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所有穆斯林女性的一生中，無可避免地需面對無數次，來自穆斯林或非穆斯林的追問，關於頭巾 (馬來文稱Hijab或Tudung)的種種問題。除去頭巾在某些社會情境中，可以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方式。但是，換了另一個情境，自我保護的策略，卻有可能是戴上頭巾，才能免除周圍親友或陌生人追問和責難的方法。
遺憾的是，在我們現今的社會，戴與不戴頭巾在不同的族群中的討論是非常單一的，忽視了頭巾往往不只是頭巾，還牽扯著國家、宗教、性別、族群、身份、空間、認同等千絲萬縷的問題。唯有去理解一名女穆斯林戴與不戴頭巾的理由後，我們才能不以虔誠或不虔誠的簡單分類看待，讓穆斯林女性在對待自身的選擇上獲得尊重。
太陽出版社(Matahari)上個月剛出版《頭巾文選》(The Tudung Anthology)，共收錄了22篇的女性書寫。這些女性並非全是穆斯林，來自不同種族和社會背景。有的是建築專業的設計雜誌的記者，有的是愛在家裡種植蘑菇的老師，或者小學老師、前大學教授、全職母親、醫生作家、兼職或全職文字工作者等，寫出她們各自與頭巾的故事。
幾乎所有穆斯林女性的一生中，無可避免地需面對無數次來自各方的追問關於頭巾的種種問題。《頭巾文選》(The Tudung Anthology)一共收錄22篇的女性書寫，她們來自不同種族和社會背景。
留日四年同學初拒同座
《頭巾文選》編輯阿扎莉亞(Azalia Zaharuddin）原本一心想到英語系國家，修讀英語或新聞專業的她，機緣巧合之下在日本香川大學，與櫻花和日語相伴四年。
自小在學校習慣獨處的她，從一個穆斯林為大宗的國家，隻身飛到日本東北部瀨戶內海沿岸的一個小縣市，一個語言和膚色更單一均質的社會，成為香川大學教育系唯一的馬來西亞學生。戴頭巾的她，比起其他留日的馬來男同學更易受到旁人眼光的注目。
文化和語言的差異讓原本愛發問、口齒伶俐的她處於弱勢，常常無法自在地參與課堂討論。最令她難受的是，日本同學儘管禮貌親切，但是沒有任何人願意坐在她身旁的座位。她在《家書文選》(Letters to Home)中的「Sakuras are Beautiful, but Nasi Lemak is Better」，如此寫道：
「剛開課兩周。他們說得對，適應陌生環境是困難的。有時候，我根本不知道sensei（日語，老師的意思）到底在說什麼。看來兩年的基礎日語仍嫌不足，我只能呆坐在那裡，看似自信地點頭示意。我甚至開始習慣接受沒有人願意坐在我身旁的事實，除非那是班上剩下的唯一座位。有的人甚至寧可站在課室後端，也不願意坐在我身邊。」
受訪那天，她剛好禁食，未點任何飲料。落地玻璃窗外的陽光透進書店裡，天氣大好，與她憶述這段回憶的內容形成強烈的對比。或許書寫本身已釋放她那種無奈的情緒，所以她的語氣要麼爽朗要麼平穩，沒有一絲難過。
「他們知道我跟其他人不一樣，沒有任何同學願意坐在我身旁。我大受打擊，開始煩惱到底要怎麼辦，尤其你遇到一些議題想找人討論的時候。於是，我強迫自己要問很多問題。我知道如果我繼續沉默，不能改變什麼。」
那段適應和學習成為顯著少數的艱難和孤獨的過程可想而知，但是她能理解這種對外國人的排外並非日本專有，況且日本社會也並非人全然的不友善。雖然她是該系唯一的穆斯林學生，但是大學還是很關注設立祈禱室的問題。
