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中山艦，凡是熟悉中國近代史的人都不會感到陌生。中國近代很多重大的曆史事件，都發生在這艘艦上。
這艘軍艦在洋務運動結束之後，由清朝政府向日本訂購，艦上的珍貴文物，隨著晚晴園的《精神如見：中山艦出水文物特展》，首次在海外展出。這次展覽是晚晴園與南京中山艦博物館聯合主辦的。
1880年代，以李鴻章爲首的洋務派，開啓了中國的近代化。洋務派在晚清近代化的過程中，成爲19世紀最後40年裏最有實力的政治團體。他們聘用外國專家、派遣留美幼童、建兵工廠、購買新式武器，一場中國式的“明治維新”，如火如荼地展開。
甲午戰敗後，清廷一直夢想重整當年北洋海軍的軍威。1909年10月，清政府重申整饬海軍，派遣海軍大臣、宣統皇帝溥儀的叔叔貝勒載洵，和北洋海軍統制（總司令）薩鎮冰，于1909年、1910年兩度赴歐美及日本考察。考察團周曆各國期間，除了考察海軍建設制度等外，還沿途訂購了一批軍艦，譬如向意大利、奧匈帝國訂制驅逐艦“鯨波”號及“龍湍”號。1910年在日本考察時，又從三菱長崎造船所和川崎造船廠訂購了“永豐”、“永翔”兩艘軍艦。
辛亥革命後，民國政府因財政緊張，無力支付“鯨波”號及“龍湍”號余款，兩艦未交中國。袁世凱執掌北洋政府期間，付清了“永豐”、“永翔”造船的余款。1913年元月，永豐艦在日本長崎舉行交接儀式，隨後開赴上海吳淞口，正式編入北洋政府海軍第一艦隊——“永豐艦”就是後來著名的“中山”艦。
這艘日本制造的永豐艦，後在抗日戰爭中被日本擊沉。這次在晚晴園爲期6個月（2014年10月18日至2015年4月19日）展出的，就是從中山艦打撈上來的5000多件實物中，精選其中50件珍貴文物，分四類：銘牌標志、艦載設施、生活用品、武器裝備，呈現在國人面前。
1915年12月，袁世凱稱帝，引發了全國風起雲湧的倒袁運動。爲了保住共和體制，孫中山發表了著名的《討袁檄文》，號召全國討袁，此爲護國運動的由來。1917年7月，永豐艦南下參與孫中山領導的護法運動，這是永豐艦的首義之舉。
永豐艦的第二次壯舉，是平定陳炯明的叛變。1922年6月，粵軍總司令陳炯明與孫中山意見不合，其部下圍攻孫中山在廣州之官邸總統府。孫中山、宋慶齡化裝逃出，輾轉登上停泊在珠江的永豐艦，直至1922年8月14日，孫中山才離艦赴港轉滬。
當時中山艦艦長是馮肇憲（1896年至1923年），他的父親是黃埔鄉鄉長，家庭富裕。民國五年，馮肇憲于廣東黃埔水師學堂（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前身）畢業後，被分配到廣東海軍服役。民國十一年初，孫中山親自委任馮肇憲爲永豐艦艦長。孫中山在永豐艦避難期間，馮肇憲竭盡所能保衛孫中山，連自己也受了傷。正是此傷，埋下了禍患。1923年1月8日，馮肇憲因傷口破傷風感染在廣州病逝，年僅27歲。孫中山親筆題“勞苦功高”四個大字表彰。
1923年8月14日，孫中山與宋慶齡再度登上永豐艦，與全艦官兵一起紀念“蒙難一周年”活動，以示感激。此後，永豐艦成爲孫中山的坐艦。1924年11月13日，孫中山乘永豐艦前往北京。這是孫中山最後一次搭乘永豐艦。
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後，鑒于孫中山“與該艦共危難最久”，由留守廣州代行大元帥職權的胡漢民下令，將“永豐”艦更名爲“中山艦號以垂永久紀念”。1925年4月13日，改名開幕禮在軍艦上舉行。一年後，蔣介石就發動了著名的“中山艦事件”。
1926年3月，蔣介石逮捕中山艦艦長李之龍（中共黨員），將艦長換成自己的部屬歐陽格，並扣留時任黃埔軍校的周恩耒等共産黨員，爲其日後的“清黨”埋下伏筆，史稱“中山艦事件”。
1938年7月日本進攻武漢，中山艦是民國海軍中最大型的艦只之一，奉命赴長江武昌金口赤矶山一帶江面布防巡邏，參加武漢保衛戰。1938年10月24日下午3點50分，中山艦被六架日本轟炸機擊沉。是役中山艦艦長薩師俊（1896年至1938年）同艦上的25名官兵全部殉難，武漢三鎮失守。薩師俊是中山艦第13任艦長，亦是最後一任艦長，他是抗日戰爭期間陣亡的軍銜最高的中國海軍軍官。
曆史就是這麽吊詭！中山艦的訂制者薩鎮冰是薩師俊的叔公。叔侄兩人，一個從日本購得中山艦；一個則在抗日作戰中隨艦沉沙，他們的命運與中山艦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文革期間，薩師俊的遺物大部分被毀。近年來，中國共産黨肯定薩師俊是抗日英雄，恢複其曆史地位。2002年初，薩師俊的故居被列爲中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中山艦得以重見天日，是一個緩慢的過程。1986年，湖北省文物部門提出打撈中山艦的動議。1988年5月南海艦隊潛水員找到中山艦沉沒的方位。1989年10月24日，中山艦沉沒51周年後，武漢市各界到中山艦的沉沒的地點金口，舉行大規模的祭奠活動。這次的活動，爲中山艦後來重見天日奠定了基礎。
“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把唐朝杜牧這首《赤壁》詩用在中山艦的史實上，倒也十分貼切。今天，在中山艦沉沒地，武昌金口興建了中山艦博物館，出水後的中山艦及其珍貴文物，永遠在此展出。
（文/柯木林，原載于《聯合早報》2014年11月1日，作者是本地曆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