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剛到新加坡的時候，兒子兒媳帶我們去吃樟宜機場裏的紐約漢堡ShakeShack（在上海好像叫“昔客堡”），排隊進場後找座位，我看到有個空桌，但桌上有一部手機。我以爲是誰落下了，兒媳說不是的，這是人家用手機占座位的。我略微怔了怔，感覺這手機已經不是一部手機，而是一把鎖，進而想起木心的詩句：“從前的鎖也好看，鑰匙精美有樣子。你鎖了，人家就懂了。” 
有一種美好突然襲來，那是我未曾經曆過的美好，也許是先祖遺留在了我的潛意識裏，如夢相似。而我記得的，卻是我丟手機丟得幾近崩潰的日子。我用第一部手機是在1998年，花6000元買了一部所謂的數字機，可是一不小心就掉進了抽水馬桶報廢了，現在想起來都肉疼。後來又數次把手機丟在出租車上，丟在酒店裏，丟在餐桌上，而且都是有去無回。我兒子還幫我丟過一回，他讀大二的時候，暑假回來踢足球，把我給他臨時用的手機放在場邊，結果不翼而飛。後來發現這部手機一直在使用，並且經常撥打黃色熱線，話費消耗得不少。我撥通那個電話，謊稱是派出所的，要來抓他。那個笨蛋小偷，居然馬上招供，給我寄了回來，還央求我不要告訴他們學校，因爲他已經提交了申請，馬上要入黨了。
手機不僅昂貴，也越來越重要，聯絡、付款、打車、坐地鐵，甚至浏覽新聞，都離不開。過去我們出差，往往要檢查“伸手要錢”四大件，身份證、手機、鑰匙、錢包。後來用了指紋鎖，也不用現金了，但身份證和手機還是不能少。可是新加坡的新新人類，卻不把手機當回事，他們居然把手機丟在餐桌上，然後去領餐，不怕人家順走，當然也沒人順。這件事一直擱在我心裏，讓我正視一種差距。雖然在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年輕一代的文明素養也有了很大提高，雖然新加坡人也不個個都是謙謙君子，但我們和他們還是有差距。這從一些文明的細節裏看得出來。記得我第一次到新加坡的時候，兒子竟然跟在我後面，把我隨手丟下的紙屑默默撿起，制止我在非抽煙區抽煙，還有一次街道旁邊有一輛很獨特的自行車，我瞅了瞅，還准備摸一下，兒子大喝：不能碰人家的東西！其實兒子剛到新加坡的時候，也有諸多不適應。我記得多年前他在QQ上給我說過一件事，那時他剛過來讀研，去買飯。他說：哎，給我一份雞飯！賣雞飯的阿姨批評他，說你們中國來的孩子就是不懂禮貌，誰是哎？不會叫一聲阿姨嗎？兒子一下子懵在她面前：是啊，您說得很對，我心裏也明白，可從來沒叫過，還感覺叫不出口呢。我一方面爲兒子被文明熏染所欣喜，又爲自己的文明程度跟不上而慚愧，暗暗下決心要糾正自己。但有一次在草地上看到很多鴿子，我正要把手裏的面包丟給它們時，兒子則更加嚴厲地制止，說那可使不得，那甚至是違法的。其實我也知道新加坡有規定不允許餵野鴿，但我覺得這應該只是說說而已，我餵一下又怎麽了？我這其實是在獻愛心呢；再說四顧無人，誰知道我在違法？
我顯然是把一種僥幸心理帶了過來，把一種任性放誕、無視法規的習慣帶了過來。我不得不承認，新加坡人，這些閩粵沿海地區草根的後代，他們並不是人人都比我們富裕，更不是人人都比我們有文化有見識，可他們的言行舉止卻比我們文明很多。他們可以用手機占座，他們可能真的做到了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他們把微笑和對不起、謝謝挂在嘴邊，他們碰到陌生人了，很多時候也會點頭致意。泱泱中華，素有禮儀之邦之稱，有文明之邦之許，悠悠蒼天，魂兮歸來。 （感謝詩與歌的旅行公衆號授權轉載，作者：蔡德林） 
蔡德林，祖籍荊州，現居蘇州。曾經擔任石首日報總編輯、石首市文聯主席、卓寶科技副總裁、凱倫股份品牌顧問等職。現任新加坡亞太傑出企業家協會文化顧問、韶關市旅遊文化産業招商顧問、蘇州市吳江區企業發展研究會秘書長等職。曾獲湖北青年詩人優秀創作獎、深圳鄰裏文學獎等，有《蔡德林作品選》被各種讀書平台收集整理。曾經加入湖北省作家協會。目前暫居新加坡。相關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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