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106周年紀念日。一談中國的辛亥革命，人們習慣地認爲，與東洋日本聯系比較多，其實，南洋的新加坡與中國的辛亥革命也息息相關。如果說新中國的成立走的是農村包圍城市之路，那麽可以說，辛亥革命的勝利，走的是在外國策劃組織、在中國起義的道路。連辛亥革命爆發的時候，孫中山還一直在海外，後才返回中國。
當時中國民間對清廷怨氣已經很深，這股怨氣已經醞釀多年，太平天國失敗後，許多起義之士逃到了東南亞一帶，這些人是反清的中堅力量，也是孫中山在海外反清的社會基礎，孫中山一度也自喻爲洪秀全第二。由于清廷在國內追殺革命黨，他只有在清廷影響力較弱的地方策劃革命，以海外爲基地，推翻清朝廷。
在辛亥革命前期，孫中山主要活動是在南洋一帶，新加坡的晚晴園（又名孫中山南洋紀念館、孫中山別墅、孫中山故居），就是孫中山當年活動的根據地。這段時間他共來新加坡9次（一說8次）。孫中山一共舉行了11次武裝起義，多次策劃指揮地就在新加坡，在著名的黃花崗起義72名烈士，29名來自南洋，其中5名來自新加坡；起義的資金也大部分來自南洋華僑的捐贈；同盟會當時一共只有9個支部，海外就有4個支部。
孫中山曾經多次贊揚華僑爲中國革命做出巨大貢獻。現在新加坡也隨處可見辛亥革命留下的“曆史”，如義順、陳嘉庚地鐵站的地名，就是紀念老同盟會會員林義順、陳嘉庚命名的；余東旋街、金鍾大廈也與辛亥革命有關系；現在擔任新加坡副總理的張志賢，其祖輩也是老同盟會會員等等。
1901年，尤列（與孫中山一樣被清廷列爲四大寇之一）受孫中山先生指令前往新加坡，設立名爲“中和堂”的革命機關，宣傳“驅逐鞑虜、恢複中華、創立聯合政府”，召喚華僑轉向中山先生的革命旗幟下。
在1900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孫中山前後共去新加坡九次，其中一度時間，將同盟會總部遷到新加坡，在新加坡待了一年多時間，主要是策劃武裝起義、集資籌款、與康有爲等保皇派論戰及著書立說喚醒民衆等事務。
▲晚晴園內的孫中山雕像
據鄧慕韓輯錄的《總理所至南洋各地及年月考》一書記載，清楚記載了孫中山九至星洲的時間和行程如下（括號內爲公曆，“此”指新加坡）：
1、庚子六月（1900年7月），由日本經越南西貢（現爲胡志明市）至此。住在萊佛士酒店4天，主要目的是爲了救日本友人官崎，當時裝扮日本人模樣。
2、乙己六月（1905年7月），由英國經過此地去日本。在船認識了陳楚楠，後到小桃園午餐，初訪晚晴園，在輪船上住一天。
3、乙己冬天（1905年11-12月），由西貢經過此地至歐洲。住晚晴園近兩個星期，討論設立星洲同盟會，並且推舉陳楚楠爲會長。
4、丙午春（1906年4月），由歐洲經過此地去日本。住晚晴園兩個星期，召集星洲同盟會會員開會，並且選舉張永福爲會長、陳楚楠爲副會長。
5、丙午夏（1906年7月），由日本至今此，後入芙蓉吉隆坡等處，複往日本。住晚晴園及馬來西亞等地一個半月，制定星洲同盟會分會章程，並且走訪馬來6、丁末二月（1907年3月），由日本至此往西貢。住在東陵烏路111號數日，主要策劃發動5月份的黃岡起義和6月份的惠州起義。並且視察了分會會務。
7、丁末冬至己酉（1908年1月-1909年5月，1908年爲農曆閏年，1月仍爲丁末年），由日本至此。此次在新加坡待時間最長，前後有一年多時間，主要策劃發動鎮南關（現爲友誼關）起義、河口起義等。並且成立同盟會南洋支部。三度北上馬泰等地，爲起義活動進行籌款。
