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一份關于教育的國際調查報告出爐了。
毫無意外的,我國這個“國際教育高材生”在許多方面都取得比往年更佳的成績,但是在兩方面的表現卻差強人意。
這份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昨天發布的 “教育公平性:打破社會流動障礙”報告,分析了72個國家和經濟體中的54萬名15歲學生,2015年的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和成人技能評估(PIAAC)成績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新加坡社會經濟條件最底層的25%的弱勢學生(disadvantaged students)當中,有46%就讀于本地收生成績最底層25%的學校(disadvantaged schools),名副其實的“弱上加弱”(double disadvantaged)。
何謂“弱上加弱”?
在2009年的同一份調查中,我國只有41%的弱勢學生就讀于本地收生成績最底層25%的學校。經合組織的平均值則是48%。換句話說,和2009年相比,我國在這方面的成績看似變差了,但與經合組織平均值相比,問題還不算過于嚴峻。
報告用“弱上加弱”,來形容上述家庭經濟條件較爲貧窮的弱勢學生的處境,主要是因爲在經合組織看來,全球收生成績最底層25%的學校,在各方面的資源,無論是師資或者財務狀況,都比較局限。因此該組織建議我國應避免將弱勢學生集中于幾所學校就讀,而是通過改變收生標准,將這些學生分散到其他學校,減低社會階級進一步分化的風險。
社經地位低的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也變低
經合組織的最新報告也觀察到,這些家庭背景較差的新加坡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也減低了。
在社經地位高的學生群當中,有80%對學校有歸屬感,但是社經地位低的弱勢學生當中,只有70%對學校産生歸屬感,差距爲10個百分點。有趣的是,報告還發現,歸屬感與成績表現似乎是直接挂鈎的。成績好的弱勢學生,會比成績差的弱勢學生,對學校更有歸屬感。
在2012年的同一份調查報告中,社經地位高的新加坡學生,有將近82%對學校有歸屬感,社經地位低的弱勢學生當中,有81%對學校産生歸屬感,差距只不過1個百分點。時隔三年,差距卻擴大至10個百分點,確實令人擔憂。
在經合組織的其他國家和地區當中,這個歸屬感的差距約爲8個百分點(77%對比69%)。
在這份最新的調查報告中,世上只有6個國家,在學校歸屬感這方面的差距擴大了。這6個國家是新加坡、澳大利亞、巴西、新西蘭、斯洛伐克共和國以及瑞典。保加利亞、日本、荷蘭和葡萄牙這四個國家則在學校歸屬感方面,成功縮小了高低社經地位學生之間的差距。
不是說,每所學校都是好學校嗎?
有網民看到上述調查數據後指出,李顯龍總理最近針對世界銀行的“人力資本指數”排行榜成績做出回應時,曾在《聯合早報》言論版發表了一篇題爲《重視人力資本是新加坡成功之道》的文章。裏面有這麽一句話:
“我們的口號是‘每所學校都是好學校’。這並不意味著所有的學校都一樣,或擁有相同背景的學生。但每一所學校都能爲學生提供良好的教育,也擁有能以自己的方式做好教學工作的優秀師資和資源。”
按總理這麽說,在我國,即使是收生成績最底層25%的學校,也應該“擁有能以自己的方式做好教學工作的優秀師資和資源”,不至于差到哪裏去。顯然的,經合組織的報告並不這麽認爲。
教育部:新加坡每一所學校都資源充足
教育部規劃司統籌司長丘曉晴昨天在記者會上也澄清說,經合組織用了“disadvantaged schools”這個詞彙有誤導讀者的意味,讓人感覺那樣的學校並沒有足夠資源來照顧弱勢學生的學習需求。“可是就新加坡的情況而言,按國際標准來看,新加坡的每一所學校其實都是資源充足的。”
丘曉晴還說,本地即使是最底層25%的“disadvantaged schools”,在硬件上也絲毫不比其他學校差,所以弱勢學生在這方面並不落于人後。此外,教育部也有爲這些學校提供支援,推出更多強化讀寫能力和計算能力的課程來幫助那些學習進度較慢的學生,同時爲較貧困的學生提供各種經濟援助。
另外,教育部也一直不斷地檢討收生標准,確保沒有一所學校會變成封閉的圈子,而是讓學生有機會與不同背景的同學一起交流學習。例如,教育部自2014年就開始規定每所小學都必須保留40個入學名額來錄取那些家庭背景上與學校沒有任何關聯的學生。
從明年起,那些有附屬小學的中學,也必須騰出五分之一的入學名額,讓來自其他小學的學生也有機會報讀。
成績好的變得更好,差的更差?
