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62年第一次訪問美國，那是在二戰結束後沒多久。歐洲的經濟正處于半崩潰的狀態，英國的實力在下降而中國還未振興，美國成了占據支配地位的強國。
我當時遇到的美國人充滿自信，英國人已經將掌握世界權力的重任移交給他們。兩個國家都是英語系國家，所以移交過程相當順利，沒有多大的爭執，也沒有多大的裂痕。
英國明白它大勢已去。美國出手將它從德國威脅中救出，它要付出代價的，這個代價就是失去帝國和土地，它在美國的所有資産和土地不是交出去，就是變賣了以購買二手軍艦去守衛它物資補給須途經的大西洋。
因此英國意識到本身已式微這個事實，也沒去挑戰美國至高無上的地位。
現在的差別是，美國絕不會如此輕易接受中國也登上至高無上的地位。不過，美國看得出崛起中的中國，是一個很難圍堵的潛在對手。
到2035年，中國的國內生産總值將超越美國，而且其軍事力量也足以防止美國稱霸西太平洋。
這將是一個非常顯著的變化。德國當年在歐洲發動戰爭以挑戰世界秩序時，英國連同美國阻擋了它進一步前進。然而，即使在日本的幫助下，美國這次是否能同樣阻攔中國崛起？我不能肯定。
日本人不會想與中國交惡，從此成爲它的死敵。如果我是日本人，看到我1億3000萬人民就住在13億中國人旁邊，我會問自己：“我爲什麽要與它爲敵？”
而且，中國歡迎日本和韓國商人到中國進行大規模投資，在經濟上以廉價的生産要素和巨大市場吸引他們。美國可能還不必如此妥協，與中國“共生共榮”。
即使日韓在經濟上依靠中國，它們也會想要維持與美國的安全關系。中美關系將是21世紀最重要的雙邊關系，兩大巨頭之間的和平與合作將給亞洲帶來穩定。
由于兩國都擁有核武器，交戰的可能性非常小。因爲一旦開始有了沖突，無論在哪個層面，沖突都可能升級，而處于下風的一方爲了將損失降至最低，最終必將訴諸核武器，這將是末日的前兆。
所以即使是很小的沖突，雙方都必須竭盡所能加以避免。
美國不會停止改善其軍事技術，與此同時它應盡量鼓勵和幫助中國融入國際社會，並在形塑國際秩序中發揮作用。這樣，中國才會認爲接受它作爲全球公民的義務是值得的。
在處于支配地位初期，美國人的行事作風傾向于不客氣，甚至是傲慢。英國經營帝國兩百多年，結果發展出一套老練、優雅的統治風格。
一名曾爲英國人辦事的印度公務員對我說過，200名英國軍官就能控制2億印度人，這太不可思議了。那是帝國的巅峰狀態。
美國是在二戰後成爲超級強國的，擁有支配地位的時間並不長，所以在捍衛這個剛剛得到的地位時，仍顯得自負。
在某種程度上，這種自負所帶來的結果，是持續滲透美國外交政策的說教精神。在“9·11”之後，美國十分不明智地進入阿富汗並試圖建立一個國家，卻忽略了它過去三四十年都不是一個國家的事實。
自阿富汗末代國王穆罕默德·查希爾在1973年被推翻後，這個地方一直處于部落不停交戰、難對付的狀態，沒有和平。你要怎麽去把這些碎片拼湊起來？這是不可能的。
即使“9·11”有多麽恐怖，美國出兵阿富汗還是一個錯誤。如果是我，我會對阿富汗大肆轟炸，直到它不能再成爲恐怖分子的庇護所。
可是派兵進入阿富汗，你要怎麽在不損失生命和威信的情況下將士兵撤離？
奧巴馬總統提出了在2014年年底前將部隊撤出阿富汗的想法。他應盡快撤兵，因爲阿富汗的問題永遠無望解決。
美國總統喬治·W·布什出于一片善意出兵伊拉克。薩達姆是一個不理性的獨裁者，他的所作所爲破壞了區域乃至世界的穩定。
美國有充分的理由去除掉他。但是，當美國宣布希望將伊拉克民主化時，我倒吸了一口氣，那是多麽傲慢自大的想法。
我心想：“即使追溯到《五月花號公約》的年代，美國也不過只有400年曆史，它想去改變一個擁有4000年曆史的古老社會？”
布什被新保守派所提出的“民主的伊拉克是中東和平的關鍵”這一說法說服後，執行了出兵計劃。
日軍在二戰占領新加坡期間，他們俘擄士兵卻讓警察和管理者繼續執行職務，因爲他們知道需要這些人的幫助來治理這個地方。他們也沒有罷免英國籍水電和煤氣首長的職務。
美國希望在伊拉克重新建立一個政府，並將這個古老的民族民主化。前者是幾乎不可能的事，後者是根本不可能。
在這方面，中國的外交政策方針更爲明智。他們不認爲改變別人的制度關他們的事。制度怎麽樣，他們就怎麽樣去應對，並盡量從中獲取好處，而不把自己套牢。
美國人的問題是，他們帶著相信自己有能力改變制度的想法介入，結果是一次又一次證明他們錯了，他們沒有改變世界。
他們可能可以改變斐濟、瓦努阿圖這些新興且文明未深的社會，並且可以通過如基督教來征服它們。但是他們可以改變中國或印度嗎？它們可是本身有古老傳統的國家。
（本文摘自《李光耀觀天下》，北京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