8、庚戍六月（1910年7月），由美洲經過此地去槟城。住絲絲街77號旅店，時間爲一個星期，策劃黃花崗起義。並且將同盟會南洋支部從新加坡遷到馬來西亞的槟城。
9、辛亥冬（1911年12月），辛亥革命勝利後由法國返回中國，經過此地去上海。住在金鍾大廈一天。
1905年和1906年，新加坡同盟會有兩次集會，因此，新加坡同盟會的成立時間上也有不同說法。
▲中國同盟會入會證書
第一次集會在1905年底，由孫中山和張永福等人，在晚晴園樓上集會，組織成立同盟會，寫盟書、宣誓約，並且由孫中山授以暗號及秘密切口。再以推舉形式，舉陳楚楠爲會長，初期爲12人（或說14或19人）。林義順和馮自由等人，都把這次集會，稱之爲星洲同盟會的“倡設”會議。
第二次集會在1906年4月6日，孫中山在晚晴園與多位新老會員見面，重組會務。胡漢民親自寫了同盟會新加坡分會章程。這時會員人數已經很多，選舉張永福爲會長。因爲人數增加，爲了選舉就需要有正式的會籍冊，出席者都填上當天的日期，故也有人認爲，此日爲星洲同盟會正式成立日。
1905年,孫中山創建的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以“驅除鞑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爲宗旨。當時同盟會總部設在日本，並且在全世界共設立了9個支部，分別是：國內的東、西、南、北、中5個支部；海外爲：南洋的新加坡（星洲）支部；歐洲的比利時支部；美洲支部和檀香山支部4個支部。
由于清朝政府的反對，多次要求日本政府驅逐孫中山，1907年，日本政府在清政府的壓力下，驅逐孫中山出境，同時給孫中山一筆資金作爲補償。孫中山收受日本政府資助後離開日本，孫中山與黃興、汪精衛、胡漢民等人來到南洋，後將同盟會總部遷到新加坡。一段時間內，新加坡成爲孫中山反清的策源地，晚晴園成爲孫中山的樞密院。
▲因晚晴園，附近新建成中山公園
在《百年辛亥 南洋回眸》一書中，有一張1908年演出的海報，海報上寫著：梨春園革命劇場，今晚大戲演至半場時，同盟會志士黃興、胡漢民、汪精衛等，出場演講。海報上有牛車水劇場的照片，同時印有黃興他們三個人的頭像。
1908年11月，香港粵劇團志士大班振天聲社在新加坡牛車水梨春園演出《荊轲》，第一幕結束時，黃興、胡漢民、汪精衛等上台演講，宣傳反清革命思想。當時孫中山也在現場，他看過演出後，還與陳粹芬一起，在晚晴園接見了粵劇演員的代表。
很多讀者，對陳粹芬都不熟悉，陳粹芬（1873-1960）出生在南洋槟城，1891年，經過陳少白介紹與孫中山認識，是孫中山的第二任妻子，19歲起跟隨孫中山，他們一起生活了17年，一些老同盟會員又稱之爲“四姑”，其兄陳和當時是孫中山的保镖。辛亥革命勝利後，陳粹芬與孫中山分手，後孫中山與宋慶齡結婚。
▲孫中山和陳粹芬
同盟會總部曾經在新加坡的這段曆史鮮爲人知，國內外出版的許多報刊書籍都沒有說過，很多人也不知道，但這一細節，可以作爲旁證。
如果總部不在新加坡，孫中山來新加坡，其妻子陳粹芬不一定也要跟著來，即使妻子也跟來，黃興、胡漢民、汪精衛等同盟會的要人，不可能同時都來新加坡。可見，合理的解釋就是：當時同盟會的總部在新加坡。
▲這張一百多年前的演出海報，海報上黃興、胡漢民、汪精衛等同盟會要人，旁證了同盟會總部當時也在新加坡。
同盟會總部在日本時，受到許多制約，如清政府的“抗議”，日本政府對同盟會的限制、華僑少、日本人支持孫中山的畢竟很少等等。
