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國家安全法》（NSL）通過後數周，香港緊張局勢逐漸加劇。
《國家安全法》明確指出，任何分裂國家、顛覆政權、恐怖主義以及與外國或外部勢力串通的行爲都將構成犯罪，是引起爭議和強烈抗議的根源。
一些香港市民擔心，這項法律將標志著他們的自由和人身安全的終結。在2020年6月30日《國家安全法》通過僅幾個小時後就有香港居民因違反該法律而被逮捕和拘留。盡管企業通常對《國家安全法》持有更爲樂觀的態度，但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此法案的影響，因爲違反該法律的企業有可能被暫停運營或吊銷營業執照。
一些支持民主的企業主動采取措施來避免受控。童裝零售商出奇得（Chickeeduck）在該法律通過前數小時就拆除了一座慶祝反政府抗議活動的雕像。盡管此前曾被要求拆除雕像，但品牌持有人周小龍先生當時仍堅持保留該雕像。
許多組織和公司仍在等待政府明晰新法律所允許的行爲範疇。那麽，《國家安全法》對香港的經濟到底有何影響？
香港是一個曆史悠久的金融中心，數十年來一直是東西方之間的橋梁。香港蓬勃發展的部分因素是其具有西方金融基礎設施、法治（基于普通法的制度）（普通法就是英美法系，又稱英國法系或英美法系。從法律淵源來看，普通法系的特點就是判例法，即反複參考判決先例，最終産生類似道德觀念一般的普遍的、約定俗成的法律——編者注）、資本的自由流動以及香港貨幣對美元的可替代性。
但是所有這些可能都在改變。
普通法制度受挫
在“一國兩制”政策下，香港在《基本法》框架下運作。《基本法》保障了民衆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獨立的司法權以及英美法系的延續。
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吳木銮表示，《國家安全法》的實施可能會影響香港的普通法制度，這將對企業産生重大影響。
吳教授說：“ 普通法能夠讓企業借鑒實施普通法的其他國家的參考案例。”過去企業與政府間的爭端可以通過法院解決，企業也可以挑戰地方行政部門甚至立法機構。
更重要的是，普通法可以限制地方政府對企業的幹預。
但是隨著新的《國家安全法》的頒布，政府將可以指控企業違反了國家安全准則。北京的立法將可能淩駕于香港的法律之上。在中國法律制度下，政府的決定是不可抗拒的。
美國重新定義香港的特殊海關地位
作爲對新立法的反應，美國開始取消香港特殊海關地位。防務産品出口貿易被叫停，並且限制香港使用美國高科技産品以保護美國的國家安全。
幸運的是，香港的特殊關稅稅率目前基本上不受影響，但以後也可能會改變。“我的確希望特朗普總統提高對香港出口商品的關稅，因爲他在這方面已經說的太多了。”前美國駐香港總領事唐偉康在路透社文章中發表意見。
唐先生認爲，提高關稅對香港或美國的傷害要比中國內地更大。但吳教授卻認爲，美國受到的影響不會像預期的那樣廣泛。
吳教授表示：“與美國的全球戰略相比，香港所占的份額很小。美國立法機關和行政部門之所以能夠對香港做出如此大膽的決定，是因爲它不會對美國經濟造成實質性的影響。”
對中國經濟影響是否最小
香港一直是中國通往國際市場的門戶，但是與1997年相比，香港在中國經濟中的作用有所下降。就GDP而言，香港僅占中國GDP的2-3％。
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詹姆斯•克拉布特裏在接受CNBC采訪時表示：“這意味著中國在香港的安全和香港作爲國際金融中心的聲譽之間做出選擇時，將犧牲後者”。
中國通過香港與國際社會的交際很有可能有所減少，但其經濟也不會受到太大影響。吳教授說：“中國國內市場非常大。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之後的複蘇情況，中國大陸表現良好。”
中國仍可依靠其龐大的國內市場生存。吳教授認爲，實際上即使香港失去其特殊海關和關稅地位，中國也可以消化由此而産生的額外費用。
即使如此，維持香港作爲金融中心的地位仍對中國有利。許多中國內地公司依賴香港龐大的金融服務業，尤其是香港的開放資本流動進行投資。
此外，人民幣仍不是國際貨幣，但港元仍與美元挂鈎，這使得香港對國際投資者和企業而言比上海或深圳更具吸引力。
香港貨幣挂鈎或取消
香港是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大的貨幣交易中心，美元交易額在全球排名第三。其金融經濟依賴于與美元挂鈎。
