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4日，著名中國問題專家鄭永年在新加坡發表演講，預判中國未來發展路徑，提出了習近平時代的概念，並就目前的反腐、政治改革、習近平的個人魅力、將要舉行的四中全會談了個人看法。
作者介紹：
鄭永年：中國問題專家，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教授，《國際中國研究雜志》和《東亞政策》主編，著有《全球化與中國國家轉型》、《中國行爲聯邦制》和《技術賦權》等著作。
以下是演講內容：
中國真正進入後鄧小平時代，習近平承接毛、鄧，規劃未來三十年
鄭永年： 我今天想先講一個多小時，多留一些時間給大家提問，大家有問題可以提，什麽問題都可以提。我講還是聚焦中國的內政方面，因爲中國的內政方面比較難了解。實際上香港問題、中日關系等，大家看看報紙也是知道得差不多了。內政方面我主要是圍繞習近平來講，剛才主持人說習近平上台以後一、兩年的時間中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海外會問習近平在做什麽，他想做什麽。其實中國很多人也在問：我們這個國家這個船往哪裏開，習近平是船長，要回答這個船往哪裏開的問題。
我今天就講一些個人的看法，也不是代表我所在的研究所，只是我自己的一些觀察。我覺得要理解習近平在做的，就首先要理解中國共産黨。在中國，中國共産黨是一個非常關鍵的組織。如果你看其他國家，人們討論的是市民社會和社會力量等。在中國，共産黨還是主體性的組織，沒有任何一個組織可以挑戰它。中國的社會力量在長大，但是也沒有任何一個社會力量可以挑戰中國共産黨。中國共産黨是改革的主體。從黨的角度來說，我專門寫過一本書，認爲中國共産黨實際上不是我們外面所理解的政黨，像美國民主黨、共和黨，日本的自民黨、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PAP)等，它是不一樣的組織。
中國共産黨長期執政，一定要考慮長遠的目標。長遠的目標非常重要。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大多數國家的多黨制只能考慮我當總統、總理任期之內的事情，超過任期就不考慮了。像新加坡的PAP這樣的能爲長遠考慮的黨也不多了，越來越少。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大家要了解習近平首先要理解他不是完全在考慮自己。因爲中國的憲法規定國家主席任期十年，他考慮的並不是他要做的兩個任期的事情。我個人感覺到他現在要做的就是考慮他後面三十年的事情。這一點跟以前的江澤民、胡錦濤不一樣。
這是什麽概念呢？我覺得中國1949年以後，毛澤東三十年，鄧小平三十年，現在習近平將考慮後面的三十年，這個非常重要。毛澤東領導的共産黨掌握政權是1949年。四九年以後他應該搞建設，搞制度建設。很可惜的是他是理想主義者，四九年以後還搞繼續革命，所以出現了很多的社會問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鄧小平就是接受了毛澤東時代的教訓轉向搞現代化建設的三十年。從這個角度來說，無論是江澤民，胡錦濤，他們的各十年都屬于鄧小平時代。現在真正進入後鄧小平時代。胡錦濤可以說是鄧小平時代向後鄧小平時代過渡的十年，現在正式進入了後鄧小平時期。習近平考慮的就是下面三十年的事情，這是一個什麽概念呢？有人說毛澤東是第一代，鄧小平第二代，那麽，習近平就是第三代。
習近平努力使毛、鄧的曆史矛盾統一起來
他要做這樣的事情就需要很多的條件。他執政以後一直在做，我覺得他做得蠻成功的。