「系上偶爾有些印尼穆斯林同學，但都是短學期的學生，幾個月後就會離開，只有我是四年的大學部學生。我的宿舍離學校很近，我其實可以回去宿舍祈禱就好，但是他們還是很友善，堅持要給我找個祈禱的空間。」
頭巾作為標記：誰比較穆斯林？
阿扎莉亞用流利的英語，偶爾摻伴著馬來語描述，提到《頭巾文選》其中一篇「未竟穆斯林」(Belum Muslim)也有類似的情節。
華盛頓大學東南亞系碩士畢業的Alina Burner筆下的「未竟穆斯林」，其故事背景是發生在西方社會。主人翁安娜是一個剛信奉伊斯蘭教的白人大學生，正努力學習如何當一個穆斯林，同時在祈禱以外的時間做回原來的自己。她每天花一兩個小時透過Youtube視頻學習戴頭巾，同時學著適應旁人各種凝視；也會義正言辭地糾正想到阿富汗當兵的男性，布卡(Burqa)不是戴在頭頂上的頭巾，而是一種罩袍。
不諳阿拉伯語的她，拿著阿拉伯語和英語雙語版的可蘭經，到祈禱室進行禮拜五膜拜。幾個女生從祈禱室走出來時，有個身穿天藍色上班套裝的女性站在門口，表明準備考社工執照，因此想訪問一些穆斯林關於伊斯蘭的議題，並直接問安娜：「我可以訪問你嗎？」
安娜頓感錯愕，她身旁的兩位工程系的朋友自出生就是穆斯林，她不過是才踏進祈禱室幾次的菜鳥，卻被相中為訪問的對象。關鍵在於她們的外在裝扮，決定了誰看起來比較穆斯林。安娜身穿黑袍、頭戴偌大頭巾；她的朋友只穿簡單的運動衫和圍巾，配搭牛仔褲。對方問了一連串問題，為什麼男女分開祈禱、伊斯蘭如何對待女性、作為穆斯林女性的經驗等，安娜當下心慌地以趕時間為由，丟下兩個朋友落跑。
作為穆斯林女性，基於宗教信仰，需身穿頭巾和黑袍。那可以是履行宗教義務的表達方式之一，也可成為身份認同建立的來源，同時卻成為西方社會的「異類」，經常需要適應和抵抗來自外在的怪異目光和偏見，嚴重時甚至會引起社會輿論的撻伐，或是推動落實打壓少數穆斯林的政策。
頭巾可以是一種爭議的來源，也可以是一種保護罩，它成為穆斯林女性身體的重要元素，亦是自我身份認同形塑需加以對話的對象。
責難與刺青：只是穆斯林的問題？
Raja Ummi Nadrah在「揭開面紗」(Unveiled)的故事中，提到一個在本地國際伊斯蘭大學就讀的女生。她每次搭巴士時，為了避開眾人目光，總是習慣坐在巴士的最後一排，方便在她快到站的最後十分鐘，無視巴士司機從倒後鏡映射不同意的眼神，迅速地開始從書包拿出黑袍(abaya)和一公尺長的頭巾利落穿上。
有次卻被同站下車、不相熟的學弟，以「我是你在伊斯蘭里的弟兄」為由，認為他有義務給予勸告，質問她為何不遮掩並勸她要有羞恥心，而引發兩人的爭論。當中不是只有如何詮釋宗教的問題，還有非穆斯林一樣也會面對的性別不對等的權力關係。
所以，「頭巾」只是穆斯林，或穆斯林女性才會遇到的「問題」麼？
不同族群社會對刺青都有一種既定觀點，只是背後支撐的理據各有不同。
「刺青與頭巾」，出自小學老師Shaf Ghani之筆，說的一個女人成為妻子、媽媽以後，每逢出門就會身穿全套的馬來傳統服裝和頭巾，除了是為了迴避周圍目光和家婆的質問，也是為了遮掩自她年輕時就已烙印在左掌附近的「Freedom」 刺青。雖然她心裡不明白，為何人們認為印度手繪(henna art)是一門藝術，但是墨印刺進皮膚里的刺青就是對信仰的一種冒犯。
關於一塊布的書
推介禮前兩週，她開始變得非常擔憂。網絡上突然流傳很多關於頭巾的激烈辯論，她很擔心人們會單看這本書名，直接判斷它是一本關於宗教的書。
