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和新加坡“雙城記”。港人走上街頭大示威（左），新加坡人到芳林公園“演說者角落”（右）演說。（蘇羽葳制圖）
7月1日，看到香港青年硬闖進立法會的那一幕，紅螞蟻心裏在想，我們的國會議員李美花如果在看，會不會心裏又在罵“死鬼仔”？
今年3月，本地漫畫家劉敬賢爲在國會上罵Ah Seng是死鬼仔的李美花作畫。（曾慶祥制圖/取自劉敬賢面簿）
不知道花姐有什麽想法，紅螞蟻的鄰居，比花姐稍年輕的蟑螂長老就罵道：一個好好的東方之珠怎麽被搞成這樣？毒舌長老認定，那些港青是一群被人煽動鬧事的“死仔包”。
新港“雙城記”：香港示威成新加坡輿論熱門話題
新加坡和香港常常被人拿來比較，曾經的英國殖民地，同爲亞洲金融中心，又同樣是以華人占多的社會。作爲“雙城記”的這一城，蟑螂長老和不少新加坡人一樣，7月頭一個星期罕見地不罵CPF不罵政府，轉去討論人家香港“反逃犯條例”的事。
不只是蟑螂長老，紅螞蟻身邊一些有很深的中國情結的退休朋友也站在北京那邊罵港青。在社交平台上，力求社會穩定的新加坡體制中人和一些保守人士也罵港青破壞法治。這個時候，倒是一些在咖啡店經常罵政府的中年怒漢問道：爲何港人這麽有guts，我們沒有？
調查：超過75%受訪新加坡人支持香港“反逃犯條例”示威
所以，當看到《南華早報》報道說，在1000個受訪的新加坡人中，有超過75%支持香港反修訂《逃犯條例》草案示威時，紅螞蟻就有些意外了。它與社交媒體平台上所看到的反應有相當大的出入。據報道，這個民調是由商業與公共政策研究公司黑箱研究（Blackbox Research）做的。
大膽假設，民調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受調查對象的年齡層影響。年紀越輕，越是對港青表同情，然後自然而然將同情轉化爲支持。無論如何，要用三言兩語去斷定新加坡人支持或不支持港人的抗爭示威肯定是不准確的。
港青死守大街戰場。（路透社）
死鬼仔說好，死鬼仔的阿公說不好。可以肯定的是，阿公眉頭深鎖，在提防著香港遊行抗爭氛圍像病毒那樣飄洋過海傳來新加坡。看看那些立場較偏官方的面簿賬號如Flop、Fabrications About The PAP 是怎麽報道及轉載相關新聞就知道了。
外交部前常任秘書比拉哈裏。（海峽時報）
外交部前常任秘書比拉哈裏在香港示威這件事上，充當了新加坡建制派的前鋒角色。當港青沖入香港立法會時，他在面簿上尖酸刻薄地批評港青：
“近乎愚蠢到了極點（我說“近乎”，因爲這些傻子的行爲持續超出我的預期）。”
他過後撰文再批：
“… 我不知道示威什麽時候會結束，但我相當肯定他們最後得到的是：一場空。”
《南華早報》在一篇報道中引述比拉哈裏的話說：
“關注和同情……不意味著我們要效仿港人或者我們有必要認爲示威者初步的目標是實際的或有可能達成的。”
比拉哈裏是出了名的大炮型大V，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觀點，但不能否認的是，新加坡與香港雖然是四小龍裏頭最相似的雙城，但兩地情況確實大不相同，香港發生的一切，目前，強調目前，確實不太可能在新加坡上演，即使有心人士想鼓動也沒有那個土壤去催生。
新加坡：有選舉的獨立國家 香港：沒有選舉且是中國特區
新加坡和香港最大的不同的是，新加坡是定期舉行選舉的獨立國家，香港屬于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且至今爲止沒有普選。
在這一點上，不得不承認人民行動黨政府是厲害的。一個定期舉行選舉的國家，竟然可以長期一黨執政且以壓倒性優勢奪下國會多數議席。大部分民衆罵歸罵，除約兩至三成的“永遠反對派”外，一大幫人走到投票箱前還是會票投給那個要我們一直Pay And Pay的閃電黨。在新加坡當了50多年的老大，閃電黨是怎麽辦到？
2015年大選投票日，選民在排隊等著進入投票站投票。（聯合早報）
理論上不複雜，就是執政黨把它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結合起來，通過執政黨的執政讓人民的利益最大化。行動黨執政，這個翻新，那個翻新，還會幫忙吸引投資，提振經濟，給你安定生活。還有，它通過對人才/資源的長期壟斷，確保好貨好料全部自己包攬，不讓反對黨有壯大的空隙。當然，它也必須交出像樣的成績單，同時花心思去晾曬一番。時間一到它讓你選擇，而百分之六七十的人最後還是選回它。
一個重要前提是，有選舉。就像前官委議員鄭恩裏（Calvin Cheng）在他的面簿上所說的，這種定期選舉就是新加坡社會的安全閥，讓人們感覺到自己有能力以和平方式推翻政府。
不爽嗎？“靠北”這屆政府嗎？五年一次你可以用選票去跟政府say no。2011年的選舉，新加坡選民就用選票向人民行動黨政府怒吼，讓它的集選區堡壘被攻破一個缺。