第一，他努力使得毛澤東和鄧小平不是那麽矛盾，就是把他們統一起來。在中國，大家都知道左、右派之間爭論非常大，左派是比較相信毛澤東，所謂的右派比較相信鄧小平，所以今天分爲兩派，打得頭破血流，互相不說話。習近平所做的就是使得毛澤東和鄧小平統一起來。我覺得這件事做得對。實際上，曆史是不可以分割開來的。如果沒有毛澤東就沒有鄧小平。我是從一個學者的角度來說，我覺得這一點習近平做得不錯。無論是毛澤東的誕辰還是鄧小平的誕辰都隆重紀念，我覺得曆史是曆史。最近有關鄧小平的電視片很火，它慢慢地恢複曆史上的一些事情，我們的前總理趙紫陽也在電視片上出現了。因爲老一代人恩恩怨怨、鬥來鬥去鬥過去了，後一代人就不要像老一代人那樣。這樣，曆史會比較公正一點。我覺得這個事情，他做得不錯。但是他的挑戰很大。
另外一個事情他要做的，就是他後面三十年的改革怎麽辦？怎麽走得下去？很多人問我爲什麽要發動那麽大規模的反腐敗運動？這次反腐敗運動和前面的不一樣。今天想講的就是從政治方面、經濟方面、社會方面把我所理解的習近平改革的那些事情。
習近平結束分權狀態，走向集權，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從政治上，習近平上台以後最主要的就是結束了以前的分權狀態而向集權發展。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中國從鄧小平1978年改革以後，每一次改革都是分權的，八十年代是分權的，鄧小平南巡以後也是分權的。中國的集權從朱镕基當總理開始經濟上集權，但是整個胡溫時代是分權的。那個時代的分權不是說中央主動分下去，而是集不起來了的結果。現在爲什麽要集權？習近平說，改革容易做的已經做了，不好做的沒做；肉吃完了，要啃骨頭了，啃骨頭就難一點了，所以要集權。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以後既得利益成長得很大了，既得利益阻礙改革了。中國改革剛開始的時候，每個人都很窮，窮則思變，改革比較好改。人都是自私的，把自私的方面放出去，叫他去賺錢就行了。但是，實際上，改革也是社會改革和政治改革。如果大家把改革分爲經濟改革、社會改革、政治改革，經濟改革是最好改的，經濟改革就是鼓勵大家去賺錢，社會改革就是要大家掏出一部分錢來給窮人，這就比較難。政治改革更難，要把權力拿出來。所以，好改的改完了，不好改的東西，需要改革，就需要集權。現在，有些既得利益長大了，覺得已經很好了，不想再動了；以前大家都饑餓的時候都要改，現在他覺得吃得好好的他不想改了。有的人吃得太肥了就跑不動了。他也不想改了，怎麽辦？你要改，就要靠集權。
更重要的是，現在的集權結束了胡錦濤、溫家寶這個時代分權的狀態。胡錦濤、溫家寶他們上來的時候也是想做很多事情的。我記得SARS以後就提出了“和諧社會”、“科學發展觀”等政策目標，他們也提出很大的一個藍圖。但爲什麽做不了？當然他們也是做了一些事情的，像社會保障、低保等做了一些，但沒有一個改革的突破口。爲什麽？就是體制不行。這個體制就是當時所說的集體領導。當時是9個常委。政治局常委是中國最高的權力決策機構，9個常委基本上一人一票，大家一樣的，一人一票，這就很麻煩。
清華的胡鞍鋼教授是我的老朋友。他說中國是集體總統，美國是一人總統，我們有9個總統，集體總統要比一個總統好。但實際上不是這樣的，集體總統到最後可能一個總統都沒有，集體負責到最後沒人負責，集體領導到最後沒有領導。這樣不行的。任何一個政治制度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就是誰負政治責任，9個常委一人一票的情況下大家就互相制衡，所以我有時候開玩笑說西方人講“三權分立”，中國黨內是“九權分立”。爲什麽會出現周永康這樣的例子？是頂層設計出問題了，頂層設計就是九個常委分工負責，你管這一塊，他管那一塊，這就是分封制，就是封建主義。周永康的事件很明確地說明這種分工的東西不行。實際上，我覺得，當時的領導層做不成，是因爲大家互相否決，誰也不服誰。那個時代，老百姓都在抱怨不知道誰在負責。這樣的體制就使得很多情況下什麽事情都做不了，反而出現像周永康這樣的事情。所以現在要集權。我覺得習近平的判斷很准。
