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到福州參加華文傳媒論壇，有來自近60個國家和地區的400多位代表參加。兩天下來，頗有感觸。
從與會嘉賓在論壇上的講話和文章可以看出，他們對華文傳媒的定位與角色的論調基本分兩種。一是主張“把自身定位爲當地華人的本土媒體，而不是引進的中國媒體”；在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上，它們願意整合資源，協助開展招商、交流、考察合作，也願意傳播中華文化。
一是把自己定位爲“祖國面向海外華人的一塊輿論陣地，擔當著宣傳國內政策、引導輿論方向的重任”；對“一帶一路”，主張大力宣傳，講好中國故事，配合建設項目的順利實施。
持前一種態度的多是華人，而後者則多是華僑。兩者的政治效忠對象不同，出發點也不同。前者在政治上是外國公民，盡管在文化上認同中華文化，但不會把自己視爲中國的一部分。後者是旅居海外的華僑，在政治上效忠中國，思維定位以中國爲參照點。
有趣的是，即便是華僑，對待中國和“一帶一路”新聞也有不同的處理態度。
一種態度是“應特別杜絕‘內宣外用’的現象，應以消除當地民衆疑慮，促進百姓理解爲首要職責”；“要尊重對方治國理政的不同選擇，對世界經濟發展的不同看法，在平等互利、開放包容的基礎上建立全球命運共同體，最終達到全球共贏”。
但更多的是認爲“我們華文媒體要發揮先鋒作用，主動宣傳，表彰中國和世界人民英勇奮鬥、勤勞建設的可歌可泣的精神和事迹；要盡情讴歌‘一帶一路’光輝燦爛的建設成就，爲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唱贊歌、譜頌曲”。
後一態度持有者自豪地舉例，2014年李克強訪問意大利時，中國駐意大利使館特別要求某報“在領導人到達當天出版中意華文特刊，作爲唯一一份華文報紙供國家領導人參閱”。該報社長兼總編輯認爲，“這是我們面臨的第一道重大考題”；該報“特刊出來後，反響很好，外交部和中國駐意大利大使館給了我們很高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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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社長後來寫，2016年他向中共中宣部部長劉奇葆介紹某大型活動策劃方案，劉奇葆留言“要宣傳好中國，積極向世界傳播中國好聲音”；對此，社長的反應是“我們謹記在心”。
從華僑的角度，外交部和使館交代的任務當然十分重要，這代表著祖國的信任，承載著責任和榮譽；對于執政黨中央宣傳部一把手的叮囑，華僑媒體自然要“謹記在心”，尤其是當其利益與祖國有千絲萬縷的關系的時候，更是如此。但是，同樣的態度和話語，如果出自非中國公民的華人筆下，不免感覺既錯位又谄媚。
中國人留洋，大概可以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短期出國求學、任職、做生意，短則三五年，長則十年二十年，在政治和文化身份上高度認同中國，與所在地不必發生過于密切的關系，心理上隨時可以割舍。
第二階段是華僑階段，此階段與第一階段的差別，主要是已經做了定居的心理准備和安排，通常會作一些在當地的中長期規劃，包括取得永久居住權，購置不動産，也開始關心所在地的政治、經濟、社會、人文等發展，自己的人生與所在地發生較爲密切的關系，心理上要割舍就不是這麽容易。
第三個階段是華人階段，此階段與第二階段的主要差別是剛轉換了國籍，宣誓對新的國家的政治效忠，在心理上必須作根本轉移。但是這種轉移又並非朝夕可以完成。因此，此一階段的人們有時不免陷入疑惑和矛盾，尤其是所在國和祖籍國發生矛盾的時候，自己會陷入“先救母親還是先救妻子”的困擾。有時候在面對祖籍國的親友或來訪的高官時，不免還要表明一下自己熱愛祖籍國之心。甚至有些人還要加一句“入籍不過爲了工作和生活方便”雲雲，我雖不齒後者言行，但也不是無法理解。
第四階段是過了至少兩三代的海外華人。一般來說，這些人不太可能再口口聲聲熱愛中國。對他們來說，如果文化的根沒斷，熱愛中華文化是可以的，但是熱愛中國大可不必。這並不妨礙他們在中國人民受苦受難時大力伸出援手，如1997年長江大水，如2008年汶川地震，但是，在政治上，效忠對象不會是中國。如果駱家輝到處說自己愛中國，那就亂套了。同樣的，如果祖籍日本、韓國的美國公民也到處說自己愛日韓，那也得亂套。
由于政治和文化認同上存在差別，這四個階段的人們有時會發生矛盾。前兩階段的人們，有時會認爲後一兩個階段的是“香蕉人”，數典忘祖；後一兩個階段的，有時會認爲前兩階段的人們混淆了國家和民族的分界。
在新加坡，混居著這四個階段的華人華僑，而且各自群體都不小，實在有必要不時反躬審視自己的定位，同時對他人多幾分理解和體諒，方是相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