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問題，在《道法無常: 新加坡公共管理之道》一書中都可以找到答案。這本書是南洋理工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于文軒博士的最新力作，5月7日，隆道研究院和草根書屋聯合主辦了該書的圖書分享會，各界人士濟濟一堂，座無虛席。于文軒博士的精彩講座吸引了陣陣掌聲。
下面是講座全文，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道的邊界：公共管理學的視角
感謝隆道研究院和草根書室給我這個機會圍繞我的這本小書，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個人思考。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題還是圍繞著這個書名《道法無常》，我想跟大家討論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是：什麽是道，有道這個東西嗎？公共管理學如何幫助我們認識這個問題，新加坡能爲我們提供哪些啓示。我想從自己在新加坡這幾年的生活、工作的經驗裏，以小見大，分享一下，新加坡給我帶來的思考和啓示。
首先我們來說下“道”, “道”這個詞現在不管是在東方和西方都非常熱門。英語裏的“道“ Tao 是直接對道的音譯。簡單說來，道是事物發展的規律。這個事物既指自然界也指社會。有沒有道呢？如何認識這個道呢，是兩個所有哲學和神學都試圖回答的問題。這本書的書名是《道法無常》，很多朋友以爲我是一個後現代主義者，不認爲有道的存在。其實我還是認爲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有一些最底層基本運行規律的。老子在《道德經》裏說的好，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這個道就是哲學上最本源意義的道。現在大家公認的現在健在的最有智慧的物理學家霍金在牛津大學讀書的時候追求女友的高招就是說他要做的是發現”Thetheory of everything” 。非常高大上，非常有吸引力吧。這就是那個道。我是非常擔心人工智能發展的，因爲我們現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所做的都是在逼近自然和人類社會的這個道。當然自然界、人和社會是個非常動態和複雜的系統，從後實證主義的角度看，我們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我們離最後發現道，還非常非常遙遠，我們只是在路上。我今天跟大家聊的這個道不是這個層次的道，我說的也不是在”術”這個層面的道。英語世界裏很多暢銷書都喜歡用Tao什麽什麽做書名，其實講的是在”術”，做爲具體的方法和技術的道，我今天跟大家要分享的是中觀層次的“道”，用我們的學術術語說，我要討論的是中層理論（Mid-rangeTheory）。爲什麽要談這個問題的呢？因爲我們在現實生活和公共管理活動中碰到的大部分的問題，我們的困惑，我們的糾結都是在這個層面。我們常常把這個層面的問題和底層的這個基本的道和作爲方法的術搞混淆。