總部遷到新加坡後，工作中心由東洋轉到了南洋，對同盟會的快速發展起到了很大作用。由于南洋華僑多，反清的基礎好，使這段時間成爲同盟會的快速發展時期，晚晴園成爲鼓吹革命活動的大本營，東南亞各地的同盟分會如雨後春筍般的湧現出來，一時成立了20多個同盟會分會 。
同盟會的組織據點從新加坡發展到馬來亞、暹羅(今泰國)、印尼、越南、緬甸等國，南洋成爲海外同盟會會員最多的地方。
同時，同盟會的會員成分也發生了變化，同盟會會員由富商延伸到中下階層，尤其是東南亞的錫礦工人、橡膠工人特別多，他們的加入，使同盟會開始由資産階級爲主的政黨漸漸向多階級成分轉變，不但擴大了同盟會員的來源，而且爲今後孫中山的“聯俄、聯共、輔助工農”的三大政策打下了基礎。
1933年，汪精衛在張永福著的《南洋與創立民國》書序言裏題詩：遙從南鬥望中原，壯志天池欲化鲲；百戰故人今健在，白頭重話晚晴園。回顧了當年在新加坡晚晴園這段曆史。
自1906年起， 同盟會聯合地方會黨，先後發動了萍浏醴起義（1906年12月，又稱“丙午萍浏之役”）、黃岡起義（1907年5月，又稱“丁未黃岡之役”）、七女湖起義（6月，又稱“丁未惠州七女湖之役”）、欽廉防城起義（9月，又稱“丁未防城之役”）、鎮南關起義（12月，又稱“丁未鎮南關之役”）、欽廉上思起義（1908年3月，又稱“戊申馬笃山之役”）、雲南河口起義（4月，又稱“戊申河口之役”）、廣州新軍起義（1910年2月，又稱“庚戌廣州新軍之役”）和黃花崗起義（1911年4月27日，農曆三月二十九日，又稱“辛亥廣州起義”、“辛亥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
孫中山在這段時間策劃的幾次起義，如欽廉之役、鎮南關之役、河口之役、黃花崗之役等，很多是在晚晴園策劃發動的，並且由新加坡華僑肩負重任。南洋華僑不僅出錢出力，還親身參與曆次戰鬥，甚至犧牲生命，可以說是全方位地參與國內的革命鬥爭。
其中1906年萍浏醴起義是中國同盟會成立後發動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武裝起義，是太平天國以後中國南方爆發的一次範圍最大的反清革命鬥爭，犧牲義軍將士及其親屬逾萬人。
黃花崗起義打響了辛亥革命關鍵性的一槍。1910年11月13日，孫中山在槟城召開秘密會議，決定次年（1911年）4月27日發動廣州起義（史稱黃花崗起義）。1911年1月，黃興等人在香港成立統籌部，籌集經費、組織敢死隊，並且在廣州設立38個秘密據點，爲起義做准備。
黃花崗起義是最爲壯烈的一次，參與及犧牲者多爲同盟會骨幹成員，起義時黃興現場指揮，並且親自率領敢死隊沖在第一線，很多同盟會員壯烈犧牲。黃花崗72烈士的墓園中，其中有29位來自南洋，有5位來自新加坡，他們的名字是：余東雄、郭繼枚、李文楷、勞培和杜玉興。當時他們的年齡分別是：17歲、18歲、24歲、25歲和27歲，犧牲時大多數還沒有成家。
年齡最小的余東雄，來自新加坡百年老字號余仁生家族，現在新加坡還有以他們家族的余東旋名字命名的大街。余東雄是余東旋的堂弟，當時余東旋得知余東雄要去中國參加起義時，曾經設法阻止他去，余東雄還是義無反顧地參加了起義。余東雄犧牲後，余東旋擔負起了照顧余東雄家屬的義務。
孫中山並不是中國第一個成立“黨”的人，第一個是康有爲和梁啓超，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梁成立了保皇黨。保皇黨主張保留帝制度，留辮子，進行緩和的改革。當時中國人有沒有留辮子成爲保皇黨和革命黨的分水嶺。一段時間內，保皇黨的勢力還有很大的影響，很多華人還留著長長的辮子。