我們這裏要做個比較。比如越南。越南以前跟中國的改革是非常跟緊的，中國做什麽越南就做什麽。但是越南現在不行了。爲什麽？因爲越南高層跟中國剛好走的是兩個方向。中國現在就在走比較集權的路線，越南高層非常分權，他們現在就是四駕馬車，黨的總書記、總理、國會、國家主席分別是四個人，不一樣的。他們領導集團非常分化。人們分析越南時，就感到很危險。上次越南騷亂就很危險了。如果什麽時候越南發生一個顔色革命大家都不會驚訝，因爲什麽條件都已經具備了。
習近平建立中央小組集中領導，而這些小組是公開的，是可以制度化的
對今天的集權，大家有點兒擔心。人們問，這個集權是不是爲了鞏固領導人的個人的權力呢？當然，我們需要繼續觀察。但到現在爲止所做的，我是覺得還是做得不錯的。集權主要的表現是成立了四個新的組織，一個就是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個就是關于信息化互聯網的領導小組，一個就是國安會，第四個就是軍事改革領導小組。除了軍事改革領導小組，習近平是軍委主席，是當然的組長，其他三個組習近平是組長，李克強是副組長，下面的政治局常委分到各個組。以前9個常委，現在7個常委。在以前的體制，7個常委各管一塊。現在不是這樣了。習是組長，哪一塊都要管；李克強是副組長，其他幾個常委就分到不同的組。我覺得這個比較好，協調性會比較強。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大家沒有看到，以前有爭論說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組長也是習近平自己當。一些人覺得應該李克強當。其實不是這樣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也應該是總書記當的，江澤民時代也是江澤民當的。我覺得更重要的是，以前中共黨內高層的領導小組都是“地下”性質的，是不公開的，誰是組長、誰是副組長、成員是誰也不知道。但習近平所做的就是這四個小組全部公開，是正式的組織，這樣就比較好辦。如果是非正式的組織，就容易變成個別領導人政治操縱、政治弄權的一個組織，但是正式化的東西比較公開透明，大家什麽時候開會、什麽時候不開會，開會討論什麽都公開了。這個就比較好。正式的組織可以制度化的，可以繼續發展的。
習近平受李光耀等人的影響很大。我覺得他不會學毛澤東，他是想繼承毛澤東和鄧小平之間所不同的地方，強調曆史的延續性。他要學的是東亞的那些權威人物，比如李光耀、蔣經國，在制度化方面做建設。這個月馬上要開的四中全會肯定要講很多制度建設的。所以絕對不要小看他，這個方面的進步非常重要。
集權也有負面效果，四中全會後還會分權
但集權了以後也會産生一個負面效果。現在一些人就說，老大，這個權力都在你手上，那你去幹活吧，其他人就看著。所以就比較麻煩。我覺得，集權本身不是目標。無論是習近平、李克強他們也是在強調行政審批權的下放。集權主要是向既得利益方面拿回一些權力，最後要把權力放到地方政府、放到企業、放到社會，否則沒有辦法改革。不是說改革是習近平一個人的事情，改革的權力還是要下放下去的。我的估計是四中全會以後，目標主要是要放權。這個會非常重要，否則的話沒有人給你幹活，沒人給你幹活就比較麻煩了。
反腐敗就是要反既得利益集團，反經濟壟斷和寡頭政治
第二個就是集權跟反腐敗有關系，反腐敗就是反既得利益。中國這些年來的腐敗，我作爲學者是不理解的。假設你貪汙幾十萬、幾百萬，我是覺得可以理解的，你可能是爲了改善生活，但是你貪汙幾十個億、幾百個億，甚至幾千個億，你幾個輩子都用不完。所以反腐敗，要集權。沒有權力哪來反腐敗？從鄧小平八十年代開始，每個領導層上來都進行反腐敗運動，從來沒有中斷過，爲什麽還是腐敗成這個樣子呢？
這次反腐敗和以前的反腐敗不一樣。這次反腐敗主要是反寡頭。前蘇聯之後的俄國、東歐、烏克蘭，都産生了寡頭。在以前的計劃經濟時代，經濟被分成幾塊，工業部門、鋼鐵、電信、銀行，每一領域就是一個口。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變過程當中就形成了經濟寡頭。但經濟寡頭一有錢就玩政治，經濟寡頭就會轉向政治寡頭，這是後共産主義最麻煩的事情。
