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眼按：回首看近十年前蔡定劍先生這篇文章，仍然佩服他的真知灼見。他在新加坡的四個月觀察，已經透過現象看到一些本質。
被誤讀與忽略的新加坡經驗——專訪蔡定劍
記者 郭宇寬 首發于2006年《南風窗》雜志
中國政法大學憲政研究所所長蔡定劍教授，2005年7月到10月，應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之邀做訪問研究，得以對新加坡的制度親曆考查。回國後，他撰文總結考察成果，認爲國內官員、學者所推崇的所謂新加坡經驗其實存在很大的偏頗和誤解，對人們了解新加坡産生了相當大的誤導。
爲此，本刊專訪蔡定劍先生，請他談談他所了解到的新加坡經驗。
令人困惑的新加坡
《南風窗》(以下簡稱《南》)：從鄧小平到江澤民的中國國家領導人，都對新加坡推崇有加，大量的中國幹部被送到新加坡學習考察，你作爲一個法學家對新加坡的興趣是從何時産生的？
蔡定劍(以下簡稱蔡)：過去我也和大多數中國人一樣，只能從有限的渠道了解新加坡。確實有大量中國官員去新加坡考察，但他們中大部分告訴我們的新加坡讓人不可理解。這些年新加坡在很多中國知識分子眼中是一個異數。因爲常識告訴我們一個國家不民主，不讓人民充分享有監督政府的權力，政府就必然墮落爲人民的老爺，就不可能使政府廉潔勤政，建立一個文明和諧的社會。但新加坡卻讓我們無話可說：它相信權威主義，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沒有充分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建國40年來一直由人民行動黨一黨執政，父親可以隔代傳位給兒子；它同樣很文明，沒有人隨地吐痰，潔淨的空氣，優美的環境，人民享有很好的福利，老百姓至少看上去似乎生活得很幸福。大家對新加坡都很羨慕，很多中國人都想去留學，或者以各種形式移民去那裏。
如果情況真是這樣的話，我們就會很困惑，把中國變成一個大新加坡不是挺好嗎？
這些問題實在想不通，所以這些年我也沒有專門去考慮它，直到有了2005年這次機會真正近距離地觀察新加坡。
《南》：就您的觀感，我們有沒有可能把中國搞成一個“大新加坡”呢？
蔡：我感覺我們確實一度很想把中國搞成一個“大新加坡”。比如中國老百姓對官員腐敗非常痛恨，我們都知道新加坡政府的廉潔程度比較高，爲什麽呢？原因是新加坡公務員的工資水平高，他們工資水平高就用不著搞腐敗了。這條經驗非常容易學，要想讓我們國家的公務員清廉只要給他們加工資、加福利就可以了。
這些年來我們國家公務員確實常常加薪，但是到目前爲止似乎還沒有看出，公務員加薪和他們廉潔程度的直接關系，是因爲我們加薪加得還不夠多？還是這條新加坡經驗不適合“中國國情”？我們現在很多人也沒搞清楚。
《南》：對于新加坡的誤讀可能有兩種，一種是所謂新加坡奇迹本身沒有我們傳得那麽神，還有一種是新加坡確實是一個奇迹，但背後的原因並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
蔡：我的感受主要是後一種，新加坡確實是一個奇迹，尤其是華人社會的一個奇迹。
它良好的社會治理就不用說了，我剛到新加坡就感覺整個政府權力實在太大了，掌握的經濟資源非常多，比如在街頭我看到很多漂亮的小區，就問這是誰蓋的房子？他們告訴我居然大多數都是政府蓋的。這些他們叫“組屋”，是給普通收入水平的居民提供的一種低價商品房，而且由政府來分配。大家都知道住房的差別是非常大的，在不同的地段，不同的朝向，不同的建築材料使用水平，價格差別很大。我本能地想到，新加坡的政府官員，會不會在最好的黃金地段，用最好的材料蓋一批豪宅，然後以“組屋”或者“經濟適用房”的名義，低價分配給政府官員及其家屬、作爲工資之外的隱形福利呢？我詢問了一些普通新加坡人，他們都覺得這在新加坡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而對我來說更不可理解的是在一些高利潤的競爭性行業，新加坡政府居然是直接投資者，比如我們都知道的蘇州工業園居然是新加坡政府投資的，這裏面的決策和實施過程中，都給政府和負責的官員留下了太多的尋租空間。這樣一個國家，政府有這麽大的權力，它的官員居然保持不腐敗，我作爲一個中國人從我們的經驗出發簡直無法理解，但新加坡確實就是這樣。