康有爲先逃到日本，後來在1900年2月，又跑到新加坡，組織保皇派，出版《天南日報》《槟城報》等報紙，爲保皇派搖旗呐喊，深得民心，一時南洋華人幾乎成爲康氏精神占有的殖民地。康有爲竟然對清廷誇口說：“你有其地，我有其民。”同盟會星洲分會首任會長陳楚楠，開始也是保皇黨的信徒。
1908年，同盟會在和“清妖”作鬥爭的同時，也和保皇黨在新馬等地開展了大辯論，這是海外華人爲政治而分裂的第一次，使海外華人形成了兩個陣營和派別。當時新加坡對壘的報刊，一方是同盟會的《中興日報》，另一方是保皇黨的《南洋彙總報》。
1908年9月11日，《南洋彙總報》該報主筆以“平民”的筆名，發表了《論革命不可強爲主張》文章，提出革命不能行于今日，以及革命足以瓜分中國的看法。後又陸續發表了《革命黨之真相》《論今日時局只可立憲救國萬無革命之理》等11篇文章。“平民”真名爲唐謬，尊梁啓超爲師。
在《革命黨之真相》一文中，平實罵孫中山是“海盜”，說：“孫中山是妄自尊大，欲以盜賊而爲帝王。孫某者，廣州灣一海盜也。不學無術，見小貪利，慕外人文明之名，並不知文明之實。身無寸土，而妄以中華大統領自居，天下可笑之事，誰過于此。”
在《論革命不可強爲主張》一文中，平實認爲：人類曆史上，算上革命的只有3次，分別是“商湯革命”、“周武革命”、“華盛頓革命”，他們都順應時勢，革命才能取得成功。
孫中山以“南洋小學生”的筆名，在《中興日報》上，連續發表三篇文章,對“平實”進行反擊。罵平實爲“漢奸”。當時對“漢奸”，主要是針對滿清的來說。
1908年9月11日，“南洋小學生”發表了《平實開口便錯》一文，反駁平實“以天命來反對革命”的說法。文章指出：“人事補天工，人事奪天工。人事與天工不能混爲一談。革命者，大聖人、大英雄可爲，常人亦能爲。知吾漢族只四萬萬人，爲盡歸心于滿清者？以吾所見，楚爾一二漢奸外，斷無歸心滿清者。”
12日，發表了《論懼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識時務者也》。15日，又發表《平實尚不肯認錯》。三篇文章均收入《孫中山全集》。
當時，由于同盟會總部也在新加坡，汪精衛、胡漢民、尤列等人也都參加了論戰，發表了許多文章。
辛亥革命的最大特點是得到海外華僑最大的支持。革命爆發期間，單在新加坡支持的華人就有1–1.5萬人。當時的南洋的華人都有一個共同的心願，希望有一個強大的祖國作爲後盾，以提高他們在海外的地位。
而在新加坡，受傳統的反清複明思想影響深遠，曾經在有一座供奉73名反清複明義士的社公廟。當孫中山來宣傳革命時，反清的火焰就被很快點燃。支持孫中山的華人以福建人最多，現在可以查到的就有69人，他們當中不少都是華社及商界領袖人物，如陳嘉庚、李光前 、李春榮等等。
▲毛澤東題字
李春榮祖籍福建海澄縣，當年只有17歲時，從印度尼西亞來到新加坡，三次到晚晴園向孫中山表明志向，孫中山都以他年紀尚輕加以婉拒。他並不氣餒，終于如願以償，成爲星同盟會中最年輕的華僑，孫中山賜名他“義俠”以壯起志。後來還賜于他“旌義狀”，表揚他爲革命做出的貢獻。
陳嘉庚（現新加坡有陳嘉庚地鐵站）在1910年加入同盟會後，積極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辛亥革命後，他擔任福建“保安會”會長，籌款支援福建，穩定了當地局勢；
祖籍福建的李光前（陳嘉庚女婿，著名實業家、儒商，曾經擔任新加坡大學校長），在辛亥革命時，毅然剪掉辮子，加入同盟會，以實際行動支持孫中山；
