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習近平的核心外交政策
被稱之爲“一帶一路”或者新絲綢之路的戰略開啓了習近平治下中國的核心外交政策。爲了贏得絲綢之路沿線60多個國家對一帶一路戰略的支持，中國政府正在動員政治、經濟和外交資源全力對外推銷這一宏大戰略。
一帶一路戰略是習近平的標志性工程，對于實現他治下中國的對外戰略目標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爲了在國家層面推進新絲綢之路戰略和統籌協調中央和地方各部門的工作，中國政府成立了以張高麗副總理爲組長的一帶一路領導小組，成員包括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甯、副總理汪洋、國務委員楊晶和楊潔篪。如此之多的高層官員參與其中，表明一帶一路戰略對中國政府的重要性。
對于中國而言，實施一帶一路戰略是爲了實現對外、對內兩大目的。從對外層面上看，新絲路戰略有利于深化中國與絲路國家的經貿聯系和人文往來，擴大雙邊貿易和投資額，同時擴大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從對內層面上看，新絲路戰略有利于中國經濟實現平穩增長，刺激疲軟的中國工業，尤其是爲出口導向型企業尋找新市場。同時一帶一路戰略通過擴大對外産能合作，刺激中國先進制造業裝備和基礎設施産品出口，有助于化解中國工業發展面臨的嚴重産能過剩，並爲中國經濟轉型和産業升級贏得時間和空間。
建設和完善區域國家之間在基礎設施領域的互聯互通是一帶一路戰略的一項核心目標。爲了加快推進這一戰略的實施和區域間互聯互通項目建設，中國于2013年10月倡議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短短一年之後在2014年10月，中國和其它20個亞洲國家在北京共同簽署成立亞投行的諒解備忘錄，標志著亞投行正式啓動進入議程。
從東南亞的印度尼西亞、柬埔寨和緬甸，到南亞的孟加拉國、斯裏蘭卡和巴基斯坦，許多亞洲國家面臨本國基礎設施老化和嚴重不足的制約，落後的基礎設施阻礙這些國家實現經濟快速增長。高昂運輸成本和過長的運輸時間打擊外來投資者投資的意願，從而影響這些國家吸引外資和加快工業化進程的努力。根據亞洲開發銀行（簡稱“亞開行”）2010年公布的一份研究報告，爲了實現經濟增長目標，從2010年到2020年裏，亞洲國家需要總計8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額。
經濟地理理論告訴我們，高效而便捷的現代交通基礎設施是實現國家經濟起飛和工業化的前提和關鍵所在。然而許多亞洲國家都面臨建設現代基礎設施的艱巨任務。這些國家經濟落後，缺乏獨立完成龐大基建工程所需的資金和技術能力。同時現有國際多邊金融機構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亞開行遠沒有足夠的資金實力來滿足這一龐大投資需求。
中國是全球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領軍者，大批中國公司和大量中國工人早已走出國門，參與其它國家的交通和其它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的設計和建設，在亞洲、非洲和美洲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領域都能看見中國公司的身影。因此，來自中國的基建投資和優惠貸款正在贏得越來越多發展中國家的好感。從中國倡議成立亞投行以來，許多國家表達了對亞投行能早日開始運作的期待，並渴望從中獲得貸款，以加快各自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改善基建發展落後的面貌，從而實現國家經濟發展目標。
過去三十五年基于對基礎設施大規模投資和發展出口導向型工業經濟模式的成功，中國確信一帶一路戰略將會通過區域互聯互通擴大區域國家間的雙邊貿易和投資額，有助于相關國家實現經濟快速增長和實現區域經濟繁榮。
亞投行：中國施展經濟影響力的先鋒
作爲正在崛起並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國，通過推進一帶一路戰略和倡議成立亞投行，中國在區域發展和全球金融議題上開始逐漸取得領導權和主動權。
國家的經濟實力是決定亞投行資本結構和各國出資份額的一個重要參考指標。作爲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無疑將成爲亞投行最大的出資者和股東，並擁有對相關基建項目融資的否決權。同時，亞投行的首任行長普遍預計將由中國的金立群擔任。