被曲解的新加坡經驗
《南》：國內對于新加坡經驗的傳遞、報道，問題出在哪裏？
蔡：這些直接或者間接的報道，大量都是斷章取義的，多年來只讓人知道一面，而沒有讓大家了解另一面。公衆所接受的信息是經過很不負責的過濾的，所以我這次在新加坡本來是以學術交流爲目的，但回來卻寫了一篇極不學術的文章。
就拿“高薪養廉”來說，我們這麽多年來說得有鼻子有眼，確實新加坡高級領導人的收入表面上看差不多是世界上最高的。但是，有兩點我們沒有注意：一是這些拿100萬以上高薪的人很少，政府部門估計也就只有30人左右。二是這個薪金是政府給他們的全部收入，部長包括總理都沒有專職司機和汽車，上班開自己的車，有大型公務活動政府才會派車。他們需要納稅，而且沒有政府的退休金和醫療保險，都要自己上商業養老和醫療保險。
如果一位部長在大選中落選，不能當部長，那他什麽也沒有了。部長薪金看起來很多，但這是全部收入，再不能有其他收入，也沒有其他任何特殊待遇，連住房都得和普通市民一樣到市場上購買。
另外，新加坡的政府中公私分得很清楚，有一件事就對我震撼很大，是一位新加坡部長應邀來北京公務，有點業余時間想看看北京有特點的地方，我介紹了一處。部長一行四人要打車過來，我說還是我開車去接吧。我跟部長開玩笑說，能給部長開車對我是不可想象的事。
把這些都考慮在內以後，我覺得相對于新加坡的整體富裕程度來說，如果以中國作爲參照系，新加坡的官員總體從自己崗位上獲得的利益並不算高。
還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新加坡的官員並不是借助政府權力和關系網才變得身價倍增，通常他們在進入政府之前就已經是富人，能夠獲得很高的薪酬，比如一個原來能在企業得到300萬年薪的人，進入政府獲得100萬年薪，這只能算是一個比較體面的收入，而不能算高。這些人該有的都有了，本來就是社會公認的精英，進入政府的出發點往往就是爲了回報社會。
被忽略的先進執政理念
《南》：關于新加坡的“權威主義”一說您怎麽看？
蔡：新加坡確實可以說是權威主義，但他們的權威主義和我們想象的完全不一樣。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現在它選舉得票率是百分之七八十左右，但是也有活躍的反對黨存在，雖然目前比較弱小，不過這些反對黨合法地以謀求執政作爲自己的目標，所以人民行動黨一旦失去了民心，不需要任何社會震蕩，它就會被輕而易舉地選下台，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的權威主義是受到民主和憲政框架制約的。
新加坡目前的選舉並不是很公正，他們自己私下也承認：人民行動黨作爲執政黨，利用手中的權力制定選舉規則、運用財政和政府資源、操控選舉程序，比如在選區劃分、候選人資格審查等方面，還有利用媒體輿論，甚至不惜用司法手段打壓反對黨。但不管怎樣，它在形式上還是多黨制，黨還是要靠打“選戰”，最終要靠多數人民的投票支持才能執政。黨不能強迫人民投票，而只能靠討好人民、取信于人民才能執政。正是這一點，是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並被人民和國際社會承認其合法性的基礎。
另外新加坡有一套先進的執政理念，新加坡的新聞界確實也不敢隨便批評政府，但他們的政府並不會直接幹預媒體的運作，而是通過事後法律起訴，比如告人家誹謗罪、公開答辯這種方法來解決。另外當媒體和輿論真正對政府官員有批評的時候，政府往往並不采取封殺的措施，而是主動曝光，向社會全面披露，有問題就主動檢討、嚴格處理，沒問題也向社會解釋。
前些年，據說李顯龍有一次買了一處房子，是用折扣價買的，坊間議論得沸沸揚揚。新加坡民衆在這方面非常敏感，很多人覺得裏面肯定有貓膩，是李顯龍和地産商之間的隱性賄賂。結果新加坡政府包括李光耀積極調查、主動公開，坦白地告訴大家，李顯龍買房子接受了大約10%的折扣，老百姓一聽，覺得這樣的折扣處于商家促銷的合理範圍，就理解了。還有一個部長被懷疑在工程中收受賄賂，公衆對他的傳聞很多，于是政府主動對他進行調查，雖然沒有掌握能夠判刑的證據，還是讓他辭職了事。
