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金融貿易、就業刺激和産業規劃，還是城市規劃、組屋管理、公積金與種族和諧，新加坡政府的許多公共政策都爲人所稱道。這是因爲，這些政策是合理和有效的，不僅對提升國家治理與城市管理大有裨益，而且爲其他國家和城市提供了學習與效仿的榜樣。
公務員首長王文輝日前在公共服務學院所主辦的行爲經濟學大會上致辭，闡明了新加坡公共政策背後的“行爲密碼”。原來，在新加坡公共政策制定中，行爲經濟學扮演重要角色。政府遵循許多行爲經濟學的原理和主張，從人的行爲與動機出發，制定相適應的公共政策，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無論是懲罰還是獎勵，各類公共政策都是在幹預人的行爲，以使其朝著公共利益所期許的方向發展。如果不對人的行爲有充分而周詳的理解，就很難使這些耗費高昂的獎懲政策奏效。公共政策的核心是預測和幹預人的行爲，而對人的行爲的理解，是設計有效公共政策的前提條件。
政策制定不能“想當然”，而是需要有紮實的證據支持和清晰的邏輯線條。事實上，人們在很多情況下都存在認知偏差，並會對決策産生影響。正如傅來興《別憑感覺看不平等問題》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樣，人們對社會不平等等敏感問題的認識，往往存在不當和錯誤的看法，許多判斷都是個人偏見的結果。
行爲經濟學旨在發現行爲背後的原因，從而“抓住人心”，找到鼓勵或阻止某些行爲的良方。也因此，最近的經濟學研究不斷同心理學研究相融合，旨在探討人的心理和行爲對經濟運作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理論界所推崇的循證公共政策（evidence-based public policy），就是要將政策制定立在科學證據的基礎之上，而不是憑空想象或任由意識形態去左右決策者的判斷。
“世事洞明皆學問”，只有對人的行爲及其背後的動機有充分的認知，才有可能制定最佳的公共政策。換句話說，只有“以小見大”，認識和理解一個個具體的人的“七情六欲”，才能爲整個社會的宏觀治理提供啓迪。
文泉先生在其評論《世界應該向新加坡學什麽？》中就指出：“新加坡公共政策和治理之所以能夠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新加坡的領導人和政府對人性有一個全面、深切和客觀的認識。”新加坡的公共政策可謂“水到渠成”，能夠恰到好處地洞悉和拿捏人性，使公衆、企業和政府都能遵循政策的意圖和指向去行事。
政府的許多政策幹預性很強，可能觸動乃至擾亂正常的經濟規律和社會秩序。因此，如果政策設計不當或執行不力，所造成的損失就不單單是政策本身的有效與否了，而是會擴展和推延到許多領域。就此而言，沒有政策有時候比一個糟糕的政策，可能更爲可取。也因此，許多人向往“無爲而治”，認爲沒有政府會減少許多問題。但是，“無爲的政府”不意味著是“無能的政府”。政府仍然需要通過許多有形無形的政策“推手”，去推動社會進步。這樣看來，新加坡在進入高收入的成熟國家以後，如何從一個強政府的社會，過渡到一個有爲政府的社會，仍然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實際上，許多問題都不必大動幹戈，而強扭的瓜也不甜。許多情況下，簡單的“輕推”（nudge），可能就解決了公共政策想要處理的棘手問題。比如，在遞送水電費賬單時，將鄰近街區的耗電量和用水量一並呈交。這樣一來，就會刺激用戶去相互比較，以向鄰居“看齊”，達到減少水電用量的目的。這個小小的政策動作看似不起眼，但卻抓住了人性的核心，反而起到了意想不到的節能減排作用。
更爲重要的是，新加坡在公共政策的實驗、轉移和學習等方面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許多政策都在探索和實驗。通過這些創造性的政策實驗，政府不斷優化其各項公共政策，也爲認識新加坡的良治提供了一面鏡子。政策的調整和優化，更關鍵的是在不斷因應人的變化。新加坡的許多公共政策是“建國一代”所創設的，而隨著“新生代”的崛起和“新常態”的出現，這些政策都還有可圈可點之處。最近，政府在組屋、公積金、醫療保健等領域的政策調整力度很大，也說明政府認識到各類政策還有不小的調整余地和改善空間，以順應社會的“更新換代”。
但是，由于大衆的認知偏差，公共政策在推行過程中，難免會遇到不理解乃至誤解的情形。所以，新加坡也有一些公共政策被外人所不解乃至遭到譏諷，但並不意味著它們是不應該出台的。有時候，甚至連本國國民都有可能對政府的某些政策感到不滿和不解，盡管他們相信政府是爲了絕大多數人的利益考慮的。但是，公共政策不是爲了迎合某些人的好評，而是爲了切實解決社會面臨的各種公共問題。這不完全是政策“精英化”的結果，而是政策溝通過程出了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堅持正確的立場並有強大的政治意願，是推動政策順利執行並得到民衆諒解的根本。與此同時，當民衆逐漸看到和感受到公共政策所帶來的實際好處，也會由衷地轉變態度並予以支持。
與此同時，行爲科學不應只是行爲經濟學。經濟學對人性假設和利益計算的許多認識，都與實際情形存在很大差距。來自實驗室的受控行爲研究，也可能導致對實際行爲的認識偏差。包括社會學、政治學、組織學等在內的其他社會科學學科，同樣是行爲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並對公共政策制定具有很強的參考價值。
政府在今年會設立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以加強社會科學研究。強化社會科學研究，將爲政府制定經濟增長、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樂齡挑戰、人口生育等方面的政策提供智力支持，使各類公共政策更加人性化，更加有效，也更加聰明。
作者爲南洋理工大學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研究員，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馬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