俄國在葉利欽時代就是個寡頭時代，直到普京上來寡頭才有所遏制。今天烏克蘭的問題就是寡頭政治的問題，他們的經濟寡頭全部轉變爲政治寡頭，一個寡頭一個政黨，所謂的民主就是寡頭之爭，寡頭你拉你的人，我拉我的人，互相鬥。大家都有一個政黨的名義。一旦當經濟寡頭轉換成政治寡頭，政治寡頭以民主的方式出現了以後，這個國家就完蛋了。我想烏克蘭沒有什麽希望，每一個領導人背後都有寡頭。有些聽俄國的，有些聽美國的。在寡頭主導的國家，一旦出現多黨制，整個國家就會解體。
中國的情況也是一樣。十八大之前，一些經濟寡頭開始轉變成政治寡頭，政治寡頭要幹預政治了。就像周永康，周永康是個很大的寡頭，他就開始幹預政治。今天，最高層次的反腐敗就是要切斷經濟寡頭轉向政治寡頭的途徑，這是最重要的。然後下面的大老虎、小老虎都不太重要。這次反腐敗大家看到，爲什麽大部分被抓起來的人，都是跟周永康有關系的，無論中央電視台也好，各個地方也好，包括劉漢這個企業家也好。這次國慶65周年晚宴大家看得出來了，胡錦濤、江澤民全都出來了。我想，習近平是有智慧的，他不是針對人，而是針對這些集團。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反腐敗必須具有政治智慧。大家看，每一個反腐敗案背後都有一大幫企業家，但是我覺得中紀委是有分寸的。企業家能不動就不動，放他們一馬。所以說像劉漢這樣的情況基本上很少。實際上，如果要抓的話，一大批企業家都會進去。中國企業家因爲以前政策、法制不健全的緣故，在過程當中出現很多的腐敗問題。中國社會就是這樣，你不能說只能做，說了就有人不滿意了。我是覺得習近平做得很不錯。
地方領導不能怕被抓就不做事，不做事是更大的腐敗
同樣，反腐敗和改革也是有矛盾的。最近，我到中國到處跑一跑。我的觀察就是，司局級以上的幹部整天都在擔心明天會不會被抓起來了。像上次廣州市委書記開會時，一進去就被抓走了，大家都很擔心。要改革就要做事情。但一做事情就會冒犯別人的利益，你冒犯別人的利益人家就給你整黑材料，把你以前的材料整理出來公布出去。現在互聯網公布很容易，這就很麻煩了。于是，大家就不做事情了。
有的地方的領導也是沒有頭腦的。山西省當時因爲“要把權力關進籠子裏”，就弄了個負面清單，省委領導，包括省委書記、省長、常委，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很多地方的領導都做事情了，連反腐敗也不出力。這就很怪。省委書記、省長，也是稀缺的政治資源，你占在這個位置，但爲了清廉你不做事情，那也是腐敗。你爲了保清廉什麽事情也不做，我覺得也是腐敗，可能是更大的腐敗。這樣的地方肯定要出事情的。現在，山西的整個領導班子一大半都下去了。你要做事情，既做事情，也清廉，這是本事；你不做事情保清廉肯定是有問題的。
一些既得利益者一直在說，這場反腐敗運動會影響中國的經濟。我說不會，因爲你不能希望中國的可持續的經濟發展老是建在腐敗的基礎之上。我覺得反腐敗短期會有些影響，從長期來說絕對是有好處的。比如說茅台酒的價格下來了，更多的老百姓也可以消費了，否則的話只有國企老總喝得起茅台酒。反腐敗絕對是對中國的可持續經濟發展非常有好處的。
反腐制度不在多，關鍵看誰負責，讓腐敗官員去操作照樣會腐敗
反腐敗到最後是不是一個群衆性的運動？大家所擔心的就是，習近平是否也是在學毛澤東群衆性的反腐敗運動？我的想法是不一樣。我非常贊同王岐山的判斷，先要治標再治本。腐敗範圍太廣了，你要治本，如何治，如何建立制度？不要迷信制度，因爲任何制度都是人建立的，都是人操作的，有那麽多腐敗官員，去操作制度，最好的制度，照樣會腐敗。所以，需要加一點，清廉的人去建立的制度才叫好的制度，腐敗的人建立起的制度還是不好的制度。
