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位對華文充滿情懷的新加坡人，她是三個孩子的媽媽，她是62歲的老師，也是62歲的學生。
她的人生，峰回路轉。
她叫楊佩芬，生于新加坡，祖籍潮州，做了近20年的補課老師。
她曾有一個非常美滿的家庭，和工程師丈夫育有兩個女兒，一個兒子。十年前，丈夫因腦溢血離世，留下她與三個孩子相依爲命。
那時，大女兒已經大學畢業，長子與幼女正在上大學，丈夫在生前已經爲孩子們儲備了教育基金，足以支付學費。
如今，三個孩子各自的領域裏成爲專業人士，大女兒是護士長助理，兒子是醫生，小女兒是物理治療師。
被問到人生中最大的波折時，她卻說是學生時代時遇到的新加坡多次華文教育改革。
學生時代的教育改革，“幾乎斷送了求學之路。”
1970年代，她還是南洋女子中學的學生，遇到了。“寫了十多年的繁體，一下子變了樣了，對文字的識知體系，都變了。”
後來，又遇到純華校課改，除了華文課外，其他科目都改成以英文教學。
然後，又遇到把“注音符號”改用“漢語拼音”。
其中，最大的轉折是學術科從華文全面改爲英文，這對于從小接受華語教育，英語不怎麽好的她來說，無疑是晴天霹雳。用她自己的話說，“這幾乎斷送了我的求學之路。”然而她更擔憂的是，這樣的變化，失去了文化傳承。但她也說到，“爲了國家發展，教育改革是上上之策”。
直到畢業後找工作，她都心有不甘，告訴自己要做“不倒翁”，一定要延續華文教育，一定能以華文來謀生。她到現在也一直堅持學習，用她自己的話說，就是“啊！我沒倒下。”
如今，她是資深的華文補課老師，也是智源教育學院（KLC）高級華文教學大專文憑課程的學員。
對于60多歲的她來說，再做學生，要克服很大的心理負擔。
她說，一開始真有壓力，身邊同學都是年輕人，大多都是來自中國，另有兩位來自馬來西亞，他們的華文基礎都比自己好，而且，自己用電腦的水平大大落後于別人，十多年沒用過PPT了，許多課件制作都跟不上。
後來，她調整心態，鞭策自己，堅持三個學習原則：1、活到老學到老；2、千萬不能倚老賣老；3、不恥下問。
“同學分享、不恥下問，也是我的學習方法，因爲’三人行必有我師’。”
因爲同時也有補習等教學工作，佩芬留給自己的學習時間非常有限。她就盡量利用零碎時間學習，比如搭乘地鐵時看教材，消化講師們課上講的知識。
▲（佩芬把講師培訓的一些策略在自己的教學中，發揮了很大作用）
她英文不是很好，在新加坡，很多時候這是一個缺陷，但佩芬現在把這變成了自己工作中一個特點，一個優勢。
家長把孩子送來時，她就首先給家長講清楚，自己不會用英語跟孩子溝通。
這些家長多是工程師、律師、教師、醫生，也有空軍機械師，他們認爲純華語的環境，會給孩子更好的教育，所以非但沒有因此放棄，還堅定地說，“我就是讓孩子來學華文的”。
很多學生家長在交流中，表示希望她盡量不要用電腦教學方式給他們的孩子上課。
過度地讓孩子接觸電腦，一大堆作業都得靠電腦呈交，會讓孩子們陷入“沒電腦就是世界末日”的狀態。
家長說，“我不怕我的孩子不會電腦，我只怕他不會華文。”
當然，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對佩芬的信任。
也是這份信任，佩芬覺得自己也應該吸取更多的養分，才能更好地教這些學生。
所以，從2007年第一次進入KLC開始，她每隔三四年，就會再進KLC進修。她的學前教育學士學位、普通話水平測試等級證書和商務漢語考試證書都是在KLC修讀的。
她說，KLC一直以來都給一股“想提升自己的動力”。
KLC推出的“高級華文教學大專文憑課程”，就是專爲新加坡教育界培養出專業的華文補課老師。
課程分爲10個月的全日制和15個月的業余制，學費$6,826.60，能辦學生簽證。
▲（課程的設置按各個層級提升。）
完成所有課程後（每個門課的出席率超過80%），就能拿到由智源教育學院頒發的“高級華文教學大專文憑”。
高級華文教學大專文憑– 說明會
時間：5月16日、30日（周四）19:00pm
地點：587 Upper Serangoon Road，Crestar Building Singapore，534564 （Serangoon MRT-Exit C）
電話: +65 6337 8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