陳笃生（現新加坡有著名的陳笃生醫院）的曾孫陳武烈，加入同盟會後，與孫中山成爲摯友，辛亥革命勝利後，孫中山回國途中，途徑新加坡，就住在他家“金鍾別墅”。
在新加坡支持孫中山的福建人數不勝數，如洪門會義興幫助掌門人林推遷；商人侯西反、沈飛龍、林鏡秋；銀行家王丙丁、陳先進、邱國瓦、薛武院；華社會領袖莊希泉；經營巴士公司的鄭古悅；報人黃乃裳、傅無悶；教育工作者許濟侯；牙醫盛九昌等等。
新加坡華人爲辛亥革命捐款的人也很多，如祖籍廣東大埔縣的徐統治雄，爲了支持孫中山，把7間店鋪全部變賣資助革命；林受之爲了支持革命，用盡了自己的家産，多次捐款，每次捐款都是1000元到萬元不等，當時1000元相當于現在的十萬元左右。到頭來自己一貧如洗，自己的子女只好到人家去打工來維持生活。廣東潮安人沈聯芳，爲支持廣州起義，一次就捐款3500元，另外對其他起義，也多次捐款等等。
在新加坡支持孫中山的衆多華僑中，有三個人功勞最大，他們是：張永福、林義順和陳楚楠，又稱之爲“星洲三傑”。他們三人模仿劉關張，在新加坡組成“小桃源俱樂部”，支持孫中山的革命活動。
▲1906年 ，孫中山（前排左4）與同盟會新加坡分會同志合影。前排左2爲張永福、左3爲陳楚楠；右1爲林義順、右3爲尤列；後排右1爲張禀庚（張永福之子）、右3爲鄧慕韓、右4爲陳和，左2爲張華丹（張永福弟弟、新加坡副總理張志賢曾祖父）。
張永福（1872-1957）字祝華，廣東饒平縣樟溪鎮青岚村楊梅坑人，生于新加坡。是孫中山辛亥革命在海外的主要助手，他追隨孫中山左右，幾乎成爲孫中山的私人秘書。
1905年5月，孫中山乘船從英國赴新加坡、日本宣傳革命，因簽證關系未能登岸，張永福和警方疏通，使孫中山得以登岸。
“晚晴園” 是張永福家的私産，原來張永福准備給母親養老用的，張提供給孫中山居住使用,其母親也非常贊成。在1905年到1915年期間，孫中山以“晚晴園”爲革命的“據點”，早期的許多工作得以在此進行。
1905年，孫中山曾經親自設計了一面中國的原始國旗，還叫張永福的妻子張陳淑字女士繡了出來，國旗上有四面旗幟和國民萬歲等字樣。這面國旗後來雖然沒有采用，但是可以看出當時孫中山和張家之間的親密關系。孫中山還給張永福的侄子張明遠（張志賢副總理祖父），親手寫了一幅“博愛”的條幅，現保存在晚晴園孫中山南洋紀念館中。
▲張陳淑字女士繡的由孫中山親自設計的原始國旗
更值得讓後人欽佩的是，張永福一方面爲孫中山在新加坡開展民主革命活動提供力所能及的條件。另一方面，每次國內起義失敗後，大批志士都逃往新加坡避難，張永福都不遺余力地給予安置、照料、幫助、尋找工作。單黃岡一役有百余人，河口一役有600余人。河口一役失敗後，張永福將一塊約千畝的紅石礦地捐出，成立了“中興石山公司”安置逃難志士。
辛亥革命後，同盟會改組爲中國國民黨，晚晴園一度時間爲國民黨在南洋的辦公室，1951年由台灣當局交給新加坡中華總商會。
1994年，新加坡政府將“晚晴園”評定爲國家級古迹，永久紀念。
張永福在新加坡的親屬多有成就，現擔任新加坡副總理兼新中雙邊合作聯合委員會（新方）主席的張志賢（在總理出訪時或者總理病假休息時代總理），就是張永福弟弟張華丹的後代。
▲孫中山送給新加坡副總理張志賢祖父張明遠“博愛”的題詞，現保存在晚晴園。
林義順（1879-1936），是張永福外甥，爲新加坡著名的僑領，曾任該國中華總商會會長，潮州八邑會館首屆總理。一次，林義順看到《蘇報》上刊載的清朝禁止漢族子弟留學日本成城軍官學校的消息，憤然而起說：“中國革命再遲．我們都沒有活路了!”
