」。而印方雖仍「肉爛嘴不爛」，但囂張氣焰已蕩然無存。
至於1967年對印反擊前，中方的外交抗議也有近4年時間。從1963年1月10日開始，到1967年1月16日，中方先後發給印度駐華大使館（雙方外交級別基本恢復正常）13份照會，措辭都是「嚴重或強烈抗議」。
但在1967年9月11日，即中方發起對印反擊當天，中國外交部的照會用語就變成了「最緊急、最嚴重的抗議」，其中「懸崖勒馬」「（中方）必將給予毀滅性打擊」等激烈措辭也出現了。第二天，中方再次照會印方提出「最緊急、最嚴重的強烈抗議」。
過了2天，1967年9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印度反動派又錯打了算盤》，此文與1962年7月21日該報發表的《印度當局不要打錯算盤》相映成趣，等於給印度政府「提個醒」。這之後，中方針對印軍在乃堆拉挑釁的抗議一直持續到1969年。
相比以往動輒三四年的「漫長」外交抗議和戰備過程，今天的中國只用1個多月時間就雙管齊下、文武兼具，基本完成了對印外交和軍事鬥爭準備，這還不足以說明中國的「內功」深厚與實力強大嗎？2個核大國掰腕子，最終比拼的註定是常規軍力與綜合國力，假如現在的印度高層還抱著55年前尼赫魯式的對華輕視與冒險心理不放，只能說他們太健忘、太眼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