金立群具有在國內相關政府部門和大型國際金融機構工作的豐富經驗和完整履曆。他曾經在美國波士頓大學進修學習，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金立群曾任中國財政部世界銀行司司長和副部長，亞洲開發銀行副行長和中國主權基金中金公司的董事長。中國政府清楚亞投行要實現高效運作，必須有一位具有豐富國內和國際工作經驗，同時有很強溝通協調能力的專業人才來掌舵。金立群無疑是最佳人選。同時中國政府表明亞投行將會借鑒現有多邊國際金融組織的運營理念和做法，以完善自身的運營和管理體制，並努力避免現有金融機構官僚機構龐大，貸款審批程序繁瑣和效率低下的問題。
亞投行的成立折射出中國作爲資本充裕國家急于擴大對外直接投資的願望。亞投行將成爲中國實現國家對外戰略利益，並增強其全球政治經濟影響力的重要金融工具。亞投行是中國推進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融資平台和先鋒。
加入亞投行的競爭和對地緣政治經濟的影響
在過去幾個月時間裏，亞投行在區域乃至全球的影響力快速上升。2015年3月初,英國政府宣布英國加入亞投行，尋求成爲亞投行的創始成員國。通過加入亞投行來更好分享中國和其它亞洲新興經濟體經濟成長的蛋糕，不僅會進一步強化倫敦作爲全球主要金融中心的地位，也有助于英國公司更好打入規模龐大和潛在利潤豐厚的亞洲基礎設施市場。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在解釋英國政府作出加入亞投行的決定時表示：“這將爲英國和亞洲實現共同經濟增長，和擴大雙邊經貿聯系創造獨一無二的機遇。”
英國加入亞投行極具示範意義。在英國之後，韓國、澳大利亞和許多歐洲發達國家例如德國、法國和意大利相繼宣布加入亞投行。歐洲發達國家另一個重要目的在于希望以創始會員的身份獲得足夠的話語權來參與亞投行規則和章程的制定，以確保亞投行的放貸標准能夠符合西方主導的現有多邊融資機構標准。
如此多國家的參與，使得亞投行從區域金融機構迅速演化成爲具有潛在全球影響力的多邊國際金融組織。事實上中國政府自己都沒有預料到倡議成立亞投行如此之受歡迎。早在2015年3月初，金立群公開表明希望在2015年3月底亞投行創始會員申請截止日期時會有最多37個國家參與其中，然而最終多達57個國家加入亞投行。
因爲擔心亞投行會威脅西方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美國對中國發起成立亞投行從一開始就持懷疑和否定的態度。從表面上看，美國政府多番公開表明擔憂亞投行管治結構和放貸程序會缺乏透明性，同時憂慮中國主導的亞投行信貸標准過低，會沖擊現有國際金融機構長久以來執行的放貸原則和標准，並擔憂亞投行的貸款項目可能對當地環境生態造成負面影響。
從實質上看，美國認爲中國倡議成立亞投行的真正目的是試圖改變國際金融秩序，和與其主導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展開競爭。今年1月美國國會所做的2015年國情咨文中，美國總統奧巴馬指責中國試圖制定亞太地區的經濟規則，這將使美國的工人和商業利益處于不利的競爭地位。美國運用自身作爲唯一超級大國的實力和外交手段試圖說服其傳統盟友不要加入亞投行。很顯然，近60個國家（其中許多是美國傳統盟友）不顧美國反對，爭先加入中國主導的亞投行，表明美國的外交和經濟壓力並沒有奏效。57個亞洲和非亞洲國家加入亞投行表明中國政府戰略和外交公關的成功，特別是在亞投行還未正式成立運行的時候。美國在亞投行的議題上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和外交失利。
美國前財政部長和前哈佛大學校長薩默斯（Lawrence Henry Summers）于2015年4月6日在華盛頓郵報發表的一篇評論文章中指出:“過去的一個月可能會深深留在人們的記憶中，美國喪失了作爲全球經濟體系擔保者的地位⋯⋯自從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以來，我想不出有任何事件能夠像中國建立大型機構（亞投行）和美國未能說服以英國爲首數十個盟友不要參與其中這樣意義重大。”薩默斯指責美國政府在亞投行問題上出現政策失誤和外交失敗，他要求美國全面檢討其全球經濟策略。
面對美國、日本和西方媒體對亞投行的猜疑和負面評論，中國政府多次表明中國發起成立的亞投行是對現有國際金融體系的補充，而非取代西方主導的多邊金融機構。中國無意挑戰西方主導的國際金融秩序和體系。同時中國認爲亞投行的主要使命在于對亞洲基礎設施的融資，而世界銀行和亞開行的重心在于向減貧相關的教育和公共衛生領域發放貸款。因此亞投行並不會與世界銀行和亞開行産生競爭。不可否認的是現有多邊金融機構也廣泛涉足區域國家基礎設施投資領域。因此，亞投行將不可避免與現有多邊金融機構展開競爭。但是因爲區域基建投資領域市場足夠龐大，所以彼此之間能夠既競爭又合作，雙方不會陷入惡性沖突。
