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前被敢怒敢言的前國會議員殷吉星（Inderjit Singh）稱爲“愛著新加坡的批評者”（loving critics）。
新加坡政論作者、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教授契連·喬治（Cherian George）曾經形容他爲親體制的“良知”，即便提出異見，也能落在人民行動黨的“舒適區”內被包容。
榮譽國務資政吳作棟昨晚在面簿發文悼念時，稱他爲：新加坡的經濟沙皇。
三人口中說的他都是同一個人，就是將半生（40年）都獻給公共服務的前高級公務員嚴崇濤。他過去四年半與病魔抗爭，于昨早（8月20日）辭世，享年83歲。
過去24小時，不少現任與前任部長都發文追悼這名深受愛戴的金牌級公務員。李顯龍總理今天傍晚6點多在面簿上悼念嚴崇濤時，形容他是“我國建國那代的一名多才多藝優秀出色的公務員”。對于他的逝世，總理感到極度悲傷（deeply saddened）。
總理說，嚴崇濤無論是智商、同理心、或者直言不諱的態度，在同輩中脫穎而出。40多年來，他在不同政府部門服務時，表現十分卓越，33歲就被擢升爲新加坡最年輕的常任秘書。
“我有幸在貿工部與他在工作上緊密接觸，當時我是政務部長，他是常任秘書。身爲一名年輕的政治職務擔任者，我從他豐富的經驗和睿智的建議中獲益良多。我在1985年擔任經濟委員會主席時，他是其中一名委員，建議了許多政策來幫助新加坡渡過獨立以來的第一次重大經濟蕭條。他的建議令我們的報告如虎添翼。”
總理補充說，嚴崇濤任職于建屋發展局時提出的預購組屋計劃和電梯翻新計劃，不但經得住時間的考驗，建屋局至今依然持續開展這些計劃。最後，他向嚴崇濤夫人與家人致以最深切的哀悼。
“嚴崇濤雖然離開了我們，他的精神遺産將持續下去，而且他的貢獻將觸動未來好幾代新加坡人的生活。”
嚴崇濤曾擔任財政部、貿工部、國家發展部和總理公署等多個政府部門的常秘，前後長達29年。他也曾擔任經濟發展局、星展銀行（前新加坡發展銀行）、中央公積金局、建屋發展局等多個機構的主席。
晚年敢怒敢言掀風波
嚴崇濤晚年最讓人津津樂道的，就是他退休後，針對新加坡政府、人民行動黨、公務員體制以及部長薪金制的敢怒敢言。
嚴崇濤在1999年退休後就開始寫書。2008年出版《新加坡發展的經驗與教訓——一位老常任秘書的回顧和反思》，2010年出版《新加坡成功故事的動力：嚴崇濤之見》。
他在第一本書中曾批評政府部門的擢升制度過于機械化。
“如今你工作五年，就可當上助理秘書，十年就可當上常任秘書。在我看來，這樣提拔人才非常消極，而且過于機械化。也許在軍隊裏管用，但在其他部門，這不是個積極的做法。我們不應該擔心有太多的人才不知如何安排，而是應該擔心人才不足。”
2003年，他接受《海峽時報》專訪時，則批評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的最大憂慮在于“我們正啓動自動導航系統在飛行”。
記者問他這是什麽意思時，嚴崇濤解釋說：
“新加坡一些精英分子慢慢開始以「新加坡品牌」感到驕傲自滿了 。一些公務員的表現就好像得到了皇帝授權一樣肆無忌憚。我們都自以爲是小李光耀。”
“我們的人口學家追蹤數據時，思維流于死板。即使生育率下滑時，衛生部和計劃生育署依然乘坐在「自動導航的飛機上」，繼續對生育第三胎加以懲罰。”
批評部長薪金制惹爭議
2013年，嚴崇濤在接受新加坡醫藥協會報刊專訪時，被問及他對年輕部長的期望。他當下直言，有些年輕部長不再具備元老級部長的品質。政治職務擔任者在部長薪金提高後，反而在工作上不那麽盡心，表現每況愈下。