另一個新加坡表現差強人意的方面,則是本地弱勢學生的成績,和本地成績最頂尖的25%的學生相比,落差比其他經合組織成員國都來得大,每10名弱勢學生當中,只有一人能夠在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的科學科目考到頂尖25%的成績(高于631分)。
對此,丘曉晴解釋說,這主要是因爲新加坡頂尖學生的成績考得太好了,讓成績差的學生必須跨過更高的門檻,才能取得同樣的成績。反觀芬蘭,只要考獲高于599分就屬于頂尖25%的成績。按芬蘭的標准,我國至少有17%的“弱勢”學生的成績都能擠入前25%。
如果與經合組織的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那我國弱勢學生在科學、數學和閱讀方面的表現就更爲傲人了,在全世界排名第三,僅次于澳門(第二)和香港(榜首),有超過半數的低社經地位學生,都能考到頂尖25%的成績,要比經合組織的平均值(30%)高出許多。這是典型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據《聯合早報》報道,在研究教育經濟學的新加坡國立大學講師佘教鍾博士看來,本地弱勢學生占全國成績最頂尖學生的比率相對低的現象,確實令人擔憂。
“這顯示在很大程度上,本地孩子的學習表現取決于他的經濟條件。有鑒于學術成績會影響未來的教育和職業選項,我們務必要盡力協助弱勢學生迎頭趕上。”
佘教鍾博士建議,或許可以考慮減少班級人數,讓教師能更有效地幫助弱勢學生。
網民也同意這點。按理說,弱勢學生更需要小班授課,但我國卻恰恰相反,成績優秀的學生才有機會進行小班授課。
那新加坡在哪方面表現出色呢?
最卓越的表現,就是在年齡26歲及以上的新加坡人當中,有將近六成的教育程度比父母來得高,這比經合組織成員國平均約四成的教育程度呈向上流動的比率要來得高。換句話說,那些父母沒受過高等教育(理工學院或大學)的子女當中,有近六成的教育程度都能超越父母,證明新加坡教育體制的完善。
其實不需要報告來告訴我們:階級分化、社會不平等現象確實存在
經合組織的數據,似乎與最近亞洲新聞台的節目《不分階級》(Regardless of class)所播出的對話不謀而合。
節目中,幾名年齡相仿、處于不同教育源流與發展途徑的學生,受邀與通訊及新聞部兼交通部高級政務部長普傑立醫生討論階級問題,結果顯示了學生對不同社會階級的人都擁有根深蒂固的偏見,搞得普通源流學生相當沮喪。節目播出後,在網上掀起熱議,網民紛紛批評政府是造成社會不平等的罪魁禍首。
社經地位高,家庭背景較富裕的學生,在教育起跑線上的起點自然比社經地位低的學生來得高。他們的經濟條件允許他們擁有更多學習資源,也能夠負擔各種課外補習以及修讀志趣課程的費用。學習成績好,也是一種必然。
無論我們接受與否,階級分化、社會不平等的現象都是真實存在的,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正在逐步擴大。
我們其實不需要一份國際報告來提醒我們這個大家早已心知肚明的現實情況。只不過現在書面“證據”越來越多,官方想自圓其說,就更難了。
總理夫人何晶在面簿上也爲這則新聞點贊了,或許很快就能看到一些變化也說不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