由于包括個人的大環境和小環境、教育、信息的流通等各種原因，在我們的腦海裏充滿著大量的觀念和思路。這些觀念和思路是和我們的信念體系，價值觀聯系在一起的。我們用這些價值、思路和理念指導我們的實踐。但是我們很少檢討一下我們這些觀念和信念。這個檢討應該有幾個層面，第一、這個思路和觀念符合事實嗎？第二、即使是事實，這個事實有它存在的時間、空間、文化，以及社會、政治、經濟發展階段的限制。我們經常在這兩個問題上犯錯誤。這些問題在傳統時代信息流通、信息交換不發達的時候，是個嚴重的問題，但是在互聯網時代，在地球村時代，這樣的問題也沒有減輕的迹象。信息和知識越來越碎片化，荒謬錯誤的想法傳播的速度越來越快，信息的過載和人們選擇性記憶、選擇性閱讀使得人們的思想越來越混亂，這種情況並沒有隨著人們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改善。舉個例子，現在大家都非常喜歡社交媒體，喜歡朋友圈的文章。我發現在中國的公共討論空間中，即使在高級知識分子中間討論的質量都不高，這個問題不是參與者知識水平和名義上受教育高低的問題。在中國，人們把這些積極參與公共話題討論的知識分子稱爲公知，公知本來是個褒義詞，但是在中國已經汙名化了。不少觀點要麽是別有用心的陰謀論，要麽是對事實的無知，要麽就是不講邏輯的一廂情願，可惜的是這些觀點相當有市場和受衆，相當多的人都覺得有道理，並用之來指導實踐。事實不清楚還不要緊，最重要的是分析問題、認識問題的方法出了問題，導致價值觀都相當混亂。
我對這樣的問題非常敏感，乃是由于我自己的經曆，特別是跨文化學習、工作和生活的經曆。在我受教育的過程裏，在我的思維和認識裏，有各種各樣觀念和看法，認爲這些看法是對的，只有那樣做才可以。其實這些看法和認識往往其實是不了解，誤解和偏見。舉個小例子，我讀大學那陣，其實現在也如此，中國國內對于中國人公德心差，不守規矩，素質低有各種各樣的反思。國內有知識分子總結說其中一個原因是中國人沒有宗教信仰，不相信天上三尺有神靈。我想現在這個觀點也是相當有市場的。當我到美國讀博士，教授微觀經濟學課程的時候，發現學校對學生作弊如臨大敵，嚴防死守，就這樣我還時不時抓到學生考試作弊。當時我非常震撼，不是說美國人大部分都信仰各種宗教麽？校園裏學生們脖子下面挂著各色十字架，作弊是一種欺騙行爲，在哪種宗教裏都是罪，爲什麽學生們還作弊呢？這只是是我後來經曆過的一系列觀念沖擊中的一個小例子。這些事情都在讓我反思我固有想法和觀念裏的問題。一方面，我們不了解事實，一廂情願的把自己的想象附加給現實，另一方面是我們分析問題的方法出了問題。這就是爲什麽當我看到，聽到中國某些公知，甚至中國國內自己的媒體譴責自己的老百姓沒有公德心，出國丟人現眼的時候，動辄拿洋人水平比較高，比較有公德心的事說事，我才寫了書中《垃圾的公共管理學》一文，我們不是不承認問題，但是對問題的簡單化,對問題原因的簡單化是要不得的。有些時候，盡管我們可能不了解事實，但是如果分析方法得當的話，也應該得到正確的結論，靠的是什麽，靠的是常識和邏輯。李敖在一次接受采訪的時候，被問及對一個國內天才青年作家作品的看法，李敖說我從沒看過他的作品。記者反問，那你爲什麽批評他。李敖回答說，你難道要吃一下狗屎，才知道狗屎不好吃嗎？ 雖然這話相當難聽，但是道理不糙。
這些年從中國、到香港、到美國、到新加坡，學習和研究公共管理學，在跨文化的環境中生活、工作、學習，讓我審視、體味、反思了很多東西。在文化沖突裏，我體會得越來越深的是分析問題方法的重要性和對“道” （我們認爲什麽是對的，好的做法和政策的看法）的正確認識的重要性。我們往往有非常良好的願望，認爲發現了事物發展和做好事情的規律和方法，並固執的相信，其他與之不符的都是錯的，我們用這些東西要求自己也要求別人。新加坡的生活和工作經曆對我啓發很大，我在這本書裏總結了一些這些啓發。當然新加坡給我的啓示，大家可以在這本書中看到，不單單是說新加坡公共管理中好的方面對我有啓示，新加坡公共管理當中不足的方面對我也有啓發。