1903年，林義順在黃乃裳、尤列兩人的影響下，從談論革命到開始走上革命的實踐道路。從此，他便下定了進行民族革命的決心。新加坡同盟分會成立後，孫中山經常邀集林義順等人到“晚晴園”，詳細地講解國內外形勢，解釋三民主義的意義。
當時孫中山經常在新加坡同盟分會總部“晚晴園”召集各地同志開會，密謀舉義的各項計劃。林義順常隨侍于他的身旁，出謀獻策。他還遵照孫中山的指示，爲籌集革命經費四處奔波。
1909年，林義順介紹于陳嘉庚認識孫中山，陳嘉庚于翌年加入同盟會，後來林義順與陳嘉庚還結成了兒女親家。
林義順等人幾乎負擔了丁未黃岡起義的全部經費。林義順當時並不富裕，也傾囊相助。他爲黃岡起義所做的另一件事便是營救和安置失敗後流亡海外的義軍將士。 有100余名黃岡義軍戰士自香港避往新加坡。林義順積極幫助安置他們，其中不少人就安排在他所經營的農場中。
1911年10月，武昌舉義成功，消息傳到新加坡，林義順雀躍而起說：“我們漢族革命，終于有了今日。他再度奮起，踴躍贊助孫中山的共和事業。11月，孫中山回國擔負革命領導工作時路過新加坡，林義順遵照他的囑咐，與陳嘉庚等人募籌巨款彙寄南京革命政府。1912年3月，孫中山以臨時大總統名義頒給林義順、張永福等人以旌義狀，表彰他們爲開國所作出的貢獻。
20世紀初，新加坡三巴旺地區還是一片荒山野嶺，經過林義順、陳嘉庚、林文慶等人的努力開發，現在這裏已成爲新加坡的衛星市鎮。爲紀念他開辟三巴旺的功績，這片地區的許多鄉村、道路都以林義順及其家族的名字來命名，如義順村、忠邦村，義順路、蔚華路、峇順芭、忠國路、忠邦路……就是80年代新建的義順鎮也是得名于他。日前報道的新加坡總統仍然住在義順的組屋裏，義順的地名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陳楚楠（1884—1971），男，祖籍福建廈門，生于新加坡。原名連才或連材，別號思明洲之少年。年輕時與兄合營樹膠種植業。
戊戌政變失敗逃亡海外的康有爲、梁啓超等，在新加坡設立“保皇會”，青年陳楚楠出于樸素的愛國心理，成了支持保皇活動的一員。聽貫了保皇議論的陳楚楠，對于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張，感有些道理又有幾分疑惑，于是專門拜訪了尤列，尤列深入淺出講解了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使陳楚楠茅塞頓開，轉而追隨孫中山先生投身反清革命。
“欲成大事，非先喚醒民衆不可”，陳楚楠從《蘇報案》的發生，省悟到報紙的威力——喚起民衆之有力武器，遂與張永福著手創辦《圖南日報》。1906年任中國同盟會新加坡分會會長。1907年創辦《中興日報》，與保皇派論戰。
陳楚楠還積極籌款支援中國同盟會發動兩廣及雲南起義。辛亥革命後一度回上海，主持華僑聯合會，1917年回國。後在廣州任孫中山大元帥府參議。1928年後任福建省政府委員。1933年“福建事變”時任實業廳廳長。後重返新加坡。著有《晚晴園與革命史略》。
在海外廣泛流傳一句話，那就是：華僑爲革命之母，這句話最早出現在1929年。當年國民黨元老、曾經是《槟城日報》的主筆的戴季陶，主持槟城一次華僑教育大會，戴季陶他在會上說，國家要爲華僑教育提供援助，因爲國父說過“華僑爲革命之母”。