發起成立亞投行的背景
中國發起成立亞投行的背景主要有兩大方面。從國內層面看，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外彙儲備國和資本輸出國，爲了實現資本的最大利潤回報，中國急于爲其充裕的資本尋找市場和對外投資機會。亞投行的成立無疑爲中國資本走出去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平台和通道。
從國際層面上看，倡議成立亞投行表明中國對西方主導的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緩慢的不滿與失望。盡管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總量接近美國的60%，也是第三大經濟體日本的近兩倍。但是中國在所有多邊國際金融機構中缺少表決權和股份份額。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爲例，美國占有約17.67%的股份份額，日本占有6.56%的份額，相比而言，中國只有約4%左右的份額。因此，中國急于通過對現有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提高其在現有多邊國際金融機構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以此反映國際經濟實力的東移和中國在國際金融領域中應有的地位。美國和其它國家在2010年召開的二十國集團峰會中達成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攬子改革方案，然而在四年過後，因爲擔心相關改革方案會削弱美國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影響力和控制力，美國國會依然拒絕通過奧巴馬政府簽署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方案。
中國清楚沒有美國的首肯，難以對現有國際金融體系進行任何有實質意義的改革。因此中國轉而采取兩手策略，中國一方面聯合其它新興國家利用各種國際場合繼續推動對現有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另一方面，中國通過發起成立新的多邊國際金融機構如亞投行來對美國施加壓力，以此試圖倒逼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
亞投行面臨的挑戰：如何確保貸款的安全性
亞投行的成立和正式運營無疑會強化中國在亞洲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發展的影響力，其潛在意義和影響重大而深遠。盡管如此，亞投行的正式運營會面對許多挑戰，如果處理不好，會影響甚至阻礙亞投行的經營和對相關項目的融資。
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是受一些國家的國內選舉和相關政策變動的影響，會對中國企業參與所在國大型基建設施建設造成負面影響。使得中國與相關國家業已簽署的協議難以實施，甚至因各種原因被廢除。例如中國企業在斯裏蘭卡投資建設中的科倫坡港口城項目被叫停和在緬甸投資的密松水電站項目被緬甸當局廢止都是鮮明的例子。這些事件對中資企業造成巨大損失。在這種環境下，無疑會對未來亞投行在海外基建項目的融資造成巨大的政治和政策風險，導致融資風險難以控制和融資成本大幅上升。如何確保亞投行融資的安全性和風險的可控性？中國政府應該如何更好利用其金融資源實現自身最大戰略和經濟利益？
與此同時，不少絲路沿線國家經濟發展落後，政府財力極爲有限，它們對于來自多邊金融機構的基建貸款是否具有足夠的還款能力？如果有，通過何種渠道獲得？這些問題都是中國主導的亞投行在制定貸款擔保和保障原則及條款的時候必須認真面對和思考，並努力尋找相應對策的。
本文節選自政策分析類刊物《隆道觀察》，由注冊于新加坡的隆道研究院出版，關注中國和平崛起和亞太地區發展帶來的地緣政治和社會經濟的變化，追蹤世界熱點、難點問題，從東方視角提出政策建議和戰略構想，幫助國家和地方政府實現可持續發展，打造和諧社會。《隆道觀察》定價每期$10新幣，如需訂閱可寫email至[email protected]，留下您的姓名，電話和郵寄地址，將有工作人員與您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