談新加坡的生活和工作經曆對我的啓發之前，我還需要談一下在美國攻讀公共管理學博士學位和從事相關研究對我看世界和新加坡的影響。這裏其實涉及到了一個學習社會科學重要性的問題，當然這個社會科學是指一個好的方向正確的社會科學。這個判斷好的標准，不是說觀點是否正確，乃是說認識和分析事物的方法是不是正確，我們得出結論的這個論證過程是不是合乎科學方法論和邏輯。這點聽起來很簡單，但其實是我們整過中文“文科” 教育的痛點。我對這個問題認識的非常晚，特別是當你已經有一套自己論證問題方法的時候，能認識到這個問題，更不容易。香港科技大學丁學良教授說這個問題是”countereducation”, 一旦被counter 了，你要花很大的成本才能走出來。我真正開始認識到這個問題，是我在香港開始用英語學習經濟學和爲了去美國留學，參加美國研究生入學英語測試（GRE）。我開始覺得我原來思考問題，論證問題的方法是有問題的。我把自己那個時候的學習和分析的方法，稱爲“六經注我” 我注六經“式的學習。在複習准備GRE考試的過程中，在邏輯考試的部分，我也參考了美國法學院入學考試的邏輯部分，應該說這個過程對我的啓發很大。我的一個物理學家朋友說英文教育和中文教育相比有兩個強項，一個是寫文章，一個是邏輯。我不同意他說的這是語言的差別的這個部分，不過我同意這其實是教育模式差異的問題。
在美國我才開始系統學習研究方法論和用統計學的思維模式進行社會科學研究。大家可能對公共管理學是什麽都比較陌生。大家經常把公共管理學和政治學混淆，認爲反正都是關于政府的。其實公共管理學雖然脫胎于政治學，但是現在的旨趣和關注的主題和政治學有比較大的差異。政治學關注的制度設計、民主機制，包括投票在內的政治行爲，和政治選舉官員和機構的行爲和運作的問題。而公共管理學關注的是比較具體的在給定文化和制度背景下，政府管理自身，以高效的方法提供高質公共物品的問題。用美國兩名非常著名的公共行政學家的話來說，美國過去100多年的公共管理改革就是要在無效的政治系統裏創造有效率的行政單位。公共管理學是以實踐爲導向，以解決問題爲導向的。作爲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分支，公共管理學有和其他社會科學的共性，就是公共管理學研究也是要探求規律的，也就是道的，但是公共管理學的實踐屬性，決定了它探求的不是抽象的道，而是可以具體直接指導實踐的中層理論。在整個公共管理學發展的過程中，有過幾次閃亮的火花，對于我們非常有啓發。一是赫伯特.西蒙對于公共行政原則學派的批評。公共管理學的起點是如何讓政府公共管理活動和政治區分開來，讓政府管理的更有效率，早期的學者受到科學管理主義的影響，總結了一系列管理的原則，認爲不管公共組織還是私人組織，只要想追求求管理效率和産出，就必須遵從這一整套的最佳管理原則。40年代赫伯特· 西蒙對這個學派進行了非常尖銳的批評，認爲這些所謂的原則（道）是些沒什麽用處的自相矛盾的格言，我們真正需要研究的不是這些看似普世的規則，我們需要關注的是在具體的場景裏，人的行爲決策模式。赫伯特· 西蒙因爲對這個不滿，離開了公共管理學界，去計算機系任教成爲人工智能的先驅，他也因爲對人理性假設的研究，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中國古人其實對管理，對政府管理，進行了大量的原則和規律性的總結，爲什麽中國整個的社會科學沒有發展起來，沒有爲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提供強有力的指導呢？按照赫伯特· 西蒙的觀點，就是我們沒有發展出可以有效指導實踐的中層理論。另一個很有啓發的討論也是在40年代，美國著名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提出在進行比較行政學研究時，跨國跨文化學習的可行性的問題。一個國家的經驗和做法可以轉移到另一個國家嗎？這個問題提的非常尖銳。公共管理學和社會科學的訓練，時刻提醒我們注意任何所謂原則和理論發生的條件，經濟學講在給定條件下求極值。我們要時刻挑戰各種看起來、聽起來很美好、很鼓舞人的論斷（雞湯）, 審視它存在的假設，存在的條件，和它內裏的邏輯。這個不單單是學者應該有的習慣，其實是應該是每個公民的思維習慣。這樣在生活中，可以少被忽悠，少交點智商稅。
