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煙霾再度來襲，籠罩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上空，遲遲無法驅散。今年煙霾的嚴重程度不及2013年，但卻比去年嚴重許多。“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筆者以爲，這次煙霾來襲未必不是一件壞事，並可以爲跨境煙霾治理提供新思路。
首先，在新加坡舉行的世界一級方程式（F1）賽車大獎賽，恰好在賽前遭遇煙霾，使煙霾治理的嚴峻性陡升。如果煙霾在短期內無法避免，在大獎賽期間發生，則可能是一件好事。大獎賽使跨境煙霾的區域問題，升級成爲一件人盡皆知的國際問題，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煙霾治理進展的全球關注度。
通過國際輿論的關注和放大，使新加坡的“小事”變爲全球的“大事”。由此，就對印度尼西亞官方施加了很大的國際壓力，從而推動煙霾治理提上印尼政府的議事日程。這樣一來，也可以回應印尼政府總是認爲新加坡“過度反應”的指責，有利于共同應對跨境煙霾。
同跨境煙霾相似的一個情況，就是北京的“事件藍天”。無論是2008年的“奧運藍”、2014年的“APEC藍”，還是今年的“閱兵藍”，都離不開中國政府爲了維護國際聲譽而采取的大量措施。在外部輿論環境方面，兩個事件有異曲同工的地方，即都是在國際輿論的監督下而得以推動。
但是，北京相信“人定勝天”，采取了許多人爲做法和非常舉措，包括短期內關停周邊區域的汙染企業、活動前實施人工降雨、活動期間安排公共假日等。北京長期存在的空氣汙染，顯然不會因爲這些速成法而得以根治，而只會在活動結束後就“舊病複發”。與之相比，跨境煙霾的問題帶有長期性和季候性，新加坡既無法也沒有采取人工造雨等過激措施，不得不“看天吃飯”。換句話說，外部壓力仍然需要轉化爲印尼本國的內部壓力，才能推動跨界煙霾治理。
其次，這次煙霾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並不是曆史上最嚴重的。但是，它在印尼國內造成的破壞性作用，卻已經被人們所廣泛關注。印尼國內民衆深受煙霾的困擾，日常生活和身體健康都受到明顯威脅。印尼國內的人權組織也向政府提出意見，期望盡快解決煙霾問題。與此同時，印尼政府不得不動用其各自力量，應對非法燒芭行爲。印尼國內的民衆關注和社會輿論，爲煙霾治理提供了另一個有力推手，相信會從國內施加壓力而推動變革。
最後，可能是出于自尊或自信，印尼官方多次婉拒新加坡等國政府提供的無償援助，強調自力更生去解決煙霾問題。這同印尼領導人不願意本國女性去其他國家做女傭，如出一轍。“礙于面子”的印尼官方，可能不會接受國外的官方援助。所以，外交斡旋和官方互動可以提高跨境煙霾治理的關注層次，但是卻需要采取非官方的渠道加以化解。
就此而言，從民間出發，繞開官方的“心結”，或許能夠解決煙霾問題。無論是環保企業還是慈善性質的非營利組織，可能都會大展身手。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可能需要這些民間“推手”，間接促成跨界煙霾治理。這樣一來，通過來自國際、區域、國內等方面的多力促動，或可實現跨境煙霾的福禍轉換，從而逐步解決這個老大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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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作者：馬亮，江蘇徐州人，2006年、2008年和2012年先後畢業于西安交通大學並獲管理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2012年迄今擔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研究員，參與”連氏中國城市公共服務指數”研究項目。出版英文專著一部，發表期刊論文50余篇，並爲《聯合早報》等報刊和”政見”（CNPolitics.org）撰寫評論。作者文章合集《公共治理的向度》售價S$18.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