到了上世紀五十年代後，台灣當局爲了拉攏華僑，蔣介石、蔣經國父子也多次宣稱，國父說過，“華僑爲革命之母”之類的話。美國媒體曾經報道過，發現了孫中山的“華僑爲革命之母”的親筆題詞，雖未能證實，但孫中山多次以不同的方式，闡述對華僑的感謝，現在能查到的至少有五次。
第一次是1916年9月30日，孫中山在上海歡迎華僑從軍的大會上說：“前時帝制之破壞，華僑實爲一最大之力。”
第二次是也是在1916年，孫中山在發給海外會員的一份通告中，規勸大家不可遺忘華僑的功績，他說：“此次推翻帝制，各埠華僑，即捐巨資以爲軍費，而回國效命決死，以爲黨軍模範者。”
第三次是在1917年，孫中山爲同盟會出的一本書中的序言裏寫道：“同盟會之戰，多賴海外華僑之力。惟吾深知，同盟會中無華僑一部分者，清室無由以覆，民國無由而建也。”
第四次是在1923年，在澳大利亞墨爾本一次同盟會支部大會上，孫中山說：“我海外同志，昔與文艱苦相共，或輸財以充軍實、或奮起而殺國賊。其對革命之奮鬥，曆十余年如一日。故革命史上，無不有華僑二字，以長留于國人之腦海。”
第五次是在1923年10月15日，在廣州一次國民黨大會上，孫中山說：“本黨最發達的地方，是海外各埠，海外華僑很多的地方，都有中國國民黨。華僑的思想開通較早，明白本黨的主義在先，所以他們的革命也在先，每次起革命，都是海外同志的力量。”
▲晚晴園牆上老照片訴說曆史
辛亥革命是一次劃時代的偉大革命，它結束了中國兩千多的封建統治，開創了中國的新紀元。李光耀說：孫中山是一個改變了中國命運的人。
一百多年前，新加坡的華人沒有把孫中山當“外人”，也沒有把中國當“外國”，更沒有把中國的事當“外事”。他們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錢出錢，傾家蕩産、全力以赴支持中國革命，有的人甚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人們不可思議的是，中國民國的“國父”，竟然在新加坡有“故居”；辛亥革命期間的多次的武裝起義，指揮部竟然設在新加坡；中國的革命黨與保皇黨的的大辯論，也竟然在新加坡開展，並且得到新加坡人的熱烈反響！這正說明了新中關系血濃于水親密無間。
現在新加坡的華人，不少都是參加辛亥革命前輩的後代，他們不僅在辛亥革命時支持中國革命，在抗日戰爭期間，也大力支持中國的抗戰。
1965年，新加坡建國後，新加坡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國改革開放。新加坡的“國父”李光耀，訪問最多的國家是中國；他花費心血最多的是“兩岸統一”。新加坡成爲“汪辜會談”和“習馬會見”的所在地。
新加坡投資最多的國家是中國，對外貿易額最大的國家也是中國；培訓中國官員最多的還是新加坡。新加坡不僅在中國興建的許多開發區，還投資參股了很多大型企業。特別是一些新加坡的領導人，還兼任中國經濟特區和開發區的顧問，直接爲中國的經濟發展出謀劃策。因爲新加坡的華人深深地懂得，天下的華人是一家，一個強大的祖國，才是他們的根。中新傳統友誼源遠流長，牢記辛亥革命的曆史，緬懷辛亥革命的英烈，發揚中新傳統友誼，正是新加坡幾代華人不懈的追求。
（田柏強，原中國安徽工人日報高級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