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
作者
李國豪
新加坡的紅燈區芽籠，是老饕眼中價廉物美的美食聖地、尋芳客流連忘返的溫柔鄉、也曾經是許多離鄉背井的中國客工，在滿布鋼筋水泥與施行嚴刑峻法的城市裏，能夠稍微喘息的棲身之地。
《南華早報》日前一篇報道，娓娓道來芽籠在不長不短的二十年歲月中，如何從一個比牛車水熱鬧非凡、更有活力和誘惑力的“小中國城”（Little Chinatown），盛極而衰，逐漸走向凋零，不再受中國客工青睐。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互聯網）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後，我國開始興起一陣建築熱潮，吸引了大批中國客工加入本地的建築業勞動大軍。新加坡優渥的薪資待遇，以及易于返鄉的便利，是他們選擇到這片土地討生活的最大誘因。
大批中國客工離鄉背井到新加坡工地打拼。（海峽時報）
中國客工大舉遷入芽籠
對海外客工而言，承受著與家人親友長期分隔兩地的相思之苦，無非是爲了在這個國度多存點錢，有朝一日回到自己的祖國過上更好的生活。因此，在這裏花費的每一分錢都必須花在刀口上，確保每一分錢都是物超所值。
相對于能夠輕易在小印度找尋到廉價住處的印度與孟加拉籍客工，那個緊挨著中央商業區，租金偏高的官方版“中國城”（Chinatown）——牛車水，明顯無法滿足這些中國籍客工锱铢必較、務求節省花費的需求。
與此同時，地理位置歲位于中央商業區外圍的芽籠，因頂著“紅燈區”的名號，加上街頭上隨處可見的“站街女”非法性工作者，無疑讓許多本地家庭和外來租客對此處敬而遠之。
在芽籠擁有房産的屋主面臨租客難求的窘境，而恰好尋找“兼具生活機能、低廉租金以及鄰近主要市區”等優點的住所，也是中國客工的主要考量，在這樣的脈絡下，芽籠屋主與中國客工一拍即合。
屋主能有租金收入，中國籍客工亦能以相當于牛車水租金一半的150新元，在芽籠覓得一席棲身之所。雙方各取所需，皆大歡喜。
地處紅燈區的公寓較難找到租客。（互聯網）
大量中國籍客工遷入此地，芽籠漸漸發展成頗具中國特色的“小中國城”。
四川火鍋、上海菜和山東館子等迎合中國客工口味的中式餐廳開始進駐，售賣中國商品的零售店和深受客工喜愛的網吧也如雨後春筍般冒出。與此同時，許多中國女郎也開始持旅遊簽證湧入芽籠，做起了非法賣淫的生意。
中式餐廳、中國貨品零售店及網吧開始進駐芽籠。（互聯網）
2010年，隨著金沙與聖淘沙的兩所賭場開幕，來自中國和香港的賭客對于廉價旅館的需求有增無減，吃住方便且價格低廉的芽籠很快成爲他們的首選。
一些本地幫派也開始與芽籠地區的中國人合作。一些中國客工一躍成爲芽籠地下非法交易的領頭羊。我國關稅局曾在2016年于芽籠破獲來自中國的5600條私煙。在芽籠的一些後巷也充斥著中國人所經營的非法賭檔。
小印度騷亂的連鎖效應
然而，發展形式在2013年迎來了變化。
小印度地區爆發的那場騷亂，成爲中國人在芽籠命運的轉捩點。
發生在小印度的那場騷亂促使新加坡政府祭出禁酒令。雖然騷亂在小印度發生，但芽籠在這場風波中亦被牽連，成爲警方整肅的對象。
2013年震驚本地的小印度騷亂。（互聯網）
時任警察總監黃裕喜在小印度騷亂公開聽證會表示：
“今天，比起小印度，警方更迫切地需要在芽籠這個“龍蛇混雜”的地方維持法紀。”
“如果小印度亂抛垃圾、噪音和行人亂過馬路的情況令新加坡人感到厭煩，那麽他們應該會察覺在芽籠街頭，仍存在著那一絲絲“毫無法紀”的感覺。”
他強調，芽籠除了是中國及南亞客工的聚集地和紅燈區，也是非法聚賭、售賣私煙及毒品交易的熱點地區。
新加坡警方開始加強管制
情況急轉直下。
新加坡政府開始收緊外籍勞工政策。警方開始在芽籠加裝更多的閉路電視以便監控並取締當地的不法活動。
這些舉措進一步導致前來我國工作的中國客工人數減少，迫使原本居住在芽籠的中國客工開始外移。
曾在芽籠街頭形成一道奇妙景觀的衆多中國籍非法性工作者，也趁著科技發展的便利，將拉人做生意的地盤，從芽籠街頭轉移到網路世界。
遊走于芽籠街頭的非法性工作者。（南華早報）
曾經充滿灰色地帶和燈紅酒綠的芽籠，很快就失去那種遊走于法律邊緣的暧昧色彩。曾經盤踞在芽籠各個角落的中國客工也逐漸離去。
少了一絲絲“毫無法紀”的感覺，或許就如一名當地居民所言：
“少了美酒佳人，就再無理由來芽籠了。”
《南華早報》：www.scmp.com/week-asia/society/article/2185038/geylang-oh-geylang-how-mainland-chinese-fell-and-out-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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