在那個時期，我覺得公共管理學的學習和研究發展了我批判思維的習慣。這個是我剛到美國，印象最深的一點。作爲研究社會科學的學生和學者，要時刻保持警惕，警惕那些廣爲大衆接受的觀點，要避免一切思維簡單化的傾向，不唯上，不唯書，探尋和批判觀點和所謂規律背後的假設和邏輯。然而一個缺點是，盡管在60-70年代美國比較公共行政學興起過一段時間，但是後來比較公共行政學在美國沒有發展起來。一個原因是公共行政學的應用取向，讓美國學者很難關心其他國家的實踐，很難認爲其他國家公共管理方面有經驗可以爲之所學習的。所以我當時對公共管理學的學習主要都是美國中心主義的，學習的是在美國民主制度框架下發展起來的理論和管理方式和方法。那個環境裏很自然的認爲美式的民主制度，美式的管理國家、政府和社會的方法是最好的。
實話實說，我一開始對新加坡還是有不少偏見的，比方說來之前我認爲新加坡是一個罰款國家，法紀嚴明，懲罰很嚴，我那時的想象是新加坡到處都是帶紅袖標的大媽或警察，稍有不服從規範，就開罰單，甚至鞭刑。但是對新加坡的研究，觀察和學習，讓我對新加坡公共管理有了全新的認識，對中國可以從新加坡學習什麽有了很多思考。
首先中國要學習新加坡很重要的一見事就是把事實搞清楚，其實中國國人對新加坡的認識，很多都是建立在道聽途說的基礎之上的，並不是新加坡的實際。比方說中國很多人認爲新加坡是一個罰款國家，法紀嚴明，懲罰很嚴，想象的是新加坡到處都是帶紅袖標的大媽或警察，稍有不服從規範，就開罰單，甚至鞭刑。
第二、新加坡給我最大的啓示，就是它對自己獨特性的堅持，這個背後是它的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新加坡的開國之父和政府領導者幾乎都有非常豐富的海外求學的背景，但是他們沒有食洋不化，對國情對新加坡社會，有自己清醒的認識。如果不把新加坡政府管理的很多方面放到新加坡獨特的地理、曆史和文化時空裏來考察，如果滿腦子都是教條式的原則，是很難理解的。比方說我第一次來新加坡是10幾年前，我剛到新加坡，就在酒店看到新加坡報章在討論西式言論自由適合不適合新加坡的問題。我爲什麽記得這麽清楚呢？因爲當時我認爲美國民主和言論自由是美國強大的原因之一。這不僅僅是我個人的看法，這個看法在中國知識界也是很有市場的。就連著名政治學家福山在柏林牆倒塌之後，也在談民主是人類曆史的終結。對新加坡了解的越多，越把新加坡放在它獨特的曆史、文化和地緣環境裏，我越來越開始體會這點的重要性。在新加坡這個多種族、多宗教文化的社會裏，維系種族和宗教和諧是如履薄冰，異常艱巨的任務。盡管言論自由是美好的理想，但是不講條件，沒有限制的言論自由帶來的後果是災難性的。法國《查理周刊》的遭遇很能說明問題。宗教本身排他性很強，新加坡政府在維系宗教和諧和族群和睦上取得的成就和付出的努力是舉世公認的。
大家知道李顯龍總理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公共管理碩士，他對公共管理的理論和發展是很熟悉的。最近他有一個對新加坡公務員的關于政治和行政兩分這一議題的發言，非常精彩，大家可以在海峽時報上看到他的發言。政治（民意的表達）和行政（民意的執行）兩分是任何一個國家政府管理的重大問題。任何政治體制都需要處理好這個關系，美國政府在處理這個關系中曆史上有慘痛的教訓，現在也還在不斷調整中。新加坡在處理政治和行政兩分的關系上，在社區管理和社會沖突解決上，給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行政體制改革帶來的啓示也是全方面的。