吳教授表示，“每筆交易都必須以美元進行。”這裏指的是在國際市場上以美元作爲貨幣標准單位進行交易。他解釋說，因港元與美元挂鈎，香港目前仍有能力這樣做。
然而，在政治動蕩和中美緊張局勢加劇的情況下，人們普遍開始擔憂港元與美元脫鈎。吳教授說：“如果現在港元與美元脫鈎，那麽香港在金融領域幾乎沒有任何優勢可言。”
一些專家認爲這些擔心是沒有根據的。與美元挂鈎的彙率制的建立要早于1992年的《美國香港政策法案》，該法案賦予了香港特殊的貿易地位。貨幣挂鈎政策無需獲得美國批准。
盡管美國可以禁止放款人進行美元交易，但戰略家們認爲這不太可能發生，因爲香港是一個重要的金融中心，禁止金融公司與香港交易可能會觸發全球市場的低迷。這將影響到全球金融市場，包括美國。
擔憂資本外流
在《國家安全法》通過之前，緊張局勢和抗議活動已經加劇了人們對資本外逃的恐懼。現在，立法內容的不清晰仍然使許多企業持觀望態度。人們對金融市場的信心正在動搖。如果投資者和公司離開香港，將會有大量資本外流。
抖音短視頻國際版在新法律生效後的數天之內宣布了停止在香港的運營。
盡管國際公司可以將總部遷至其他地方，但中小型企業卻沒有同樣的靈活性。大多數中小企業都缺乏公司遷移所必需的資本。吳教授說：“他們別無選擇，必需要發展當地經濟，爲當地人民服務。”
隨著大陸對香港的影響力的增加以及美國的逐漸隱退，香港企業可能會更加關注中國大陸市場。克拉布特裏教授認爲：“香港將不再是全球金融中心，而會逐漸成爲一個以大陸爲中心的金融中心。”
他解釋說，中國可能會向香港注入更多資本，以緩沖因失去其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所遭受的打擊。
新的金融中心
金融地位的喪失將影響到外資在中國投資的資金以及中國在世界其他地區的投資。投資是否會因此放緩或流向其他國家仍有待觀察。但是，如果香港不再是金融中心，那麽金融業務將流向何方？
吳教授認爲，從地理距離上來講，東京是一種可能。日本政府已經就如何讓東京對國際公司更具吸引力這一課題進行辯論。吳教授說，台北也可能接管金融業務，但他們也與中國大陸面臨著相同的問題。
更多業務也將轉向新加坡。新加坡作爲該地區最大的金融中心之一，其作爲商務中心的地位一直在增長。
吳教授說：“新加坡將受益匪淺，但新加坡已經是全球金融中心。”在多次全球市場動蕩時期，新加坡一直都是避風港。這一點早已衆所周知。
在香港《國家安全法》通過之前，新加坡的外國投資確實已有顯著變化。由于香港的政治動蕩和新冠肺炎的不確定性，新加坡的外彙存款在一個月之前已有所增加。自去年以來，銀行的外幣存款在四月份達到創紀錄的269.7億新元。
香港的未來
不過，香港仍然具有多個優勢，例如與美元挂鈎和龐大的股票市場；但這些優勢可能會因中美沖突的結果而改變。企業也正在觀望《國家安全法》的實施將如何具體影響企業的運作。
香港作爲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可能會受到打擊，但這些緊張局勢並不新鮮。在過去的抗議和動蕩過程中，香港的企業幸免于難。在公司和地方政府的精心指導下，它們也許能夠不蒙受太大的損失而渡過新一輪的變革。
教授簡介
吳木銮 | Alfred Wu
吳木銮教授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的副教授、助理院長，研究領域主要爲發展相關議題，包括公共財政、政府間關系和地方治理，承擔新加坡和香港的公共政策研究項目；同時也是歐盟關于大中華地區的咨詢專家，爲歐盟委員會及歐盟安全和防務計劃提供政策建議。
詹姆斯•克拉布特裏 | James Crabtree
詹姆斯•克拉布特裏教授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的實踐副教授，亞洲和全球化中心的高級研究員。2011年至2016年期間，克拉布特裏曾擔任英國《金融時報》孟買分社社長，負責英國《金融時報》對印度商業的報道，此前他曾在倫敦的評論版擔任評論編輯。
文章來源：Global-is-Asian，2020年7月17日，星期五
作者：Global-is-Asian Staff
翻譯：師文華
部分圖片來自網絡
本文內容來自于作者，不代表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或其他機構組織的觀點
(文：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