新加坡人用選票怒吼？2011年大選之阿裕尼戰役，工人黨取得曆史性勝利，打破行動黨集選區堡壘神話。（海峽時報）
民主選舉雖然不完美，但它至少還是保持社會穩定運作的一個重要“安全閥”。如果說人民仍舊被集體悶在一個高壓鍋裏，起碼它是一個具備移動鍋蓋的鍋子，每五年一次掀開鍋蓋讓裏面的人（或青蛙？）透透氣，確保鍋子不會爆炸。也因爲有選舉，國會議員知道他們是由下至上選舉（選出來，舉上去）的，所以必須爲選民負責。
香港呢？沒有。回頭想想，“袋住先”的政改方案如果通過，有個假假的“安全閥”會不會好過完全沒有閥？
新加坡處理公屋問題甩香港九條街，但這是香港問題的源頭嗎？
有不少報道說，香港公屋供應不足是主要導火線之一。香港政府依賴土地財政，大地産商壟斷私有房地産市場，中産階層熱衷于房地産投資，因此財富逐步向房地産轉移。而房價持續高企，年輕人買不起房怨氣大，也就引發各種暴力抗爭行動。
香港公屋供應不足，房價又持續高企，年輕人買不起房怨氣大。（路透社）
如果是公共住房問題，那新加坡政府在這方面的管理確實更有遠見，早就把香港政府甩開九條街。已故建國總理李光耀那一代的領導人相信，“居者有其屋”有利于社會穩定。當人們在這塊土地擁有資産，對這片土地多了一份歸屬感和責任感，也就不會動辄鬧事。
不過，讓人不解的是，2003年的反23條立法和2019年的反《逃犯條例》修訂示威都沒有打出“反富商壟斷房産”或“幫幫年輕人買房”等口號，港人的憤怒到底是源于擔憂買不起住房，還是害怕個人自由和人身安全被侵蝕？
新加坡人被植入“務實DNA”，不傾向沖撞式抗爭手段
在李光耀多年掌權下，新加坡人從小普遍被植入了“務實DNA”。痛心疾首，走上街頭爭取權益？我還有組屋、有公寓、有股票要顧好，社會動蕩市場大亂荷包縮水，這才痛心疾首啊。
一個最好的對照組是徐順全和劉程強。
新加坡民主黨秘書長徐順全在2016年武吉巴督單選區補選中落敗。（海峽時報）
在上世紀90年代，民主黨的徐順全曾經爲了抗議他認定的“行動黨政治打壓”行動而抗議絕食，效仿台灣民進黨推動“放棄議會，投入街頭抗爭”的主張，但他這一招對“經濟動物”屬性的新加坡人而言根本是打在棉花上。小市民關注的是柴米油鹽生活問題而不是光喊“爭取民主”的口號。
工人黨阿裕尼集選區國會議員劉程強在國會問政。（gov.sg網站）
反觀，工人黨在2001年由劉程強出任秘書長之後，把重點放在從人民期望的角度耕耘，穩紮穩打建立後港區的政治基礎之後，再以理性溫和的問政方式挑戰行動黨，這樣的中間路線更能吸引人才加入，雖然人數和資源遠遠不如行動黨充沛，但也算是逐步壯大實力，終于在2011年大選奪下阿裕尼集選區，打破行動黨集選區堡壘的神話。
這麽說來，務實理性的新加坡人是永遠都不會走上街頭嗎？
不一定，任何人被逼急了都會還擊。近年來，民怨大爆發最激烈的一次要算是2013年，幾千人湧到芳林公園抗議人口白皮書，反對政府計劃將人口增至690萬。
2013年2月16日，失業者援助網站transitioning.org在芳林公園的演說者角落舉行反人口白皮書和平集會，共有12名演講者上台演講，超過千人出席聆聽，表達對國家長期人口規劃的不滿。（海峽時報）
然後呢？然後那個人口白皮書就鮮少被提及了。早在2011年輸掉一個集選區之後，政府也開始收緊移民政策，因爲選民已經感受到太快太多地引入外來移民所帶來的不便。地鐵擁擠、房子貴、人多、累。
根據馬斯洛需求理論，人類需求像階梯一樣從低走高，生存和生活保障是人類最基礎的兩層目標。就當作是新加坡人進化得比香港人慢吧，我們還停留在最基礎的階段，香港人已經在追求更崇高的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了。
佛都有火，行動黨政府得處理好HDB和CPF問題
新加坡公積金局。（海峽時報）
香港現況看在我們第四代領導班子眼裏，會有什麽借鑒意義呢？
管制和疏通兩手抓。繼續通過法律嚴加約束大規模示威遊行。但說實在，集體罷工罷課上街遊行，還真不是大部分新加坡人的那杯茶，這裏封路那裏死路，會把新加坡人搞瘋的。
像香港人那樣上街示威？這裏封路那裏封路，會把新加坡人搞瘋的。（彭博社）
要把一大群不受控的“死鬼仔”撲滅在萌芽中，就繼續下猛藥把新加坡人養成理性的“經濟動物”，然後再通過“新加坡對話會”讓新加坡人覺得被賦予參與政策制定的權益，與政府形成了“夥伴關系”，即便這個夥伴關系不一定是平等的，只要參與者的自我感覺良好就好。
不過，有兩個民生問題是地雷，一個是HDB，一個是CPF。99年組屋屋契的問題攪動了一池春水，CPF儲蓄永遠都拿不出全部又無法靈活使用也讓民衆很不爽。（尤其是CPF，這三個字在紅螞蟻平台上已取代MRT（地鐵）成爲最吸睛關鍵詞）。這兩個問題如果處理不好，久了新加坡人也會被惹惱的，佛都有火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