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殖民地政府以2月6日作爲新加坡開埠紀念日，乃因萊佛士在1819年2月6日這一天，與柔佛蘇丹胡仙（Sultan Hussein）正式簽約，租借新加坡島，辟爲商港。1819年2月6日對新加坡而言，是一個新時代的降臨。146年後，新加坡的命運，在1965年8月9日徹底改變，這一天新加坡獨立了。獨立後的半個世紀，新加坡從一個轉口貿易港，轉化爲邁向知識經濟的後工業社會；人均收入從1959年的600多元，提升到2014年的6萬多元；國勢從第三世界躍升爲第一世界。今天，這個彈丸小島已是國際聞名的大都會。
這種成就，不是天賦的。只要我們熟讀新加坡曆史，必能從中得到某些啓示，了解新加坡成功的秘訣。正如蔡天寶會長在致詞中所說：“《新加坡華人通史》這本著作記錄了先賢的貢獻，以及新加坡的發展曆程。希望借著《通史》的發行，能起到撫今追昔的作用，讓大家緬懷先輩的奮鬥曆程的同時，珍惜現今社會所取得的成果”。
通史是史學著述的一種體例。通過這種體例，連貫地記敘各個時代的曆史，涉及重大的曆史事件，傑出的曆史人物及多種領域的文化等。在敘述中要體現出曆史發展的軌迹或貫穿其中的線索，讓讀者對曆史有整體的認識。
回首百年，往事並不如煙。近日，國家文物局和東南亞研究院的那爛陀－室利佛逝研究中心（Nalanda-Sriwijaya Centre），在新加坡河口附近的皇後坊一帶（具體地點在維多利亞劇院和音樂廳正前方，占地約1000多平方米，約等于10個四房式組屋的面積），進行考古挖掘工作。這是自1984年以來面積最大的考古挖掘，預計需時兩個多月，在4月9日結束。據悉，至今出土的文物總重量達400公斤，包括700多年前的陶瓷碎片、中國元朝的小型佛像、龍泉青瓷碗和古銅錢等。當局希望從出土的文物了解新加坡數百年前的曆史面貌。
從過去31年的出土文物看，新加坡在萊佛士登陸前，已是一個繁榮的商業貿易港口，而不只是一處海盜巢穴那麽簡單。當時已有不少華人在此聚居經商。我們有理由相信，萊佛士開埠新加坡不是偶然的，肯定是做了一番研究之後決定的。萊佛士開埠新加坡的意義，在于重啓古代新加坡的繁榮。新加坡在開埠後短短的五年內，就迅速發展爲東南亞的區域貿易商港，于是商業至上、商人的社會地位從此奠定，直至今日。這些都是有其曆史軌迹可尋的。
這次的考古工作，從2月14日至今的短短兩周，《聯合早報》與《海峽時報》均作出大篇幅報道。考古地點將于日後興建皇後坊（Empress Place）步行公園。因此建議，此次出土文物在進行分析、記錄和存檔後，應該放回原位，其上加蓋玻璃罩及文字說明，不僅作爲步行公園的人文景觀，並可讓國人知道，新加坡的曆史並非從萊佛士開始。這樣才不失這次考古的意義，也是獻給新加坡共和國建國50周年最好的禮物。
新加坡國家文物局研究員吳慶輝認爲，新加坡的曆史大致可分爲三大時段，即：古代新加坡（1819年之前）；殖民地時代（1819年至1959年，含日治時期）；當代新加坡（1959年至今）。本地資深曆史學者林孝勝在“十九世紀新華社會的分合問題”（載柯木林、林孝勝著，《新華曆史與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學會，1986年，頁61-75） 一文中亦指出，新華曆史可分作三個時期 : 新華社會統一時期（1819年至1877年）；新華社會分裂期（1877年至1941年）；新華社會政治回歸運動時期（1942年至今）。
這些分期，都是學者們對新加坡曆史的解讀及研究心得，有其合理性，不存在對與錯的問題。我在這裏提及新加坡曆史的分期，核心意思是：當我們如火如荼地慶祝建國50年的同時，必須清楚地認識到，新加坡的曆史不僅僅是50年。四年後的2019年，我們又將迎來新加坡開埠200年！我們必須要有清晰的曆史概念，才不會被50年、200年或700年這些數字搞糊塗！
作者柯木林是本地曆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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