新加坡過往的成功就是建立在對自身特殊情況異常清醒理智的認識，勇于挑戰國際偏見，形成自己的治理理論，這需要極高的政治智慧和勇氣。因此我把這本書的書名取名爲《道法無常》就是想強調“新加坡政府不迷信教條和所謂的普世原則、借鑒一切人類政治社會發展的精華，事實求是，因地制宜，形成自己獨特的治理理念和模式”。這一點非常值得中國借鑒、參考和學習。回首中國改革，中國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出現的問題也很多，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盲目教條照搬所謂的西方先進經驗和政策工具，缺乏對自己社會、文化和國情發展階段的充分認識。一個非常典型的領域，在我的這本書裏我也有討論，就是教育領域。教育是一個國家發展的根本。但是在我看來中國一些教育專家對中國教育和西方教育模式的實然和應然相當無知，幾乎在瞎折騰，不僅解決不了問題，反而把問題搞的越來越複雜。
第三，新加坡能有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基礎是什麽。這個基礎是它的國際化和開放。它把整個世界展現在國民面前，讓國民在擁有充分信息的情況下，做出自己的判斷和選擇。新加坡的護照是世界出國旅行最便捷的護照之一，國際旅行比美國護照還好用和方便。新加坡人在科技、文化、藝術幾乎個個領域都有非常優秀的世界級人才，就是因爲他們充分融入國際知識和財富創造的大循環裏。盡管我不認爲新加坡的中小學教育比中國中小學教育優秀多少，但是新加坡高等教育的水平和質量是和新加坡這個國家的體量不成比例的。我經常跟我的新加坡本科生說，我很羨慕他們，能在南洋理工大學讀書。新加坡的土地和人口規模只是中國一個大城市一個區的規模，但是卻有二所世界一流大學。你們知道什麽素質的學生要經過怎樣嚴酷的競爭才能進入北大、清華這樣的中國一流名校麽？
新加坡充分的國際化，離不開它選擇英語作爲主要工作和教學語言。在我的書中我特別談到了國家軟實力這個話題。英語作爲世界最先進知識載體，掌握英語就意味著掌握了人類先進知識寶庫的鑰匙。我在教育自己的孩子和大學任教的過程中對這一點的體會很深。非常有意思的事，現在中國國內對英語教育的呈現出非常有趣的現象，對英語教育愛恨交織，教育改革方案花樣百出，其實都根本沒有抓到問題的本質。在全球化，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浪潮下，中國要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只能靠科技創新，不學習最先進的科技，不擁抱世界市場，哪來的創新。國內不少人很怕中華文化會被西洋文化打敗，總喜歡用魯迅先生的話“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來做擋箭牌。其實此一時彼一時，現在這話要反過來說“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民族的不是關起門來，閉門發展。民族的東西只有在世界文明相互競爭的環境下，取他人精華，去自己糟粕，才可以發展壯大，有影響力。沒有這樣生命力的所謂民族的東西，消亡了又有什麽可惜呢。從新加坡教育發展中，中國應該認識到自己整個的思路搞反了，自己折騰的都不是重要的部分。新加坡中小學和大學教育，甚至具體科目的課程設計都值得中國全面借鑒、學習和反思。中國中小學教育和大學教育需要進行徹底的重新審視和制度創新，但不是瞎折騰。我在書中對這個問題，有比較全面和深入的探討。
時間關系，跟大家就交流這麽多，我把我想說的點說清楚了，待會互動環節，我們可以就一些具體的問題來討論。總結一下，我今天分享的要點就是，我們在分析判斷問題的時候要用批判的，客觀的，理性的觀點來看，時刻警惕，泛意識形態式的簡單劃一的思考。對中國而言，新加坡是一面雖然小，但是很有啓發的鏡子。如我在書中所言，“新加坡雖小，但它已經，現在和將要遇到的問題和挑戰，中國也正在和在未來也講會遇到”。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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