中國反腐敗的制度是世界上所有國家最多的。新加坡只有一個反貪局，香港只有一個廉政公署，爲什麽這兩個社會很清廉？中國反腐敗制度有多少，黨有紀檢，政府有預防腐敗局、反貪局，人大有，政協有，每一個大學都有，但是往往可以看到這些反腐敗的人是最腐敗的。我以前看北京市副市長王寶森，他是北京反貪局的局長，他自己最腐敗，這樣的情況哪行？所以王岐山提出一個思路就是先治標後治本，我是非常贊同的。如果從制度來說，也不是說制度越多就越好，中國的制度已經太多了，關鍵是什麽樣的制度。中國的知識分子說中國的腐敗就是因爲一黨制，因爲太集權。我說不是這樣的。中國的內部分權太多了，黨內那麽多的正副職位，那麽多的反腐敗機構，但誰也不負責，反而給腐敗的人很多的機會。到底誰負責？新加坡很簡單，如果出現腐敗了，就是反貪局負責，不能把責任推卸給其它什麽機構。香港也是一樣。
中紀委集中權力反腐，王岐山做得不錯
中國那麽多的機構，誰負責？黨內反腐敗要集權。王岐山做得就不錯。反腐敗由中紀委領導，現在做得很好。中紀委反腐敗有幾點，我覺得做得很好。第一更集權。從什麽意義上說呢？中央各個部委、人大、政協等機構，不是靠他們自己的反腐機構反腐敗，而是中紀委直接派到人過去。假設信息産業部腐敗，中紀委就派人過去，這些反腐敗官員是獨立的，和信心産業部沒有關系。從中央地方關系來說，紀委下管一級。中國一直由“一把手”腐敗問題，紀委書記只是省委書記的下屬，你叫紀委書記怎麽反省委書記的腐敗？肯定是反不了的。反最多也是左手反右手。現在做得比較好，就是下管一級，省委的反腐敗由中央來管，不要你自己管了。還有一點，以前的反腐敗都是靠老百姓報料，現在不一樣了。上次我去參觀中紀委，介紹說，王岐山說這個我們也要改一改，建中紀委系統的自己的網站。這什麽意思呢？你同樣可以舉報，中紀委的網站上誰都可以舉報，但是它集中起來了，你不用去跑去香港舉報了。這個非常有效，現在中紀委每天接到很多舉報，先分類，有屬于中央管的就直接管了，屬于省委管的，那就把這個轉到省一級。
習近平有魄力，我對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發展是樂觀的
當然，最重要的是怎麽做制度建設？四中全會到底要怎麽做？我覺得會有很多的改革方案。習近平現在做的很多人不理解。比如說車改，就是領導人用車制度的改革。以前朱镕基總理也想改，但改革計劃一出台，大家反對他，就收回去了。但現在習近平要做就做了。我覺得他這個人是有領導魄力的。 習近平能超越他個人的利益，他是有大局觀念的領導人。我想任何國家的領導人，任何黨組織的領導人，如果沒有大局觀念，老是爲了個人的利益，這個國家、這個黨肯定治不好。這就是中國幾千年說的“德”。你要有德，沒有“德”的話，怎麽能管理這樣一個國家。
我對中國政治還是比較有信心的。經濟這一塊，大家最擔心的就是現在經濟下行壓力很大，會不會有大的震蕩，去年7.5%，今年多少不知道。但是，我個人覺得問題並不大。如果再希望中國經濟增長8%或者更高，不可行。任何一個經濟體都一樣，亞洲“四小龍”都這樣，高增長時代已經過去了，中國現在已經進入了一個中速增長階段，就是6%-7%，這樣已經足夠了。以前溫家寶總理的時候，經濟爲什麽要講保8%？當時主要考慮到就業問題，每年要有好幾百萬學生要就業。但這幾年經濟增長減緩了，但就業狀況反而好了，這就表明中國經濟結構在轉型，主要是服務業漲了，內部消費增長上來了。中國未來十年、十五年，包括習近平的任期裏，有7%的增長，其實沒有問題。
現在中國人均收入7000美元左右。中國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大規模的工業化早就已經建起來了。不像印度。印度要高增長還是很困難的。幾年前，我們和前總統（納丹）餐會，他說了一個觀點，對我很有啓發。他說中國和印度不同，主要是印度沒有革命，中國有革命。我覺得蠻有道理的。毛澤東奠定了當代中國資本主義崛起的基礎。中國如果沒有毛澤東就不會有資本主義那麽快的發展。印度的資本主義經濟，也就是正式部門，僅占整體經濟的30%，其他60%-70%是傳統的。中國土地的國有制的，征收也就征收了，不管老百姓怎麽叫都能搞定，這在印度很難。所以，中國才是資本主義最後的邊疆， 印度不是。十年以後，我想我的看法是正確的。
很多西方人老是說中國會不會發生華爾街這樣的金融危機？我說不會。中國不一樣，地方政府的資産很多，沒有錢的話就賣掉點、私有化些就行了。現在地方債務危機也遏制住了，國有企業擴張也遏制住了，這兩個是好的方向。
