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向來都以一個犯罪率極低的國家出名。
有一位中國網友提問道，假如中國也像新加坡一樣，采取非常嚴酷的刑罰制度，例如抽鞭子，巨額的罰款（500新幣起）之類的措施，那樣會減少犯罪率嗎？
網友一：
有天中午，老板一臉興奮的跑進來，“樓下有人搶劫，持刀的！”。
大家就激動了，在新加坡哪見過這個，商量著要不要組團去看看。公司在CBD，吃飯時間，人來人往，持刀搶劫幾乎是天方夜譚。
後來新聞出來了，一個印尼人搶另一個印尼人，捅了他一刀，搶了包就跑，沒幾步被熱心民衆制服，警察來了，就把人帶走就完了。
下面的是劫匪，上面兩位是制服他的群衆。
過後，同事們感慨最多的不是安全，而是劫匪的智商。光天化日，搶了就跑，往哪兒跑呀？
對于新加坡的年輕人來說，抓壞蛋似乎是個很正常的事。時不時有這樣的報道，深夜看到有搶包的跑，婦女追，後被路人抓獲，交于警察，又或是步行電梯，看到有人把手機放在大腿上，姿勢可疑，見義勇爲人士上前質詢，發現他是在拍前邊女孩子的裙下，遂抓住，報警，等警察來帶人。
社會對犯罪的容忍度很低，你在路上塗個鴉，或是噴個“辦證 139XXXXXX”，立刻就成大事了，沒抓到，罷了，抓了，就是鞭刑什麽的，相當刺激。時不時有歐美藝術人士，來新加坡塗鴉，塗了就跑。這兩位德國的，塗了地鐵，跑到吉隆坡，又被遣送回來了，
罪成刑罰分別是監禁高達三年、罰款高達2000元、鞭刑三到八下；以及監禁高達兩年和罰款1000元。對于到處都是塗鴉的歐美人士，這個刑罰顯然有些難以理解了。
比如著名的“麥可·彼特·費爾案件”：
在1993年，當時年紀僅18歲的費爾跟家人來到新加坡，他故意對當地民衆的車子塗鴉與砸玻璃，並涉嫌偷竊，因此被新加坡法庭判處易科罰金3500新加坡元、監禁四個月與鞭刑（鞭笞）4下。
由于費爾是第一位被新加坡法庭判處鞭刑的美國公民，且美國政府也出面協調此案件，因此讓麥可·彼特·費爾的案件聲名大噪。
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聲稱，這是一個極端且嚴重錯誤的刑罰，希望新加坡政府能從寬處理，否則將會繼續施壓。此外，有20多名美國參議員聯名寫信至新加坡政府，欲求從寬處理。費爾執行鞭刑期間，美國貿易代表說，他們將盡力阻止世界貿易組織的會議在新加坡舉行。而新加坡政府則回應，美國應該要多關注國內的社會問題，如美國的法律和社會秩序，並不是告訴其他國家該做什麽。
刑罰執行之後，費爾的案件被各大媒體廣泛的報道，世界各地有數十家媒體前往新加坡，以便隨時獲得案情的最新資訊 。紐約時報發表了數篇文章與評論，強烈譴責新加坡政府的行爲，並號召美國市民湧入新加坡抗議。
把美國人打完之後，就簡單了，誰畫誰打，不分國籍，後來大家就也習慣了。
和國內長治久安，和諧社會的條幅相比，新加坡更強調居安思危，常見這樣的條幅，“低犯罪率不意味著沒有犯罪！”
回到問題，我不認爲酷刑是主要原因。治安好，新加坡只是做到了這幾條而已，“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網友二：
先給結論，不能。
題主明顯認可了“亂世重典”的統治邏輯，才會有此疑惑，再正常不過。是的，殘酷的刑罰的確能在短暫的時間內能産生威懾力，但是，這不僅只是簡單的提高刑罰的殘酷程度去嚇阻公衆。
貝卡利亞在《犯罪與刑罰》中指出刑罰的震懾性，體現于刑罰的必然性和及時性。通俗點說就是，出來混，必須會還，而且是馬上還。
法律運行的流程不單指立法，還包括執法。舉個例子，學校之前只規定對遲到的學生通告批評，爲了學風建設，變成了開除，就能根除遲到現象了麽？如果不保證執法必嚴，違法立究，還是會存在學生抱著僥幸心理違規的現象。
在中國尚不屬于法治社會，法制漏洞百出的情況下，照搬新加坡的治理思維，固然是行不通的。何況，新加坡的政治模式存在很大爭議，民主的表面之下，運行的是強權。
但是，這是我想說的話麽？不是，我想說的是題主的另外一個邏輯：“刑法能解決掉犯罪問題”：即只要做到執法必嚴·違法立究了，犯罪也還是能夠得到根除。
其實中國早就將這種刑罰觀點投入到現實中實踐了，那就是“嚴打”。
嚴打是中國司法名詞，爲依法從重從快，“依法嚴厲打擊刑事犯罪分子活動”的簡略表述，是解決一定時期中突出的社會治安問題，而依法進行的，打擊嚴重刑事犯罪的活動。
第一次1983年嚴打，方針是“從快”·“從重”，以及時性和殘酷性指導司法。
能降低犯罪率麽？能。
嚴打”開始不到半年，全國治安形勢就見好轉。據統計，1983年8月至12月，全國除二省一市外，發案率下降10%的有七個省份、下降20%的爲八個省份、下降40%的爲兩個省份、下降50%的爲兩個省份。
同時，就所發案件的內部結構看，重大刑事案件也呈現明顯地同步下降趨勢，其中強奸案下降4.7%、傷害案下降5%、殺人案下降24.6%、投毒案下降43%、搶劫下降72.6%、盜竊下降45.7%。
在此期間，“嚴打”共打掉犯罪團夥19.7萬多個、逮捕流氓犯罪分子數以十萬計，繳獲各類槍支1.8萬支、子彈42萬多發、群衆檢舉線索150萬起、群衆扭送犯罪分子4.7萬、投案自首10萬多名。
一時間，經過浩大的人民戰爭，犯罪似乎被壓制了下去，治安形勢也逐漸好轉。
但是從長遠看呢？非但不能，還會適得其反。
經曆了爲期三年的嚴打，社會治安狀況理應好轉，可是事實上，自1985年起，我國犯罪案件又開始緩慢上升，重大刑事案件發案趨勢很不穩定。經過1989年公安機關大力糾正立案不實，是年中國的立案數爲197萬起，發案率爲萬分之十八，犯罪數量幾乎接近83嚴打時犯罪數的三倍。
自199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各式各樣的實證研究一致指出，提高刑罰最好的效果是“沒效果”，最差的效果則是“提高人民的暴戾氣息，微幅增加暴力犯罪”。
比懲罰犯罪更重要的，是預防犯罪。
你是怎麽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