“當你將部長薪金提高至幾百萬的薪金收入，每名部長……在想到百萬薪金時就會猶豫不前。當薪金如此高時，哪名部長敢離開，除非他們決定加入反對黨？因此，整個政壇都變成一種公務體制，我再也看不到任何人敢于開口了。”
在同一個訪問中，嚴崇濤也指出，人民行動黨已經變得過于精英制（too elitist），不像“第一代行動黨幾乎都是草根出身”。當記者問他何謂“精英制”時，嚴崇濤回說“他們對人民缺乏感情”而且“整體上缺乏同理心”。
可想而知，嚴崇濤的這番話當時猶如平地一聲雷，引發激烈的爭議。在訪問刊登後，嚴崇濤立即發文告表示自己的一些說法“不合理”也“不公平”，並澄清和收回某些說法。
“我在1999年退休離開公共服務。自那起，我就沒有參與任何一個內閣會議，也沒有親眼看過李顯龍總理主持任何一個內閣會議。因此我說部長們都不敢在李顯龍總理面前有話直說，是不公平的，因爲我沒有全面了解今日內閣會議是如何召開的情況下，就作此斷言。”
“我也意識到，我所說的部長們領高薪後可能不敢暢所欲言的說法是不合理的。有些部長是放棄了光鮮亮麗的私人企業高薪工作，加入公共服務後領取的薪金遠遠低于他們原有的收入。其他部長則有能力加入私人企業賺多一點錢，但卻選擇留在公共服務。他們既然堅信自己在爲新加坡人做對的事情，沒有理由不暢所欲言。”
嚴崇濤還指出，關于他所說的新一代領導人都過于精英制的說法，也是“在不知道他們當中有很多人來自貧苦家庭”的情況下說的。
當時，李顯龍總理還發貼文回應嚴崇濤的澄清說：
“我很高興他澄清了自己的一些說法，尤其是對我的部長的評語。嚴先生很多年前在貿工部擔任我的常任秘書。我希望他在退休後，能繼續支持他在傑出長時間的公務員職業生涯中，所參與建立的機構與體制。”
愛之深責之切的批評者
有意思的是，嚴崇濤在2008年接受《聯合早報》專訪時，曾經說了這麽幾段話：
“當我還是常任秘書時，每年總有一兩次單獨與（當時的）李光耀總理進餐的機會。我很自豪地說，他一開始就告訴我，我們進行的是平等的知識性交談。他尊重我，我也尊重他，雖然我們曾發生口角（笑）。我可以告訴你的是，李光耀總是仔細聆聽他人的觀點，再綜合大家的意見。”
“我的一些朋友，甚至是我的太太，都不時警告我不可越軌，否則會招惹事端。說實在的，我不相信我們的領袖是那樣的人；當然我也自律，不提忌諱課題如語言、種族和宗教等。記得有一次，一位教友告訴我很高興讀到我的文章，也很高興我還沒“人頭落地”。我聽後哈哈大笑，但我知道她並無惡意，她其實是在誇獎我們的制度（能容得下批評）。”
看到這裏，就不難理解嚴崇濤“愛之深、責之切”背後的那份退而不休的責任與焦慮，以及爲何他會被稱爲“愛著新加坡的批評者”。
最遺憾：沒能像李光耀那樣學好華語
嚴崇濤的父親嚴福歸是從中國海南島來新加坡落地生根。不懂英語的他憑毅力，在短短三四年內考取高級劍橋文憑（相當于現在的A水准）。二戰時期又學會日語，後來成爲一名法庭翻譯員。嚴崇濤的母親也來自海南島，幫人洗衣賺取收入。
父親在他9歲時過世，當時本地的英校由英殖民政府開辦，學費較便宜，因此母親就讓他報讀英校。由于母親沒念過書不會說華語，因此他在成長過程中一直沒有機會接觸華文或學好華語。
“我就是沒有內閣資政李光耀的那份毅力，要學好華語，得每天投入至少一小時，我缺乏這樣的恒心。李資政掌握了華文，能夠閱讀華文報，這點比我占了優勢。”
嚴崇濤先後三次嘗試求師學華文，卻總是因爲缺乏毅力，一直沒有成功，只能應付一些日常對話。但是他卻說得一口流利地道的海南話，自認骨子裏比年輕一代有著更強烈的“華人DNA”。
嚴崇濤走了，新加坡從此少了一位“愛之深責之切的批評者”。但是相信他的公務員DNA還會繼續被人津津樂道，語錄還會繼續流傳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