中國現在的問題就是住房分配不均，很多空房子，但也有很多人買不起房子。我覺得這個不正常。如果領導層能把房地産這個事情做好，中國政治穩定三十年沒有問題。房地産問題能否解決，還是看領導層有沒有這個魄力。根據三中全會的決議，現在有將近三百項的改革。我覺得，全面地推開不可能，三百多項一定要找一些突破口。房地産至少可以成爲社會改革的突破口。現在，我們就等著四中全會將有什麽樣的方法。我先講到這裏，希望大家討論。謝謝！
對話部分：
中國三步走：先經濟改革，然後社會改革，再政治改革。習近平時代，中國會實現複興。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榮譽校長徐冠林：我個人是非常同意鄭永年教授的想法。習近平做得非常有條有理，先集權、反腐敗再搞制度建設。從中國曆史來看，過去的朝代都是第三代的執政者有盛世的發展，比如乾隆盛世，我想請問一下鄭教授，從曆史的觀點來說這個有沒有正確性？
鄭永年：中國以前是王朝政治，現在是共産黨執政，有點兒不一樣。王朝畢竟是一個家庭的事情，黨不一樣，共産黨是八千多萬個黨員，比很多國家的人口還多。王朝本身是不可以民主化的，就是這個皇帝的位置皇帝叫誰繼承就誰繼承，共産黨作爲黨是可以民主化的，就是開放、競爭、參議。共産黨需要開放，不開放的話就變成少數既得利益者的黨。
西方老是講多黨制度，但我覺得美國和歐洲都是家族式的。中國至少到現在爲止還沒有家族式。習近平不會，我想以後也不會。共産黨強調黨內協調利益。黨內民主是能夠做得出來的。我覺得習近平能夠把客觀的形勢和他自己的智慧結合起來。我覺得可以中興。至少，習近平時代能夠把中國從一個中等收入社會提升爲發達社會。
剛才一個聽衆告訴我，他買了我一本書叫《中國改革三步走》的書。在那本書裏面，我總結出來了中國改革要分三步走，先經濟改革，再社會改革，最後政治改革；先生産，後分配，再民主，這樣的順序比較好一點。
日本、亞洲“四小龍”就是這樣發展的。先經濟發展，亞洲“四小龍”比歐洲人做得還要好。一戰、二戰的時候，爲什麽社會主義運動、工人階級運動都産生在歐洲？馬克思所說的原始資本主義是不保護社會的，因此産生了工人運動，之後歐洲社會才開始做福利。但是，一做又做過頭了。亞洲就不一樣，日本、亞洲“四小龍”（包括新加坡），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主動地去保護社會，社會建設做得很好，所以很和平。像新加坡現在政治開放，我個人就非常贊同。老百姓都是中等收入以上，大家和平理性。中國共産黨什麽指標都不需要有，只要這二十年把中産階級做到70%、80%，中産階級做大之後，你做民主或者其它什麽都可以。中産階級不大，你做什麽事情都做不好。
自由提問：內地貧富差距很大，在華人世界掀起了所謂的左翼自由主義，他們主要是主張平等，反對市場至上的，您怎麽看這個現象？
鄭永年：我有一個想法。實際上，民主和經濟之間第一次産生矛盾，就是剛才說的福利社會之前，工人階級和資本之間的矛盾，現在這一次就是中産階級和資本之間的矛盾。現在人們一有抗議，就抗議政府，但是政府是管不了資本的。以前政府可以管資本，現在政府對資本增加壓力，資本就跑掉了。所以現在的政府越來越難做。我到非常同情這些政治人物。其實，全世界都一樣。我們和歐洲的智庫或者政治人物交流，他們知道問題出在哪裏，也知道這些問題怎麽解決，但就是産生不了一個有效政府，所以這是一個世界普遍的問題。如果你是學曆史的話，這並不是一個新鮮的東西，每一個時代一會兒左一會兒右都是正常的。
（感謝鄭永年教授授權新加坡眼發布本文。作者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英國諾丁漢大學當代中國學學院中國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中國政治、國際關系與社會問題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