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知識分子會告訴你，不論在程序意義還是實體意義上，宗教都不應具有過大的參政權。
這在任何一個致力于實現現代民主制的國體（如緬甸）都是一種大忌，因爲這會在一個利益訴求逐漸多元化的社會中形成訴求壟斷。正如政治哲學家馬基雅維利所言：
“政治無道德。”
這句話具有實然與應然的雙重意義。
1988年，由奈溫爲首的軍人統治階級面臨著國家經濟破産的危機，無法支持國家的基本職能。這也意味著，軍民管理的體制在某種程度上使緬甸陷入了困境。權錢交易、腐敗、劣質的經濟結構、懸殊的貧富差距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引發了大規模的城市抗議。
但是，今年的仰光抗議與緬甸以往的抗議不可同日而語。
上世紀抗議的核心在于，民衆對現存政治體制低運行效率的不滿宣泄。換而言之，在當時，軍方若能出現一個比現政府更加賢明的領袖的話，社會就不會出現那麽大規模的抗議，民衆本身甚至也會擁護其執政合法性。
今年仰光抗議的實質在于，民衆由信仰佛教所表現出對民主政治的渴望及公民自主意識的無條件維護。換而言之，現今的抗議是爲了確認公民意識仍然是當代緬甸社會在獨立中實現民主制的必要條件。
或許是在2019年，民衆始終記得，國務資政翁山淑枝以“人權鬥士”之名在國際法院爲曾經軟禁過她兩次的軍方辯護。在他們心中，翁山淑枝是維護公民意識、推進民主建設的核心人選、甚至是保護緬甸民衆不再回到軍民統治時期的最後防線。
而現在，軍方以維穩之名強行封鎖網絡更是激化了民衆的民族情緒。互聯網是不同利益群體的表達渠道，也是體現言論自由的不二法門。故此，封鎖網絡也就意味著極度削弱社會的民主制進程，使緬甸極有可能回歸至上世紀的軍方統治時代。
很遺憾，當今緬甸社會，軍事政變、軟禁翁山淑枝、仰光街頭頻繁的“敲鍋聲”、三指敬禮再現，無一不源于佛教對緬甸政府的過度參與而引起的民族主義情緒。
對民衆而言，緬甸軍方軟禁民主政府的領導人無疑會讓他們憶起那段不堪回首的歲月：到2011年前，近50年軍人統治時代。
此次抗議，對一個在軍方統治下長大的青年來講，仿佛夢魇的延續。老師的傳道授業不過就是另一種形式的“軍事宣傳”；摯友的突然“失蹤”無非就是因雙親的政治羁絆而連累入獄。
誠如前言，史無前例的仰光抗議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佛教政治化的的加持。此次抗議的底色，是宗教與政治的赤裸博弈。
雖說緬甸低效的國家整合能力有賴于佛教的政治化，但無論是前期的國王統治時期還是殖民時代，佛教在緬甸一直具有政治活動的傳統。
在當代緬甸社會，佛教不僅是一種“應觀法界限，一切惟心造”的個人渡化，更是將佛教的道德內涵，通過形而上的理性表達，成爲不亞于軍事統治的另一種意識形態。
此次的抗議，我想還有一個隱藏情緒。抗議一方面代表著緬甸從殖民時期起因外來文化的侵蝕所逐漸高漲的民族意識，另一方面預示著民衆在未來想要一個“有道德”的政府。
在佛家眼裏，當時當下是以往所有意念行爲的産物。未來的“果”是否能愉悅人心，將取決于當下的起心動念（“因”）。
所謂“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放在當下緬甸社會的語境，就是國家未來的走向與當下執政者的行爲密切相關。
正本清源的講，民衆抗議的不再是軍方的統治，更是在極力批判軍方政府的道德水准。
當代緬甸社會非常崇尚一種“道德式民主”社會，其包括兩袖清風的領袖及懂得自制的民衆。民主與道德的有機組合是當今每個緬甸民衆翹首以盼的國家形態。
展望未來，對緬甸而言，此次的抗議與政變具有國內與國際的雙重啓示。
緬甸應權衡好宗教與政治的關系，就如平衡自由市場與政府的關系一樣。宗教應有一定程度的群衆規模，這無可厚非。政府甚至也可以爲佛教提供更好的硬件設施，如修建寺廟，爲佛教組織協會提供財政扶持，以促進般若菩提的普渡。但宗教也需要權力的監督。
以宗教之名來排除異己本就是對宗教的最大亵渎。這對緬甸來講尤爲重要。緬甸僧侶日漸高漲的參政議政權極有可能會等化佛學與民主的內涵。簡言之，緬甸人若想要了解民主的意義就必須信仰佛教。
這種思維方式會帶來一種極爲吊詭的現象：宗教複興代表多元化的利益訴求，推動民主的進程。但肆意的宣揚佛教，實則是宗教對社會話語權的專制與壟斷。
再來，民主制下的多元化訴求是導致抗議的因素之一，但其加劇了軍方以暴制暴的情況，某種程度上鞏固了軍方的統治權。
所以，曆史上的民主政體大多都印證了一個可悲的猜想：民主又何嘗不會走向另一種專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