阿扎莉亞在介紹文中，開場就先表明立場：「這不是一本宗教書籍。無論如何，這是一本關於一塊布的書籍，以及它如何能夠用自己的方式編織入人們的心裡，並引起各層次且不同的連鎖反應。」
她表示，「我在推介禮也提到，你會明白她們戴/不戴頭巾背後的故事。這不是關於容忍的問題，這跟互相理解不同，互相理解是你知道她為什麼要那麼做。當你理解她的理由和行為後，你才不會評價她是一個不那麼穆斯林，或標准虔誠穆斯林的簡單分類。」
「這些書寫的女性，包括任何一個穆斯林女性，她們都在自我追尋的旅途上，需要被理解和尊重。 」
可是，她認為當前討論的困難在於，當有人提出疑問時，有人會在沒有給予任何理由的情況下，把問題壓抑下來，而難以促成真正的理解。
她今天頭戴赤黑色頭巾，左側的頭巾上穿過一支深粉紅的大頭針，簡單卻顯眼。年紀輕輕的她，說話很有條理，補充：
「它不只是談論頭巾，也不是要討論對錯的問題，而是創造一個互相理解的空間和基礎。」
她說，關於頭巾的討論，總是出現兩種極端的看法：一種看法是一見戴頭巾的穆斯林女性，就認為她們是受到壓迫、亟需被解放的女性；另一種看法則是認為，穿戴頭巾是身為穆斯林女性的不可鬆懈的責任。
除去頭巾在某些社會情境中，可以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方式。但是，換了另一個情境，自我保護的策略，卻有可能是戴上頭巾，才能免除周圍親友或陌生人追問和責難的方法。
女人非「大寫」：敞開心懷聆聽她們的聲音
在過去數個月編輯此書的過程，六十歲的母親也一直陪伴在旁。 阿扎莉亞笑說，母親有時也會因自己的宗教觀點和立場而對文章提出批評。她語氣忽然嚴肅起來，「這也是我希望避免的。我不希望這本書變成人們互相攻擊的武器，最終使女性受到折磨。」
「我們需要敞開心懷來閱讀，明白她們為什麼做那樣的決定。我們都可以輕易地批評別人戴/不戴頭巾，但是當你閱讀她們的文章時，你能夠理解她們曾經經歷過哪些事。」
最令阿扎莉亞感到難過的是，女性之間也會互相指責，「當女人也不幫助另一個女人解圍，為另一個女人辯護不戴頭巾是她的自由時，這個討論就會變得困難。」
這說明了女人並非英文大寫的女人「Woman」，內部均質單一，而是充滿差異異質的小寫「woman」，會受到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家庭背景、社會階級、職業類別等因素而出現分歧。
關於為何是女性書寫的問題，她說，「我最基本的回答是，男性對於女性的品頭論足真的已經夠多了。」
「女性的身體和服裝打扮經常成為男性評論的話題，例如你的裙子太短諸如此類的。我不是要批評什麼，如果我們在討論頭巾的時候，還要邀請男性來跟女性說他們的看法，你會覺得……既然這是女性親身經歷的事情，就讓她們說她們想說的。」
在這些女性書寫中，無論是真實個人經驗或是虛構的原創故事，散文或詩歌，更複雜貼實地表達了穆斯林女性在不同社會情境中的處境。她們戴/不戴頭巾的原因多樣，也會因為外在所引起的一連串反應，以及身在其中的各種複雜感受，影響她們在不同情況底下採取不同的回應，或順應或抵抗。
無法將她們的態度或立場簡易歸類——她們是虔誠的穆斯林，或她們是受到壓迫的一群，正是閱讀這些文選的珍貴之處，也是阿扎莉亞不斷強調出版此書的最大用意。她們與頭巾之間的互動經歷，是一個伴隨著個人身份成長，而持續不斷的漫長過程，包括各種疑惑、焦慮、憤怒、快樂和認同形成本身，端看那個社會是否允許公開開明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