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想參與聖戰、而另一位則願意爲伊國組織獻出性命，但兩人在被拘留過後，成功改造並重新融入社會。
《亞洲新聞台》在由內部安全局安排的系列訪談中，與幾位曾在內安法令下被拘留的前自我激進化分子對談，了解他們的故事。
“你不覺得有人必須做些什麽嗎？”
“人是不是已經完全沒有人性了？”當年年僅18歲的“伊爾凡”（匿名）在Youtube上，看了不知多少個敘利亞內戰的影片後，向母親這麽問道。
“你不覺得有人必須做些什麽嗎？”伊爾凡當時心想，若沒人想幫忙的話，那他願意出手相助，拿起武器參與聖戰，並讓敘利亞的回教徒重獲自由。如果他犧牲了，他將成爲烈士並上天堂。
他說：“我想在我的生命裏，做一件有意義的事。”
相同的，另一名新加坡人“肯尼”（匿名）也想加入武裝組織，深入敘利亞去拯救那裏的婦女和孩子。
他說：“我當時只是想出一份力，盡我所能地去幫助那裏的人。”
而與伊爾凡一樣，肯尼也做好了隨時犧牲的准備，但不同的是，他是要在對抗恐怖組織伊斯蘭國（ISIS）的抗爭中死去。
不過兩人最終都沒有踏足敘利亞。他們被當局以內安法令逮捕。在法令下，自我激進化分子將被扣留或限制長達兩年，之後才等當局延續禁令或允許失效。
內政部表示，我國自2002年起，已拘留了近90名涉及恐怖主義活動的分子，近四分之三已被釋放。截至6月20日，有21人仍被拘留，另有21人接獲限制令。
“我從未透徹地想過這件事”
伊爾凡原本只是一個想尋找內心平和的青年，他形容，他就像沿著一條“黑暗的道路”，越陷越深。
目前正在大學修讀創意相關學位的伊爾凡，從小在一個宗教信仰很深的回教家族長大，母親常敦促他禱告。
但正值18歲的他，年輕、喜歡音樂和社交生活。“我會參加演出和會演，在那種擁擠的環境中、享受音樂，必然會有你不應該做的事情，這被認爲是非回教的……我不是很爲自己感到驕傲。”
他會做出如喝酒等“惡習”，伊爾凡不斷地在取悅父母和享受樂趣之間拔河。他認爲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通過尋求更多的宗教知識，來獲得救贖。
現年20多歲的伊爾凡說：“所以我開始上網搜索，那最終讓我陷入困境，看了很多宗教和陰謀視頻後，事情從那時起，就失去了控制。”
他在過後的多年內，深入研究911事件和阿富汗的各種陰謀論，他開始遠離常與自己去狂歡的朋友，最後甚至選擇呆在家裏，並在社交媒體上分享他的觀點。
“朋友們注意到了，但沒有人真正地伸出手或者說什麽。”
“到後來，一些親密的朋友會擔心，但我分享得越多……越多人認爲我是異類。”
最終的觸發因素是他對敘利亞局勢産生的情緒反應。他說：“我感到非常傷心，因爲沒有人做任何事情，”
“在我的腦海裏，如果我去那裏，我會想出辦法……我已經做好了心理准備，但僅此而已。我從來沒有真正考慮過實質問題，像是我應該要帶什麽東西去。”
與他相同，肯尼除了到敘利亞的單程機票外，也沒有任何具體的計劃：沒有聯系人、沒有預訂酒店、沒有兌換貨幣，什麽都沒有。
當年26歲正爲建築行業深造的肯尼說：“我只是下定了決心，就在同一天買了一張票。”
“我沒有告訴任何人，我沒有收拾很多衣服，我只是離開了。”
他只知道，自己想擺脫一切的財務問題 – 他欠下各種機構和個人的五位數的款項。從他第一次偶然地看到了敘利亞戰爭的新聞開始，這個想法幾個月來一直在他腦海中徘徊。
無宗教信仰的肯尼說：“我在想，因爲我在新加坡有這麽多的麻煩，也許我去了敘利亞，做一些比我在這裏能做的，更大偉大的事情 ，也許它會讓我的生活更有意義。”
“反正我的生活很悲慘 – 與他們的生活沒什麽不同。我能理解他們的感受……人們催我還債，很不容易。”
百分百的改變
肯尼在被當局逮捕時，已經抵達了“第三國家”的過境處。他被抓以後立刻被送返回新加坡，並直接進入調查審問。
“我不知道該對父母說些什麽，我找不到向他們解釋的方法。”
在被拘留期間，肯尼開始接受與心理學家的會面，他能幫助肯尼一起解決問題。
“我通過講述自己的故事，更好地了解了自己 – 就像反思一樣，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看到我生活中出了什麽問題，並知道下次如何做得更好，”
內政部表示，每名被拘留者都將進行個人評估，並根據具體需求量身定制改造方式。
以伊爾凡爲例，他對分配給他的宗教輔導員感到放心，因爲他能夠與他們澄清回教的概念問題。
伊爾凡說：“烏斯達茲（宗教教師）讓我看到，在這個時刻，世界就是這樣，我們作爲回教徒不能只宣稱聖戰 – 我們需要一個具有宗教權威的人，就像穆夫提一樣……來領導回教社群。”
而最終讓兩人都成功改造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他們最終願意接納周圍的人-特別是家人。
“我以前都把所有事放在心裏。”作爲獨生子的肯尼說道。“沒有人知道我的問題 – 這是一個自尊心的問題，我以爲我能自己解決所有問題。
“現在我意識到，如果我和父母和親戚交談，他們可以幫助我……在這次事件之後，我的父母和我的關系越來越近了，我們的關系就更好了。”
至于伊爾凡，雖然她和家人分享他的激進觀點，但這僅造成了他們進一步的爭吵。
作爲家中長子的他表示： “他們非常亞洲父母式地帶過這件事，只說’不要看這些東西’。”
“如果我的父母能夠看到他們的兒子是有興趣學習，也許我們能夠一起去清真寺尋找宗教知識，那會更好。”
伊爾凡回敘自己被釋放後，在家裏共進晚餐，他記得那是一個很特別記憶。“感覺就像我們有一段時間沒有這樣 – 當你年輕、並試圖分享所有這些東西時，他們不在……然後你犯了一個錯誤，他們開始注意你並關心你。”
伊爾凡和肯尼都對自己能重新融入社會表示有信心，盡管後者承認最初會擔憂，自己的身份會影響他求職。
肯尼說：“我不會說這很容易，但是……我現在正走在正確的軌道上，”
“我將來需要更深入地思考自己的行爲，過去我缺乏計劃，實際上，我缺乏一切。”
伊爾凡說，他的心靈和思想“百分之百地改變了”。
但他強調道：“我仍然喜歡欣賞音樂，外出、玩樂、享受社交生活 – 但在宗教身份方面必須保持平衡”
“我兩個都接受，但不代表擇其一。”
他補充說，他被拘留期間的官員對他來說仍然“像兄弟一樣”。 “在恢複和重返社會方面，他們總是伸出援手……如果我需要幫助，他們就會在那裏。”
伊爾凡繼續說道：“我開始考慮更大的想法，比如我想做一份生意，做我小時候夢寐以求的事情，爲自己創造一些可存留下來的事物。”
“挫折推動了我前進，我內心變得強大。如果我能夠經曆這一切並生存下去，我任何事情都能度過。”