而且人民行動黨多年以來保持高度的自律，這和它的高層領導人多年以來的率先垂範是分不開的。如果以李光耀爲代表的領導人，不公開自己和家族的財産，透明地接受人民的監督，全黨上下保持廉潔估計會很難。
很多去過人民行動黨總部考察的中國官員和學者，都對行動黨總部的小樓表示驚訝。這個執政40年、成就輝煌的黨，總部坐落在偏僻但交通方便的機場路邊，僅是在許多居民組屋中間一座再普通不過的二層小樓，辦公室和會議室設備簡陋，黨總部只有11個工作人員，用我們的話來說，沒有太多的“黨産”。
究竟是因爲人民行動黨保持了這樣廉潔儉樸的作風，才能持續地贏得選舉，還是因爲他們必須贏得選舉，才保持了廉潔儉樸的作風，無論怎麽理解，都對我們有很大的啓示。
締造奇迹是靠儒家傳統嗎？
《南》：對于新加坡的成就，有兩種觀點，一種歸功于儒家傳統和“東亞價值觀”，但前幾年又聽說，李光耀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上承認，新加坡在應付上次東亞金融危機時的表現，並不是因爲亞洲價值觀，而是因爲“經濟透明和法制嚴明”。您的觀點傾向于哪一種認識？
蔡：我覺得還是西方價值發揮的作用比較關鍵。它的完全英國式的議會民主制度，一套英國留下的法治傳統和公務員制度，發揮了最基礎的作用。雖然他們標榜一套融合儒家和法家思想治國的理念，但核心的東西應該說是和西方接軌的。
新加坡的政府官員往往都受過西方的高等教育，他們的領導人都是出身資産階級，並大多是受過劍橋教育的大學生。有一點我印象很深，在新加坡下層人一般都說中國話，比如你坐出租車，或者在小攤子吃馄饨，你和老板用華語交流完全沒有問題；但你到政府辦事，大家說的都是英語，好像一下子切換到另一個系統，好像你在和一幫黃皮膚的歐洲人打交道。
《南》：儒家傳統和價值觀有沒有發揮部分積極作用呢？
蔡：當然也有，如果說儒家文化在政府運作中的積極作用，以我的觀察，“選賢與能”可以算是儒家的。它是標榜一個由精英分子組成的政黨，而它的一些包括李光耀在內的領導人也確實是一批受過西方系統教育和熏陶的精英，所以能夠成爲人民行動黨黨員，在新加坡代表一定的社會地位。
據說在新加坡只要你有了一定的成就，而且社會聲望比較好，人民行動黨就會主動來發展你入黨，他們也有類似我們中組部的組織，不過他們特別留意一些沒有政府工作經驗但是優秀的人，比如企業的優秀管理人員。他們會舉行一些茶會，邀請大家來交流，同時暗地裏觀察你，如果你讓他們滿意，並且表現出服務社會的熱情，他們很可能再約你專門出來喝茶，這時候就會邀請你入黨，加入政府。
新加坡可有教訓？
《南》：我們強調了很多新加坡的經驗，但硬幣總有正反兩面，您能否總結一下，值得我們警惕的新加坡教訓？
蔡：這也是我在新加坡考察中最關注的問題，有時候我和新加坡人交流，也問他們覺得自己的社會有什麽問題？最突出的就是，政府包辦了幾乎一切，導致人民思維不活躍，一個社會的創造力被扼殺，過于循規蹈矩，按部就班，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人，缺乏原創精神。新加坡學術非常落後，雖然國家投入了大筆錢，但是在科技上一直沒有什麽
競爭力，這點讓新加坡的知識分子非常憂患，他們自己也覺得新加坡這樣下去會很有問題。中國現在要塑造創新型社會，新加坡這個教訓值得吸取。
而且新加坡政府的一些“執政經驗”，他們自己也不認爲具有普適性，最簡單的解釋是新加坡是一個小國，比不上中國一個大一點的城市。新加坡在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中是少有的一黨長期執政的國家，對此李光耀的解釋是：新加坡是一個國土狹小、資源貧乏的小國，不能出現多黨紛爭政治，否則將難以生存。他們經常用這樣的話來告誡國人一黨長期執政的合理性。
不知爲什麽長期以來，我們看到了他們政府的權威，卻忽視了他們通過細致的工作贏得選民支持，通過議會選舉解決長期執政的合法性問題，這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
這些所謂的新加坡經驗對中國社會和國民有很大的誤導成分，危害非常大。這樣下去沒有學到新加坡的精髓，卻吸收了新加坡人自己都不喜歡的糟粕，如果我們及時反省還來得及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